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道路丛书·学术：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治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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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香港问题一直是中央和香港政府关注的焦点，而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研究香港问题的本质和变迁对解决目前香港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使香港政治常态化有重要意义。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道路丛书·学术：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治》为中国道路丛书香港系列书（总计3本）之二，主要讨论香港的民主发展情况与独特的民主观，以及回归前后殖民政府的管治与特区政府的管治。香港是一个独特的经济体，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结束后回归中国，香港也从一个特殊的“英国殖民地”成为“一国两制”框架下实行“高度自治”的中国特别行政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香港走出了一条独特民主发展道路，特区政府成立后，也一直在进行新政治秩序的探索。而由于特殊历史社会原因形成的“局部民主化”与诸多其他因素（如内外环境不利、管治能力不强以及反对势力阻扰）交织在一起，使得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困境重重，影响了香港社会的稳定。

作者简介

刘兆佳，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香港政府首席智囊之一，原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政府首席顾问，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家。学术研究领域为社会与政治发展、政治制度，从事香港问题研究近40年，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过渡期，即1993~1997年，刘兆佳先后以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与中央主导的香港回归祖国的工作，并就特首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提供意见。2002~2012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为香港特区政府管制香港提供了政策咨询，也为中央治港提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目录

序

第一部分 民主之路
第1章 香港的民主化道路
第2章 香港民主发展的模式及参考意义
第3章 新政治秩序下管治策略的探索
第4章 局部民主化困境重重
第5章 局部民主化、政党及其成立契机

第二部分 管治形态
第6章 董建华的管治策略与能量
第7章 董政府制度与政策改革的社会响应
第8章 新政治游戏规则与特区的管治
第9章 从非常态政治到常态政治
第10章 殖民统治末期的“难以管治”问题
第11章 英国的管治能力与“光荣撤退”

