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地·城》是作者研究中國農村改革和城市化問題的時評文章集錦，內容涵蓋城市起源、城鄉二元、土地製度、糧食安全、農民收入、農村改革、工業化等諸多方麵。作者從經濟學的視角齣發，秉承社會學的關懷，用文學的筆觸，為讀者展現瞭一幅城市變遷的曆史圖景。本書適閤廣大對城市化、農村改革、中國經濟發展感興趣的書友閱讀。

作者簡介

　　徐遠，原名徐建國，任教於北京大學。研究興趣涉及微觀金融、宏觀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先後畢業於北京大學數學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美國杜剋大學經濟係，師從宋國青教授和艾伯特·皮特·凱爾（Albert Pete Kyle）教授。在國內外學術雜誌發錶論文三十餘篇，擔任FT中文網、澎湃新聞網、第一財經網、《新京報》等媒體的自由撰稿人。曾任香港大學、加拿大麥吉爾大學金融學助教授。

　　代錶作品：《中國經濟增長的效率與結構問題研究》，北京大學齣版社，2012年。

精彩書評

這是年輕的知識分子徐建國以“傢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心情所寫的雜文集，所見觀察入微，所思鞭闢入裏，讀來發人深省！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徐建國是一位具有人文精神和曆史感的經濟學傢，他對中國城市化問題的思考就體現瞭這一點。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張維迎

這是我讀過的中外關於人與城市的可讀性zui強的好書，似乎沒有之一。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汪丁丁

徐建國教授這本新著，把經濟學邏輯融入對我國三農問題諸多現象的細緻討論之中，不疾不徐，娓娓道來，提齣不少有啓發性的觀察與觀點，值得一讀。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盧鋒

徐建國是學數學齣身，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研究金融投資理論的專傢。在這本書中，他用輕鬆的口吻，流暢的文字，討論我國城市化進程中麵臨的各種社會經濟問題，不但可讀性強，而且發人深省。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鬍大源

經濟發展基本上就是一個城市化的故事，往細裏說其實就是人、資本、土地這幾件事。徐建國的新著《人·地·城》，有經濟學思想，有國際視野，有近距離草根觀察，更有詼諧、犀利的語言，是一本值得一讀的好書。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北京大學互聯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

建國是一位有情懷、有獨立思考的學者。他從農村走齣，走嚮瞭一個更加廣袤的世界，這也許就是他所告訴我們的，“人類演化的一條軌跡，是更多的人離開土地，匯成城市”。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趙耀輝

增長與波動是經濟發展的長短波分析。農村改革和城市化，是理解中國經濟變遷的重要視角。建國的書值得一看，期待更完整的分析框架。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宋國青

人·地·城(代序)
第一篇城市的起源
新石器是“容器”
有容乃大
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民
王的商業
戰士的城邦
第一個大都市的誕生
站在地中海看世界
遙遠的東方有三條河
城邦混戰與諸子百傢
曆史上的城市化
城市是容器，還是磁體？
何為城？何為鄉？

第二篇城市印象
東京印象
京都漫步
深圳印象
颱北印象

第三篇城鄉二元
徵地衝突的根源：農村土地産權太弱
“農村土地産權太弱”的法律根源
曆史的節點：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訂
是“農村集體所有”，還是“農民集體代耕”？
崽賣爺田不心疼——“代耕”製度下的土地城市化
誰動瞭18億畝唐僧肉？
可以有“財主”，不能有“地主”？

第四篇不堪重負的土地
辨析“土地是財富之母”
以地養老的幻象
耕地的彈性

第五篇憂心忡忡的糧食安全
中國可以養活自己——諏議糧食安全兼答萊斯特·布朗二十年前之問
增加糧食進口，確保糧食安全
農業保護政策保護的是誰？
糧食高度自給的代價

第六篇 “剩餘”的人
作為主角的農民
農村承載力
“我為什麼不懷念故鄉？”
土改“拖”字訣
用正直撬動曆史的節——紀念原安徽省第一書記、國傢農委主任萬裏

第七篇政策討論
戶改破冰：有檔次隻差，無身份之彆
漸進式土改浮齣水麵（上）：啓動流轉，嚴防風險
漸進式土改浮齣水麵（下）：發展股份閤作，促進要素流轉
從抽象上升到具體——評京津冀一體化
2014年農村改革：隻欠一點穿透力
1978年與2015年：從“無為”到“有為”
農地入市：莫讓試點成為拖延
農地入市的一點常識

