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传》是中国历史与文学的重要典籍。本书通过对《左传》文本进行解读，力图去把握其中所蕴含的阐释往事的原则和模式。当古人开始有意识要探寻历史，他们会进以思考重现阐释过程的方法，会更加重视阐释历史的基础。那么，阐释的结构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又如何瓦解？对历史的理解有哪些可能，又有哪些局限？本书回答这问题。

作者简介

　　李惠仪，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1987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晚明与清代文学、先秦两汉历史著作等。著有《引幻与警幻：中国文学的情爱与梦幻》。

精彩书评

这一学术成果非常可观。它不仅提供了大量质量极高的英译（可与中文原文相对照），而且以精密细致的方式比较了不同的篇章，详细阐释了叙事所描述的事件。它意在分析修辞背后的目的，以及其他促使人们把《左传》视为“历史”的特质。
――戴伟生（Stephen Davidson）（美国西南大学）
通过此书的撰写，李惠仪为中国史学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一项有趣而重要的分析。她成功地论证了中国古代史官在保存过往文献的同时，不仅努力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更力图条理自己的经历和记忆，并为之赋予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古今中外撰写史书的人都会遇到这两个问题。因此，本书值得所有从事历史研究的专家阅读。
――王晴佳（罗文大学）

作者没有停留在表面的字句分析上，而是擅长在长时段的历史语境中发掘某一记录或同一事件不同论说形式背后的现实情境，在文本的裂隙中寻找言说者、解说者、记录者（而不仅仅是对话者之间）的不同立意。无论如何，李惠仪通过她的观点，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无比丰富与复杂的《左传》思维世界。

――文韬（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载于《中国学术》第三十五期，2015年）

精彩书摘

当我们能说故事，继而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们就有可能解读往事。当我们回首过去，所能讲述的并非是单一且不容置喙的故事，而是能呈现各式各样的叙事与议论，“解读往事”就会变成一个课题。“解读”的概念意味着“往事”具有文本的性质：一个文本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过去，往往还会掺杂更早的文本。这些更早的文本有可能是口述，也有可能是书面流传的。无论如何，一个文本往往会包含过往的文本所附有的阐释往事的原则和模式。同时，解读的概念把我们带到了古人最初对历史产生自觉意识的那一瞬。当古人开始有意识地探寻历史，他们会进而思考重现阐释过程的方法，会更加重视阐释历史的基础。那么，阐释的结构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又如何瓦解？对历史的理解有哪些可能？又有哪些局限？换句话说，我们能在什么范围内质疑历史？质疑历史本身又具有什么意义？

这本书试图通过系统研究《左传》（《春秋左氏传》）来探讨这些问题。

《左传》是中国历史与文学的重要典籍。为什么要把这一部记录了255年间（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68年）各种故事与言论的巨著视为“信史”？尽管以往也曾经出现少数著名的质疑者，其中包括朱熹（1130—1200）、顾炎武（1613—1682）、崔述（1740—1816），但传统论述一般认为《左传》的信史地位高于其他中国早期文献。许多现代学者也继承了这种看法，肯定《左传》是春秋时代的可信史料，把其中记录的历史事件当作事实，并从《左传》的文本中探勘春秋时代的思维方式和修辞风格。在现代通行的杨伯峻的注本里，假如其他早期文献与《左传》有所出入，其他文献往往会被认为是不可靠的。编年的体例、对时间与地点细致的描写，使《左传》的叙事和言辞看起来比其他早期文献更具历史的真实感。人们通常会认为《左传》的历史性与文学性取向不一，甚或互不相容。比如，坚称《左传》写实的人经常质疑屡见于文本中的鬼、神、预言和密谈，而文学史家却乐于把它们视为中国小说虚构手法的开端。《左传》对年月日的关注和大量的细节描述远远超过其他先秦文本。这些细节有时似乎无关宏旨，没有呈现明显的“教训”。仅就此而言，似乎也足以证明《左传》“实录”的美名。

然而，有人相信，读者应该把这些反映史实的特征与构成它的丰富的语汇区分开来。这种想法不免会误导我们。《左传》能否准确地描写史实，似乎是一个无从解答的问题。我们能确定的是，《左传》的文本反映了它形成的时间（约公元前4世纪）里主导的修辞模式与思想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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