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15
大时代中的起伏跌宕与悲欢离合
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简史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两次获得者
著名作家李辉的精彩之作
所谓旧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们不能忘却的噩梦。书中所写的这些人物,从胡风、冯雪峰、巴金、萧乾、赵树理,到丁聪、吴冠中、王世襄、黄苗子、郁风等,个别人在大时代中被吞噬,大部分则乐观、坚韧甚至委曲求全地挺了过来,从而他们才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更加珍惜生命,珍惜文化创造的可能。
李辉,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主要作品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沧桑看云》等。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首届鲁迅文学奖。2007年因在《收获》专栏“封面中国”获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项。2014年因《绝响》一书再获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项。
自序:旧梦难去,重温在心
旧梦重温时——“五七干校”的历史回望
巴金:思想史,如江水奔腾
胡风:风雨中的雕像
冯雪峰:凝望雪峰
赵树理:清明时节
萧乾:难以重叠的重叠
戴乃迭:嫁给中国
黄苗子与郁风:微笑着面对
丁聪:画卷就这样展开
王世襄:自己的天地
吴冠中:在黑白灰的世界里
冯亦代与郑安娜:陪都迷离处
静听教堂回声
王世襄:自己的天地
铺天盖地的风暴中,王世襄被迫率先起来“自我革命”。他环顾四周,家里都是多年精心收藏起来的珍贵文物。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等等,在这场风暴中,它们无疑都属于应该破除之列的“四旧”。或者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或者反映出主人没落的生活情调。显然,在这样的情形下,王世襄非常害怕这些他所珍爱的东西,会在随时可能冲进家中的中学生红卫兵们手中化为灰烬。他主动跑到文物局,请文物局的红卫兵前来抄家。这些红卫兵的确与众不同,虽然是抄家,却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运走时非常小心。黄苗子的儿子大刚记得一位同学讲过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小学生到院子里来看热闹,在一块古代巨型条砖上踩了一下,一位红卫兵便训斥道:“靠边点,踩坏了怎么办?”那个小学生说:“踩坏了我赔!”红卫兵说:“你赔得起吗?你知道这是哪个朝代的?”吓得小学生赶紧站到了一旁。
王世襄的举动启发了黄苗子、郁风。家里有不少珍贵的藏书藏画,其中有黄苗子为研究古代美术史而购买的一大批明清刻本书籍,有些还是国家图书馆都难以找到的孤本、抄本。他们担心这些书同样会被糟蹋,便由黄苗子主动前往美术出版社,请求造反派来抄家,将这些珍贵的东西一一收走。
对于那些对“文革”感到陌生的人们来讲,王世襄、黄苗子的举动,不免显得不可思议。或者说,人们难以理解,这些视文化为生命的文人,怎么会如释重负地抛弃自己的珍爱之物。书、文物,没有了这些,他们的价值又何从体现?
但是,只要走进当时历史场景之中,只要设身处地地走进他们的内心,就不难理解他们。在一个被“革命”热情燃烧得疯狂的年代,在一个文化被纳入政治范畴予以政治审判的年代,在一个个人权利和兴趣乃至个人隐私被完全排斥的年代,文人又如何能回避现实?他们要么如同邓拓、老舍、傅雷那样,在绝望之中以一种绝对方式告别这个世界,要么就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强迫自己适应变化了的生活。显然,大部分人只能选择后一种方式。
他们不得不随着潮流贬低文化的价值,不得不高呼口号以表示自己已经与过去告别。甚至有些人也真的认为自己的兴趣、爱好是毫无价值的,是与革命相对立,是自己身上耻辱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抛弃旧我也就不再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他们乐于这样做。而且,唯恐别人不允许自己这样做。但是,实际上他们内心又怎么可能如此决绝,如此轻松?当看到运走他们文物的几辆卡车驶出胡同口时,他们的心一定在滴血。毕竟是多少年与他们相依为命的伙伴,毕竟是自己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与它们告别,终归难舍难分。唯一聊以自慰的是,虽然他们不再可能与之天天相伴,不再可能著书立说,但这些文物如果保留下来,便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利用。
有这样一种深藏的愿望,恰恰表明他们无论怎样试图改变自己,无论如何想跟随时代,但骨子里永远保留着对文化的热爱。
戴乃迭:嫁给中国