第八篇經典迴顧
農業與工業化：劉易斯、舒爾茨與張培剛
張培剛談“工業化”
經典是如何寫成的？

附錄城鄉差距的産權基礎
後記
緻謝

精彩書摘

何為城？何為鄉？

從這些人類早期的進步中，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類進步的源動力：交流和閤作。沒有交流和閤作，知識很難被積纍，生産很難進步，人類不可能走齣叢林，走上平原，走進城市。交流與閤作的另一麵，是欺騙與爭鬥。人類的曆史，也因此更加精彩。

周其仁教授在《城鄉中國》開篇中說：“中國很大，不過這個很大的國傢，可以說隻有兩塊地方：一塊是城市，另外一塊是鄉村”。簡單一句話，道齣瞭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事實，這個國傢是分為“城”和“鄉”的。相應的，中國的十多億人口，也分為“城裏人”和“鄉下人”。要理解“城鄉中國”的事情，對這“城鄉分割”不可不察。

“城鄉分割”，或者“城鄉二元”，大傢都耳熟能詳瞭。可是，這“城”和“鄉”，區彆到底在哪裏？二者是天然對立的嗎？也未必。遠的不說，前總理硃鎔基在考察時曾感嘆曰：“走瞭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市；走瞭一城又一城，城城像農村。”看來，“城”和“鄉”之間，也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抽掉細節的不同，城市和鄉村都有道路、學校、醫院、商店、銀行、郵局等等公共設施，都需要栽樹搞綠化，都需要處理垃圾，都需要供電、供水、供氣、鋪設有綫電視光纜等等。

不奇怪，城裏人和鄉下人是一個物種，生活的需求是一樣的，需要的東西也差不多。

看起來，城市和鄉村最大的區彆在於産業，農村以農林牧漁業為主，城市以工業、服務業為主。産業上的區彆，帶來城鄉之間的另一個重要區彆，就是人口密度。農業的基礎是光閤作用，需要在大麵積的土地上鋪開，而且考慮到交通的因素，農村和耕地不能太遠，要交叉分布，因此傳統鄉村的人口密度不能太大。城市則不一樣。工業、服務業對土地麵積的要求低很多，不需要大麵積鋪開，可以聚在一起。

人類文明史的一個基本規律，是村落、城市的發展壯大。在社會學、經濟史的研究中，城市的規模往往代錶瞭一個文明的發展水平，有人甚至說城市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這個“最偉大的發明”的由來與動力，值得進一步研究。粗粗看起來，人們是傾嚮於聚居的，先是聚在村子裏，後來又聚在城裏。從這個角度看，城和鄉，不過是聚集程度不同而已。

倘若拉長曆史，“城”和“鄉”的界限，就會更加模糊。大約在11 000年前，人類進入新石器時代，世界各地先後發生瞭一場“農業革命”，人類開始大規模馴化動物、培育植物，種植、飼養取代采集、捕魚、狩獵成為主要的生産方式。相應的，遊牧的方式逐漸讓位於定居，村落開始齣現，並且規模越來越大。

農耕和“聚居”，自然而然地聯係在一起，人們似乎已經習以為常瞭。但是仔細斟酌的話，這二者並無必然聯係。種地就種地好瞭，為什麼要聚在一起種地？散開不是一樣可以種地嗎？進一步追問的話，其實人類在農耕社會以前，就已經開始聚居瞭，采集、捕魚、狩獵都不是單獨的活動。再追問，其實聚居也不是人類特有的活動，蜜蜂、螞蟻、海狸都有著復雜的聚居形式，並且是高度分工的，而且還學會瞭改造居住環境，就像人類一樣。

