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6世纪，产于东方的茶叶即曾出现在西方人的游记中，他们到中国、日本、印度、东南亚旅行时，发现中国人有饮茶的习惯，经常在空腹时喝一两杯茶用于治疗热病、头痛、胃痛等病痛。而拜访中国的上流家庭时，主人会以饮茶款待贵客。因此，欧洲人对茶叶“最初的印象”是：茶是一种药，是体现待客之道的饮料。随着时间的流转，茶叶不仅是一种饮品，更代表着一种文化。中西方因各自传统文化的不同，产生了迥异的饮茶文化。西方形成了以英国为典型的红茶文化，红茶文化飘逸着贵族的气息，带着重商主义的色彩，欧洲强权为了满足对红茶及其佐料蔗糖的需求，不断扩大殖民地甚至不惜掠夺和贩卖奴隶，中国茶贸易之开始发展、鼎盛、衰微，也随之皆受制于外国市场。西方国家为能确实获得价廉物美之茶，向印度、锡兰与日本发展茶栽培业与投资制茶工厂，强制亚洲茶叶生产国发生竞争。本书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片段，揭示了中国茶叶在近代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展现它足以傲视咖啡、可乐等西方饮品的多彩多姿的一面。

内容简介

虽然喝茶的习惯源于中国，但东西方却由于本身传统文化的不同、环境的相异而产生不一样的饮茶文化。饮茶文化既是东方精神文化的象征，也是西方物质文化的表象。在全球化发展的今日，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当下，重新审视茶叶在当时的流通情况及其影响，展现它足以傲视咖啡、可乐等西方饰品的多彩多姿的一面。

作者简介

陈慈玉，日本东京大学博士，曾任淡江大学副教授，现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近代中国经济史，近代日本经济史。著有《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与世界市场》、《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日本历史与文化》(合著)、《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合著)、《台北县茶业发展史》、《台湾矿业史上的第yi家族――基隆颜家研究》、《日本在华煤业投资四十年》、《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