1937年,当戴乃迭走进牛津大学校园时,她再度把注意力放在了中国身上。此时,距她离开中国已整整十年。
说实话,在牛津大学第一次见到杨宪益时,戴乃迭只是好奇地注意到,面前这个年轻中国学生,眼睛细细的,一脸苍白,举止文绉绉,人显得颇有些拘泥。不过,戴乃迭说,杨宪益对祖国的爱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当她到杨宪益房间去的时候,看到墙上挂着杨宪益自己画的一张中国不同朝代区域划分的地图。
戴乃迭结识的这个中国留学生,的确与众不同。他懒散、贪玩、调皮,似乎诸事漫不经心;但他却又绝顶聪明,兴趣广泛,学识渊博。他天性乐于顺其自然,无拘无束,在中国传统文人中,竹林七贤恐怕是他最为倾慕的先贤。在戴乃迭接触到的中国留学生中,大概只有他身上最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他喜欢收藏字画,喜欢吟诗,喜欢在酒中陶醉。这就难怪戴乃迭爱上了他。戴乃迭晚年曾在朋友面前开玩笑说,她爱的不是杨宪益,而是中国传统文化。虽是玩笑话,但也说明在戴乃迭眼里,两者之间有一个完美的结合。在他们结婚之后的漫长日子里,杨宪益身上的这一特点愈加突出,戴乃迭可以为自己的直觉和选择而满足。
那是值得留恋的日日夜夜。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杨宪益结识了戴乃迭,并且很快爱上了她。
说浪漫也很浪漫。爱玩、爱恶作剧的杨宪益,恐怕连自己也没有料到,在爱上了戴乃迭之后,人渐渐变得本分了许多。曾经尚未确定生活目标和学业方向的他,终于因为戴乃迭的出现,变得专注了许多。
回到文章的开头。
戴乃迭和杨宪益爱情关系一旦确定,阻力首先来自乃迭的母亲。
“母亲见到过不少不幸的婚姻,因此她坚决反对我嫁给宪益,尽管我父亲认为,如果我们精神和谐,我们的婚姻就可能美满。”戴乃迭回忆说。
母亲的反对无法动摇戴乃迭的决心。只是在年满二十一岁可以独立自主的年限之前,她还不能做出决断。她等待着那一天。
杨宪益也有他的顾虑。在他的眼里,美丽的戴乃迭本来生活在一个舒适的家庭,而战火中的中国,却十分艰苦,如果和他结婚并一同回到中国,根本不可能保证起码的生活水准。他在乃迭面前,提到一首自己喜爱的摇篮曲,说乃迭这样的姑娘,本应过着歌曲中描述的生活:坐在垫子上缝针线,吃草莓,吃糖,喝牛奶。
所有的顾虑、迟疑、反对都没有改变戴乃迭重返中国的决心。她的心中,不仅仅有记忆中的快乐与多彩,不仅仅有令她神往的悠久文化,更有让她迷恋的杨宪益。像她这样出生于传教士家庭的姑娘,一旦确立了志向,她将终生不渝。不管人生旅途前面会发生什么,只要两个人心心相印,他们会一直走下去。
1940年,盼望回国已久的杨宪益,带着同样热切盼望重返出生地的戴乃迭,登上前往东方的海轮。
离开英国之前,在申请护照时,戴乃迭遇到了负责颁发护照的官员的充满疑虑的询问。
谈到关于前往中国的目的,戴乃迭对颁发护照的官员说:“我有一份在中国的大学教书的合同。”
“你不要相信中国的合同。最终我们会不得不花政府的钱去帮你回国。”那个官员说。
“我和一个中国人订了婚,我们会一起去。”
“你会发现他早已有了两个老婆。我们最后还是不得不花政府的钱帮你回国。”
这时,戴乃迭为了让官员相信自己的确有能力在中国生存,只好搬出已经在中国工作多年的父亲来作后盾。他当时正在中国参与他发起的工业合作社工作。她说:“我父亲现在在工合组织工作。”
“哦,这样情况倒不一样。”
终于说服了护照官员。也许这个官员的忧虑有他的理由,他显然处理过一些棘手的案例。因此,他的担忧和疑虑可能出于善意,是对自己同胞未来命运的关心。但是,他不可能理解戴乃迭,更不可能理解她与杨宪益之间坚实的爱情基础。一旦她做出了选择,她会执着地走下去。后来的生活道路证实了这一点。哪怕从踏上战争中的中国土地的那天起,她就开始经历种种意想不到的艰难、困苦,但她始终没有怨言。她所追求的、她所满足的是与杨宪益之间的心心相印和相濡以沫。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渐渐凸现出来。
然而,一生中最为严峻的磨难与考验,在二十几年后的“文革”期间在他们身上降临。
赵树理:清明时节
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对赵树理显然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他也曾和许多人一样,为热火朝天的建设高潮而欢呼,但一旦他走进农村,一旦深入到农民中间,生活告诉他的东西就远远超出了报告、报纸、广播。他此时在家乡当挂职县委副书记,一日甚过一日的浮夸风,干部领导生产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乃至人民公社形式本身所存在的弊病,都不能不令他忧虑,令他思考。
当年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还清晰记得赵树理在实际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务实精神。在1959年2月中旬,县里召开春耕生产誓师大会。蓬勃兴起的大跃进热潮,已经使不切实际的浮夸风已经蔓延至农村每个角落。各级干部们唯恐自己落后于他人,生产指标于是报得越来越高,互相攀比,顿时成为时尚。一个大队的领导在会上报了一个十分惊人的计划,被树为全县的跃进典型。赵树理听了则心情沉重。会后他便找到这个大队干部开门见山地说:“我算了算账,照你这样的计划,肥料铺到地里得有半尺多厚一层,庄稼挤在一起成了绒毛毯子。依我看,这么个干法,只能长把草,连一颗粮食也收不上!”