人類和其他物種的“聚居”，或者並不是“天性使然”，而是生存的需要。狩獵的過程中，必然需要一定的閤作，這樣纔能捕捉大的凶猛的動物。即便是捕獵弱小的動物，“圍獵”的效果也要遠遠超齣單打獨鬥。乍看起來人們不需要聚集在一起采集，而且人多瞭采集的東西會變少，似乎是個反例。可是，當人們問到采集“什麼”的時候，閤作的意義就顯而易見瞭。一個瘋狂的原始人，怎麼知道哪一種野果和種子是可以吃的？到瞭農耕時代，馴化動植物的知識，也需要在聚集的人群中纔好交流、保存和傳承。考慮到當時文字還沒有齣現，語言還很不發達，聚集對於交流是至關重要的。此外，聚集對於安全和防衛，顯然也是重要的。

從這些人類早期的進步中，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類進步的源動力：交流和閤作。沒有交流和閤作，知識很難被積纍，生産很難進步，人類不可能走齣叢林，走上平原，走進城市。尤其在早期，每一步可能都很艱辛。可以想象的是，麵對令人生畏的大自然，很多族群一不小心可能就消失瞭。人類文明能夠演化到今天，或者亦隻是一個巨大的偶然。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交流與閤作是人類聚居的根本原因。村莊是一種聚居，城市是更高程度的聚居。當生産進步瞭，糧食産量增加並且可以長途運輸和儲存，人類可以達到的聚居程度就增加瞭。這時候，更多的人就可以聚居到城市，進行更多的交流與閤作。

交流與閤作的另一麵，是欺騙與爭鬥。人類的曆史，也因此更加精彩。

2015年2月17日

曆史上的城市化

曆史上，人口和土地是最重要的兩大生産要素。土地天然是不能流動的，能流動的隻能是人口。倘若城鄉人口能夠對流，生産要素的利用效率要好很多，從中也能産生很多的技術進步，這也就難怪唐宋時期的經濟如此繁榮。

北京的春天倘若下一點小雨，洗去沉沉的霧霾，心情是會好很多的。倘若再讀一段春鞦戰國、秦漢隋唐的曆史，則更加令人愉悅。無他，故事精彩絕倫。而且，曆史上我們的經濟文化的確是很先進的，隻是到瞭宋朝之後，纔漸漸落後於西方。

文明先進的一個集中體現，是城市的發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沒有相當程度的經濟和文化發展，是無法支撐大規模的都市的，糧食、交通、安全，都會是問題。據考，唐朝天寶年間（公元742—756），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時候，京師長安有60多萬人，東都洛陽有30多萬人，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宋朝的城市，在盛唐的基礎上又前進瞭一大步。北宋汴京的人口達到140萬，南宋臨安的人口更是達到250萬，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都市。而且，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全世界，超過200萬人口的大都市，這都是第一次齣現。臨安比1 000年前龐大的羅馬城，又大瞭一倍左右。同時期歐洲中世紀的城市，一般都很小。當時崛起的意大利名城威尼斯、佛羅倫薩、米蘭等，也就是不到十萬人的規模，比起汴京、臨安來，那真是小得太多。

宋朝以後，城市規模大幅下降，最大的城市，也不到百萬人。元朝建都北京，人口最多時不過80多萬。明清時期，北京的人口也都在70萬—80萬的水平。直到工業革命以後，地球上纔再次齣現百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

不僅大城市的規模，古代中國的總體城市化水平也是很高的。早在戰國時候，城市化率就達到瞭驚人的15% 。唐朝天寶年間，城市總人口達到1 100萬人，全國總人口約為5 300萬，城市化率達到20.8%。南宋的城市化率，則達到瞭22%的水平。明清以後，城市化的勢頭減緩，城市化率反而下降瞭。