精彩书摘

　　《文明小史生津解渴：中国茶叶的全球化》：
　　在与年俱增的中俄茶贸易中，虽然由于海上交通发达与长江航运权的开放，使得经由敖德萨的输出茶突然增加，但恰克图的茶贸易依然不曾衰减。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经恰克图的茶贸易占中俄茶贸易的88%，19世纪80年代占有71%，19世纪90年代则为54%，而经由敖德萨的则为10%、20%与32%，但这并非表示恰克图之茶输入量降低，而是由于全部总输入量增加的缘故。
　　恰克图茶贸易之所以不太受海运发达之影响，根据《海关报告》，其原因是：1.大量经由恰克图而输入的砖茶为“自长城至北冰洋，自太平洋岸至乌拉尔山的西伯利亚诸民族”所爱饮用，且因俄国经略中亚，在南西伯利亚和中亚开设了新市场，再加上1864年俄国政府禁止砖茶从西边国界输入的缘故。2.经由蒙古陆路输送的茶叶之品质与香气，比经由海路输送到欧洲的茶叶略胜一筹。事实上，如前所述，由海路运输之茶（包括福建茶），因为商人的投机取巧，都掺有混合物而遭受批评。3.因砖茶需求日增，俄国茶商为了满足此一市场，乃于1869年在汉口、1872年在福州设立了使用蒸汽机的砖茶工厂，以便制造品质优良、水准一定的砖茶。因此，虽然经由恰克图之茶叶比海路输入的昂贵，但俄国茶商往往权衡市场需求而获取适当的高品质茶，故由恰克图输入的茶叶数量，仍然超过经由海路的茶叶总量。
　　总之，中俄茶贸易一直以恰克图贸易为中心，汉口在开港之前，是陆路运输的起步之处；在开港以后，则为汉口一上海一天津一张家口一恰克图路线之水路起点，且为汉口一上海-伦敦一莫斯科之海路运输的出发港，而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并可自汉口直接运茶至敖德萨。在1878年俄国义勇舰社（Russian Volunteer Fleet）设立汉口一敖德萨定期航路以后，俄国资本更掌握了海运茶叶至敖德萨的权利，例如阜昌洋行（Molchanoff Pechatnoff & Co.）便是其总经纪人。他们独占此线之茶贸易，并无英国商人的竞争，故集中于汉口以便运往俄国的两湖茶逐渐增加。天津也因为位于中俄茶贸易的水路与陆路转运点而繁荣；恰克图则因输往俄国的茶总量增加，遂不至于因海运开辟而动摇其地位。
　　进而言之，中俄茶贸易之所以逐渐增加，乃是由于俄国对于砖茶之需要与年俱增的缘故。砖茶的制造和输出皆为俄商所独营，其所以成功是由于茶末（原料）廉价、制造费低、输出税低和俄国进口税低的缘故。当时最大之花费就是运费（水路和陆路）。虽然俄国商人亦输出茶叶，但数量并不多，他们最主要的工作是制造砖茶。彼自俄国订单所得的佣金很高，绝不会招致损失，所以砖茶之制造与输出逐渐为其所独占。往昔，中国人在两湖产茶区以茶末制造砖茶，由山西商人长途跋涉，运至蒙古，俄商则到恰克图交易。自中俄《北京条约》汉口开港之后，俄国资本开始深入两湖产茶内地。1870年起，陆续在九江、福州等地设立工厂；1876年将两湖茶区之工厂迁至汉口，集中于汉口租界。他们以茶末和茶叶为原料，利用蒸汽机和其他机器制造砖茶，结果用料更省，品质也比手工制造的还要坚实，更在蒙古和西伯利亚广泛地被饮用。然而这一特殊贸易，直至19世纪80年代为止，皆为俄国人所独占，这不仅是因为中俄条约使俄国人能够享有自汉口直接利用水运运输至天津的特权，更因这种事业（制造与运输）需要强大的资本——在中国设置工厂与交易所，茶叶出售前长时间运输所需之费用，必须熟悉内陆运输之特色与所使用的语言，还得具备关于茶叶性质以及焙制过程等方面的充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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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近代以前，东亚、中亚、西亚、欧洲各民族与中国接触时，在手工业制品和技术方面，得自中国者多，给予中国者少。因此手‘工业可以说是形成中国“地大物博”的“宗主国”政治权威之一重要物质基础。直至21世纪的今日，Silk（丝）、Nankeen（南京棉布）、China（陶瓷器）、Tea（茶）等国际语言仍象征着往昔灿烂的中国手工业，曾经赢得西方的赞叹。
　　我在30年前开始研究茶业史，当时所以醉心于茶业，是因为它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媒介，是英国在18、19世纪从事海上贸易时所展开的东亚三角贸易之重要一环；它所呈现出的饮茶文化是东方精神文化的象征，同时也是西方物质文化的表象。借着对茶业史的了解，我略微知晓了所谓“西力冲击”的意义和内涵，也认识到19世纪以来东方和西方交会时所迸放出的“火花”，从而涌出了爱乡情怀。而在全球化议题发烧的今日，我们重新检视茶业在当时的流通情况及其影响，适足以说明它是全球化的中国商品。
　　基于这种认知，我撰写了这本小书。试图指出在全球化进程中，虽然以茶业为饮料的习惯源于中国，经陆路与海路传播至世界各个角落。但在东方与西方，却由于本身传统文化的不同，环境的相异而产生不一样的饮茶文化。西方是以英国为典型的红茶文化，此红茶文化飘逸着贵族的气息，带着重商主义的色彩，促使欧洲强权为了满足对红茶及其佐料蔗糖的需求，不惜伸展帝国主义的魔掌，在当时所谓的“落后”地区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殖民地，展开商品掠夺和人身买卖（奴隶）的活动。影响所及，中国茶贸易之开始发展、鼎盛、衰微，皆受制于外国市场。尤有甚者，当时支配贸易的外国商人为能确实获得价廉物美之茶，于是向印度、锡兰与日本发展茶栽培业与投资制茶工厂，强使亚洲茶叶生产国发生竞争。
　　本书就是从这些观点去构思的，期盼能描绘出中国茶叶在近代世界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显现出它足以傲视咖啡、可乐等西方产品的多彩多姿的一面。
　　两三年来，若非中兴大学文学院林富士院长（当时是“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不断鼓励与积极审查，我恐怕无法完成此书，现谨致以十二万分的谢忱。政治大学历史系彭明辉教授于百忙之中细心阅读拙稿、指出不少谬误，实在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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