他的这种态度,自然引起其他领导干部的不满。为此,倔强的赵树理,和县委书记争吵起来:“我们做工作,不单是为了向上边交账,更重要的是向人民负责。指标好定,想定多高都行,可是以后打不下那么多粮食,还不是苦了老百姓!”说这些话时,他不会想到,人们很快就将因为自己的虚假和浮夸而遭受饥饿的苦难。但他以清醒的意识,以一个为农民代言的作家身份,隐隐感觉到潜伏的危机。
这便是深入生活赐予赵树理的收获。
……
旧梦难去,重温在心
时间无情,带走诸多往事,人们还来不及细细打量,早已烟消云散,消弭于无形。该忘记的总会忘掉,人的一生,哪能带着那么多的往事压在身上负重前行?
有的往事,如果一旦与人的命运密切相关,却很难被历史遗忘。岁月中走过,多少人历经坎坷与磨难,对他们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后人是审视历史的参照。
写作三十余年,结识不同领域的前辈,听他们的故事,读他们的文字,在字里行间走进时间深处。选入此书的随笔,从胡风、冯雪峰、巴金、萧乾、赵树理,到丁聪、吴冠中、王世襄、黄苗子、郁风等,所写人物的界别不同,遭际不同,但在一个大的时代格局里,各自命运的起伏跌宕与悲欢离合,相互映衬,让我在写作时,总是感到历史如此沉重。
所谓旧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们不能忘却的噩梦。书中所写的这些人物,个别人被“文革”浩劫所吞噬,大部分则乐观、坚韧甚至委曲求全地挺了过来,从而他们才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更加珍惜生命,珍惜文化创造的可能。
今天八月二十四日,五十年前,同一个日子,受尽屈辱的
老舍,在北京太平湖度过了漫长的一天。他走进湖水之中,再也没有醒来。谁能想到,他的人生最后一页,竟会以这种方式惨然翻过。
又是许多年过去。书中我所熟悉的不少前辈,如今都已离我们远去。于是,我们只能在他们的往事中看历史如何艰难行进,同时,在一个容易淡忘的年代,我们反省,我们沉思。
旧梦难去,重温在心。
这是我们这代人注定的宿命。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匆匆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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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诚然,我们无法否认的一点是,高考仍然是目前想要改变我们的人生和社会阶层最公平也可以说是最可行的那条路,尤其是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
评分本书是专论两宋的随笔与书评集。作者兼具历史学家的专业眼光与人文学者的生动文笔,宏阔而纵深地展现了宋朝兴亡成败的逻辑轨迹,堪称是一部深入浅出而雅俗共赏的历史佳作。
评分《空间叙事研究》既全面研究了传统的以文字写成的文学文本的空间叙事问题。也深入考察了本身就被理论家们称之为“空间艺术”的图像的空间叙事问题(跨媒介),还把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历史叙事领域(跨学科),对历史叙事的空间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龙迪勇本人的学术修养(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收藏的书、读过的书是相当多的,而他的理论修养和文学史、艺术史方面的学识在同行中也经常被传为美谈),也是他能够在如此宽阔的锋面上游刃有余的条件:只有把这个似乎形而下的问题哲学化、抽象化,才有可能潜到别人未敢到达的根源涌发的大海深处。龙迪勇,江西宜春人,1972年出生,文学博士,文艺学、艺术学博士后,先后就学于四川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主要从事叙事学和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级课题多项,论著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多项。在《文艺理论研究》、《思想战线》等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等选刊转载。近年来所从事的空间叙事研究,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是国内最早提出建构“空间叙事学”的学者。
评分京东活动力度大,买了一堆想看的书,囤着慢慢看。
评分这本书大致分为三部分。一是记录苏州的文字,都是些名人大家对苏州的印象记录,感觉引用了太多别人描述性的文字,导致读起来很不畅快。二是名人的本人和书的介绍,这一部分读起来相对易懂些,有几段话还当作笔记记录了下来。三是随笔杂记,作者自己写的一些考证性的文字,好像很有文化的样子,只是让我读来很无聊。
评分本书是专论两宋的随笔与书评集。作者虞云国先生兼具历史学家的专业眼光与人文学者的生动文笔,通过对君臣名人的肖像摹绘,重大史事的独到解读,文化现象的别样诠释,制度层面的透辟剖析,最终殿以高屋建瓴的宋代总论,宏阔而纵深地展现了宋朝兴亡成败的逻辑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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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买过一本《食事》,原先有所担忧,打开一看担忧全无,这两本书没有重样的。要好好读汪先生的著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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