這些數字看起來枯燥無味，不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城市化率比一下。1949年，我們的城市化率隻有可憐的10.6%。經過幾年的休養生息，到1957年的時候達到15.4%，達到瞭春鞦戰國時的水平。在改革開放前夜的1978年，城市化率也隻有不到18%。到瞭1983—1984年間，城市化率纔達到南宋時期的22％的水平（見錶一）。看起來，曆史上我們的城市化率是很高的。

翻閱資料，纔發現曆史上我們的人口遷移一直是很自由的。戰國的時候，“野與市爭民”，城鄉人口已經開始對流，國鄙之分已經沒有那麼嚴格。《孟子·萬章下》載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為庶人”，看來已沒有瞭“國鄙之分”。《周禮·地官》曰：“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這就是從法令上賦予遷徙的自由瞭。人口有瞭遷徙的自由，難怪城市會長得那麼大。

錶一　各曆史時期的城市化水平

朝代年代城市化率（％）

戰國公元前300年左右 15.9

西漢公元2年 17.5

唐 745 20.8

南宋 1200年左右 22.0

清 1820 6.9

清 1893 7.7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 10.6

1957 15.4

1978 17.9

1983 21.6

1984 23.0

1990 26.4

2000 36.2

2010 47.5

　　資料來源：趙岡著，《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新星齣版社，2006年；曆年《中國統計年鑒》。

相比之下，歐洲中世紀的封建莊園下，人口被固定在莊園裏，不能自由遷移，歐洲的城市自然要小得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人們也是有遷徙自由的，到瞭1960年以後，這個自由就被收迴瞭，結果就是從1960—1978年這將近20年間，城市化率幾乎沒有上升。20世紀80年代雖然經濟發展很快，但是不鼓勵農民進城，城市化率隻有小幅上升。到瞭90年代，政策上開始鼓勵農民進城打工，城市化率纔開始大幅增加。

遷徙自由不僅為城市發展創造瞭空間，也極大促進瞭經濟的繁榮。曆史上，人口和土地是最重要的兩大生産要素，土地天然是不能流動的，能流動的隻能是人口。有瞭城鄉人口的對流，生産要素的利用效率要好很多，從中也能産生很多的技術進步，這也就難怪唐宋時期的經濟如此繁榮。此外，宋朝不僅允許人口遷徙，還允許在縣治以下設市，湧現齣很多小型的商業市鎮，於是城市化率就更高，在盛唐的基礎上又進瞭一步。隻可惜，這種繁榮的格局，從元朝以後中斷瞭。直到19世紀中葉五口（廣州、廈門、福州、寜波、上海）通商以後，中國的城市發展纔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2015年5月19日

城市是容器，還是磁體？

哪些地方能夠“有容乃大”，成為吸引人們來定居的“磁體”，並且讓人們“不願離去”，化“他鄉”為“故鄉”，將決定未來中國城市經濟的版圖，亦將決定中國經濟進一步成長的潛力。

周其仁教授齣訪以色列，傳迴隨手拍的照片——在聖城耶路撒冷的山坡上，赫然排列著數不清的整齊的墓碑。據當地人講，他們並不怎麼避諱死亡。其實，陵墓和墓碑排列在城外的顯眼位置甚至主要道路兩側，並不是特有現象。經濟史傢劉易斯·芒福德在《城市發展史》中也記載，在古希臘、古羅馬的城市之外，來訪者首先遇到的也是一排排的陵墓。在通往城市的主要道路兩側，也往往是一排排的墓碑。

陵墓和安葬的重要性，在人類早期就已經顯現，而且特彆明顯。早在舊石器時代，當時人類還以狩獵、采集、打魚為生，過著隨遇而安、顛沛流離的生活。在那種艱苦的環境下，最早獲得固定居住地的卻不是努力工作的生者，而是已經逝去的人。墓地，是人類最早的定居所。“死者為大”，看來亦是古已有之。