第三部分 民主观
第12章 局部的民主愿景
第13章 在自由专制和民主之间
第14章 矛盾的民主观
第15章 再论矛盾的民主观

精彩书摘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道路丛书·学术：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治》：
　　香港早在“二战”后不久就紧随经济起飞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社会，拥有较高教育水平的民众、颇高的生活水平、相对成熟的法治根基、广泛的自由、不错的人权保障、安定的社会和高效率的公共行政管理等，甚至连一些历史悠久民主国家（更遑论非民主国家或其他殖民地）缺乏的条件香港也具备了。然而，香港政治前途问题出现前，香港仍是由以英皇委任总督为首的殖民政府，以典型殖民地的方式来管治的城市，完全谈不上有明显的民主成分。
　　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人在其漫长的殖民统治岁月中一直拒绝引入民主改革，坚持把政治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事实上，在其整个殖民统治过程中，英国人不曾遇到要在香港推行民主政制的压力。在只有继续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或重回祖国怀抱的两种选择背景下，香港从未出现反殖民或独立运动，也没出现要求回归祖国的行动，因此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始终没有经受过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所以无须以民主改革去换取港人的支持。6同时，英国也担忧在民主选举下，支持中国政府的政治势力会取得政治权力，从而变成对殖民地政权的威胁。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全局性的政治考虑，中国政府允许英国继续管治香港，但任何包含“还政于民”或“独立政治实体”意味的政制改革均不可以推行，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英谈判香港政治前途前夕，香港没有经历过具有实质意义的民主变革。
　　然而，在明白殖民统治将于1997年终结时，基于“光荣撤退”的考虑，并为扶植亲西方势力以掌控“九七”后的香港特区政权，英国在中英谈判尚未结束及在没有港人强烈要求下，匆匆推出“代议政制”改革计划，旨在于“九七”回归前产生一个“植根于港人”的民选政府。英国人也刻意鼓动港人的民主诉求和反共情绪，延揽反共民主派为政治盟友，同时大力向中国政府和“爱国爱港”力量发动斗争。
　　英国政府的民主改革计划，因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以及在香港缺乏广阔和坚实的支持而举步维艰。尽管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强行实施其政制改革方案，有关改革也无法过渡到回归之后。可以说，英国的“代议政制”改革只能局部完成，但却造成反共民主派势力发展和香港内部政治分化之局。
　　事实上，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等承诺的大前提下，中央政府在香港回归后也必然要推行政制民主化以做出配合。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展示中央政府对港人的信任；另一方面则通过回应港人的民主诉求，以增强他们对香港前景的信心以及对中央政府对港政策的信任。不过，中央政府在处理香港的民主化问题时，较英国政府有更长远和周详的考虑，也可以说是采取了更负责任的态度。毕竟，中央政府必须认真考虑香港的长远繁荣和稳定，特别是要确保香港在回归后较之在殖民时期有更好的发展，并且能为整个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
　　中央对港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以“一国两制”为原则，维持香港原有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政治权力比较集中的行政主导体制，保存和提升香港的经济活力与对整个中国的价值。与此同时，鉴于香港内部存在不少反共势力，港人的“人心回归”需要颇长时间，而境外反华势力也必然会利用香港打击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中央需要在香港的政制民主化过程中保留它的宪制主动权和主导权。所以，香港的民主发展，除必须得到中央同意外，也一定要打消掌握香港经济命脉的商界精英的顾虑，而民主化进程肯定需要循序渐进，不可一蹴而就。《基本法》所规定的香港回归后的政制民主化模式，充分反映了中央政府视香港政制为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工具的战略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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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治》和《香港人的政治心态》三册书汇集了近40年来我对香港回归前和回归后所做研究的主要学术论文，其中大部分论文原以英语撰写并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期刊发表，现在经翻译首次以中文出版。这些学术论文反映了我学术生涯中不断变化的研究重点和目标，也反映了在过去半个世纪香港社会与政治的急剧变迁。，这些学术论文既代表我个人的学术成果，也可以说是香港历史的印记。借着这三册书与读者——特别是内地读者——见面的机会，我也全面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
　　1975年，我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工作半年后便回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我的博士论文探讨了19世纪中国儒家精英在整合和领导传统中国社会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并着重指出政治与社会的分崩离析与儒家精英的弱化和解体有关。虽然之后我仍然对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与思想有浓厚兴趣，但这不再是我的研究重点。研究重点的转移并非完全由我个人的学术志趣驱动，在很大程度上反而与研究机遇、香港的变迁和“九七问题”的凸起有更大的关系。
　　尽管我年轻时念书的地方是一所由英国圣公会开办并以英语为主要授课语言的学校，但我在中学时期已经深深地被儒家思想，特别是其经世济民的主张所吸引，因此对中国语文和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特别着迷。我认可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和担当，并认为读书人应该有匡扶社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胞物与”的襟怀。中学毕业进入大学后，我放弃了研修中文和中国历史的初衷，转而主修社会学和经济学。经过再三思考，我决定以政治社会学为日后学术工作的重点，其中政治和社会发展、政治文化、政治体制、政治领袖、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乃研究重点所在。
　　即便如此，回香港工作后，我还需要物色具体研究项目，因此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头两年，我一直在摸索将来要从事哪些方面的研究。在此期间，我参与了社会学系的一项集体研究计划，该计划旨在探讨内地人民公社的功能和意义。假如这项研究能够启发我对“中国研究”的兴趣，则日后我的研究重点便会是内地而非香港。在当时的环境下，对于一位年轻学者来说，“中国研究”比“香港研究”更具“实用”价值，因为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中国研究”的文章比较容易，而发表国际学术界认可的文章的多寡对学者的学术事业来说关系重大。然而最后，我决定舍“中国研究”而取“香港研究”，这当中有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这不等于我特别“爱”香港。虽然我在香港出生、成长和受教育，但我的“国家情怀”比“香港情怀”要更浓厚一些。因此，爱香港并非驱使我其后几十年集中研究香港的动力。当然，随着时间的迁移，我对香港的感情不断加深，进而促使我更加锐意研究香港，并愿意对其未来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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