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战国际史研究21》对198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学家所做的外交史研究进行学术史梳理与评论。论者以世界史、比较史、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为观察的视角，研究和评介了25年来美国的外交史研究的发展轨迹，认为多种研究方法的借鉴和运用，使该领域焕发了新的活力，跃上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高度。文章内涵丰富的学术史信息，以及启迪思路的引证评述，其为中国的冷战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即如论者所言：“本文的研究，对受到政治上禁区和档案开放程度限制的中国学者来说，也许可以换个角度，取得研究上的重大突破。”

精彩书评

　　★这种跨国的敏感性、视界的多元性和变量的丰富性，诱使历史学家、包括外交史学家的问题意识发生裂变，学术追问、研究的兴趣点和切入口与过去大相迥异。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国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充实并提升了史学界对民族国家历史和国际史的理解：而全球史研究法也具有同样的功效，珠联璧合，它们共同挑战了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这便是一些美国学者所界定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的那个重大变化，入江昭形象地称其为一场“史学革命”。毋庸置疑，这些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把美国外交史研究带向一片从未预设的险峻的高地，绕过巉岩峭壁与飞湍激流，便是那别有洞天。　　——美国长岛大学历史系教授夏亚峰

　　★中苏结盟过程中被确认的中国将代表社会主义阵营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的共识，是中国最终主导了中苏越谈判政策的最基本的原因，中国领导人也是基于这个共识采取行动的。这也导致他们经常从远远超出印支地区的、更宏大的世界政治视角思考有关问题，而且也不认为基于中国的利益选择政策对盟友有何特别的不妥。中苏越既然同属一个阵营，对中国有利的也就对盟友有利，如果有区别的话也只是各自获利多少而已。客观地看，受这种“同盟观”影响制定的政策难免会给盟友之间关系留下甚至是相当深刻的隐患，但如果根据中越关系后来发生的矛盾而指摘中方这时就是蓄意地出于”私利”而为之，显然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情境，过于简单化也与事实不尽相符。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

　　★钱学森在1950至1955年假释期间，隐忍以行，厚积薄发，从工程实践转向理论研究并开创两门学科：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这两门学科的核心思想在1955年钱学森回国以后就被运用到研制导弹的实践工程中，并在其带领下使中国于1964年就能独立自主研制导弹，又于1966年实现以导弹为运载工具将原子弹运送指定地点的能力。1966年10月27日，《纽约时报》以《有价值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为题报道称：“这是冷战历史的一个讽刺，一个由美国培养、教育、鼓励、尊重，且支付酬金和信任十五年的人，帮助中国共产党用导弹把首颗原子弹送上天空。”可以说，这篇报道高度概括了钱学森与其所处时代之间的复杂关系。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员吕成冬、铁学森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现民

精彩书摘

　　《冷战国际史研究21》：　　从1953年秋季到1954年1月，中国对五大国会议的宣传主要集中于解决朝鲜问题。由于柏林会议开始后印支问题逐步突出起来，中国决策层才予以认真考虑。苏联在建议召开五国外长会议的同时，明确提出“中国参加的五大国会议可以在建立印度支那和平方面肩负某些调解的职责”。②苏联的建议遭到美英法抵制。美方提出应先召开解决朝鲜问题的多边会议，然后视进展再决定是否开会解决印支问题；法国将中国放弃“援越抗法”作为先决条件；英国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在此背景下，苏联持续与中方沟通以保证中方持积极态度，毕竟最终的结果很可能达不到中苏的预期。　　1月23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Iudin）向中方转交了苏联代表在柏林会议提交的两点建议，其中第一条建议当年召开五国外长会议，“讨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刻不容缓的措施”。③之后不久，苏方开始向中方系统阐述对有关问题的看法。2月4，尤金转交了苏共中央一份材料，详细分析了日内瓦会议的前景。首先是存在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极大可能，其中的关键是美方实际上已经承认中国的作用并愿与中方谈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Dulles）坚持不能提高中国地位，但在私下会谈中没有否认未来需要与中国交往，包括中国在朝鲜和印支问题上“有所行动”后，再探讨美国承认中国以及接受中国进入联合国，特别是当苏方批评台湾当局时，杜勒斯没有为之做任何辩护。其次是即使召开会议，朝鲜政治问题也不可能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私下表示，朝鲜半岛南北分离是苏中和美国所坚持的立场，双方都不允许对方内部存在敌对的力量。第三则是美英法存在分歧，法国外长皮杜尔（Bidault）只关心印支问题，表示愿意“利用一切机会”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停战协议，他的设想是召开不仅是“五大国”、还要包括其他有关国家的国际会议，讨论印支问题，而英国倾向法国的建议。苏方目前不接受替代“五大国会议”的其他办法，但不排除其他可能性。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是大大加强了”。①苏方这份报告对中国制定对印支停战政策有重要的影响，这主要反映在之后中方有关文件中对美英法矛盾的分析，以及也认为朝鲜问题很难取得进展，但印支停战问题可以有所作为，等等。　　2月18日，柏林外长会议发表公报，其中包括召开日内瓦会议并将首先和主要讨论解决朝鲜政治问题，同时“还要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参与国家将是苏美英中法“及其他有关国家”。②之前一天，苏联再次向中国通报柏林会议的情况，其中的关键是苏方同意将原拟“五大国外长会议”改为多国，讨论印支问题“应邀请亚洲有关地区的代表参加”。③2月26日，尤金向中方转交了柏林会议的公报和苏共中央的电报，请中方转告胡志明相关的讨论情况，并告柏林会议公报中的所谓“其他有关国家”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的保大、柬埔寨和老挝三个傀儡政府”，苏方相信中共中央会同意他们的观点，同时也希望了解越方看法。④　　接到苏联2月26日通报第二天，中国领导人即开会讨论并决定由外交部研拟参会方案。外交部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在周恩来指导下起草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以下称《初步意见》）。《初步意见》包括了中国试图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广泛的目的，它首先明确提出中国应“采取积极参加会议的方针”，以打破美国政府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另一方面，外交部根据苏方提供的分析指出，由于美国反对召开日内瓦会议，而美英法存在分歧，“特别是在”印支问题上存在矛盾，所以尚无法判断能达成何种协议，故笼统提出“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协议甚至临时性的或个别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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