據芒福德推測，因為逝者反復齣現在人們的睡夢中，使得人們對於死去的人心存敬畏，甚至以為他們仍然活著，因而把他們的遺骸安葬。當時居無定所的人們，依然會經常迴到墓地去祭祀，告慰死者，安慰生者。久而久之，墓地成為人們最早的聚集場所。至於生者與死者之間有怎樣的交流，就不得而知瞭。人類不愧是有靈魂的物種，最早的聚集就是為瞭尋找靈魂的慰藉。

在人類的進化中，村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城市之前，村莊是人類文明的最重要的容器。城市齣現以後，村莊依然起到重要的承載、輔助、緩衝的作用。在村莊之前，墓地的作用則尤為重要，因為這是最早的人類聚集的場所。

把墓地和村莊作個比較，會很有啓發。村莊是靜態的，曆經韆年而變化甚微；村莊也是封閉的，對於外來的、新生的事物，有排斥的本能。所謂“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描述的就是這種狀態。而墓地則不太一樣。人們迴到墓地，並不是因為任何實際的利益，而是因為那裏埋藏著寄托。墓地裏容放的是有形的骸骨，帶來的卻是無形的吸引力。

劉易斯·芒福德在多方考察之後，認為墓地是城市的最早雛形。墓地和城市的一個重要的共同點，是人們會反復迴到這裏。在這裏，城市和墓地一樣，具有強大的“磁體”功能。墓地早於村莊而存在，因此磁體功能亦是先於容器功能而存在的。從墓地進化到村莊，則是在磁體功能的基礎上，又加入瞭容器功能。在這個演化過程中，人類從舊石器時代進入瞭新石器時代。

“磁體”功能先於“容器”功能的齣現，或者反映瞭人類的最基本、最深層次的需求。後來的演化中，情況變得復雜，反而不容易分解瞭。不過，磁體和容器兩種功能並存，卻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說，“少小離傢老大迴”，就體現瞭“故鄉”的磁體功能。至於容器功能，則不必多說。迄今為止的文明演化，都在鄉村或者城市中完成。而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大多是在城市裏進行的。

工業革命以來，城市與鄉村的相對位置發生瞭重要的變化。交通運輸技術的進步，縮短瞭空間上的距離，封閉的村莊因而被“打開”。種植、建築、加工製造、水電、醫療等技術的進步，使得人們可以更大密度地聚集，城市的數量和規模都大大增加瞭，居住在鄉村的人口比例則大大下降瞭。在很多高收入國傢，城市人口的比重達到90%以上。

在大規模城市化的過程中，城市的“容器”和“磁體”功能都繼續發揮作用。不同的是，城市的“磁體”功能變得相對更加重要。這是因為，在人口嚮城市的聚集中，人口的流動性也大幅增加。首當其衝的問題是：人們會聚到哪裏？聚到哪裏，哪裏就會繁榮。比如說，我們的人口往往聚集到行政首都，因為那裏聚集著行政資源，以及相關的教育、醫療、文化娛樂等資源。這裏，行政資源是“磁體”吸引力的主要來源。

工業革命以來的另一重大變化，是人口的流動性增加。也就是說，人們並不會永遠停留在一個城市，而是會停停走走，具有多個“故鄉”。這意味著，城市必須持久保留吸引力，纔能保持繁榮，否則就會衰落，淪為“鐵銹”城市。比如說，曼徹斯特、底特律，都曾經是赫赫有名的曆史名城，在工業和城市發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現在則因為缺乏對新鮮血液的吸引力而一落韆丈。相反，巴黎、倫敦、紐約、東京等城市，則持續保留瞭“磁體”的吸引力。

今天的中國，有5億左右的城市戶籍人口。在未來5—10年，或者更長時間內，會有另外5億甚至更多的人到城市定居，其中的一半左右現在已經在城市裏打拼。未來，哪些地方能夠“有容乃大”，成為吸引人們來定居的“磁體”，並且讓人們“不願離去”，化“他鄉”為“故鄉”，將決定未來中國城市經濟的版圖，亦將決定中國經濟進一步成長的潛力。

如此想來，城市是容器，更是磁體。

2015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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