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新视角”丛书总共四辑，丛书立足于大的历史，在坚持中央对党史、共和国史正确结论的前提下，从新的视角、从细节着手叙述党史，以讲故事的方式调动读者的兴趣点，从而达到党史教育通俗化和有效化的目的。每辑包括20个党史细节。如国民党眼中的延安整风；1946～1948年间中共在哈尔滨市的两难选择；中国户籍制度演进的历史考察；1957年中国粮食产量问题；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毛泽东为何要“感谢日本侵略”；毛泽东“最后决定权”的来龙去脉；刘少奇与1947年石家庄市接管；离休后八年邓小平的新贡献；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习仲勋与陈家坡会议等。

作者简介

罗平汉，湖南安化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优秀教研人才资助人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guojiaji人选，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农村人民公社史》《土地改革运动史》等。

精彩书摘

陈独秀与西湖会议陈独秀与西湖会议

祝彦1922年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高君宇以及马林和翻译张太雷。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马林向与会者陈述了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五个理由。在共产国际代表“充分的理由”诱导下，最后陈独秀等人迫于共产国际的政治纪律，“自觉”地同意与国民党实现合作。有研究者指出：“西湖会议决定了中共后来的命运，中共的重大发展始于此，中共在1927年的重大失败也始于此。”姚金果等：《张国焘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一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主持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以张国焘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共44人出席了会议。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指出了远东各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革命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必须同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阶级、阶层联合起来，组成统一战线。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共代表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对国共合作问题表示了深切的关注。

1922年4月底，陈独秀、张国焘等人来到广州，筹备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开好这两个大会，陈独秀召开了工作会议。受青年共产国际委派来华的达林，也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共同讨论了党对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的指导方针，同时也讨论了对孙中山国民党的态度。

在会上，达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根据远东会议精神，谈了建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向陈独秀等人建议，共产党的整个组织都加入国民党，但条件是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

就这样，一开始就将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作为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被共产国际、列宁、马林、达林一步步拉回到现实中来。陈独秀终于认识到：与资产阶级战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还是相当遥远的事情，现在要进行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是这样两条路：要么与孙中山国民党携起手来，共同进行民主革命；要么在黑暗势力的重压下孤军奋战。共产党人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

经过痛苦的思考，陈独秀终于实现了由排斥国民党到决定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重大思想转变。这一重大思想转变的标志，就是由陈独秀起草，1922年6月17日以“中国共产党”名义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对当时流行的“恢复国会”“联省自治”“好政府主义”“废督裁兵”等政治主张进行了批判，提出中国共产党最近的奋斗目标共11条，其中包括：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保障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权，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压迫罢工的刑律等。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通过对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分析和对比，陈独秀认为，在中国，“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他宣布：中共准备邀请国民党及其他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以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7、45—46页。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6月16日，早与孙中山有矛盾的陈炯明，在广州公然发动武装叛乱。孙中山在卫士保护下化装脱险，在永丰舰上指挥军队与叛军对抗。

陈独秀这时对孙、陈对抗的前景以及国共合作的前途，均深感担忧。6月30日，他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写道：“南方孙文与陈炯明分裂，孙恐不能制陈，陈为人言行不能一致，在南方也不能有所建设，他对于社会主义，我确实知道他毫无研究与信仰。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304页。

尽管如此，但陈独秀还是代表中共中央局与在上海的国民党要人张继等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陈独秀明确表示：曾与中国共产党有过合作关系的陈炯明已经背叛革命，中共立即与其断绝关系并公开对其进行声讨。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以中共中央局的名义致函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要求他们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支持孙中山。原来谭平山这几个人由于长期同陈炯明的合作关系，对陈炯明的政治态度很是赞同，而对孙中山则多有指责。

然而，谭平山等人并未能认真对待中央的来信，仍未改变偏袒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的态度。当在上海的国民党人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陈独秀提出质询。陈独秀感到颇为尴尬，他只得向国民党方面进一步声明：中国共产党不会因孙中山暂时受挫而改变与其合作的政策，中共将更积极地反对一切支持陈炯明的言论和行动。

7月初，中共中央局致函广东区委负责人，严厉指责他们对陈炯明的错误态度，对陈公博等人进行严肃批评，提出严重警告。不料，中共广东区委对中央的指示仍然置若罔闻。后经中央讨论，决定撤销谭平山区委书记职务，调离广东；开除谭植棠党籍；给陈公博以严重警告处分。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三人都是陈独秀的学生，又同是广州共产党小组的创始人。陈独秀之所以“挥泪斩马谡”，给他们那么严重的处分，就是为了消除孙中山等人的顾虑，以便尽快实现与国民党的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