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05
《历代女性诗词鉴赏辞典》所选女性作者均是女性文学史上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以明清时期闺秀作家为主,上溯至诗经、汉魏以及南朝女性诗歌作品,采择选录唐宋时期女性作家的诗词。所录作品还旁及晚晴近代以来的女界诗词创作健将,如革命先驱秋瑾,女权先锋吕碧城,女学者沈祖棻等,莫不以卓越的个人才、鲜明的个性魅力与鲜明的时代气息,为女性诗词乃至中国古典诗词创作带来一缕清新的气息。所选作品重在其文学艺术价值,并兼顾时代特色和文学史意义。每篇女性诗词作品下系鉴赏文一篇,具体而微地鉴赏诗词本身的艺术价值,并且知人论世,论说宏阔社会时代背景、文化意蕴,文笔通脱优美,不乏真知灼见,兼有清新通脱的见解与深刻的思想,具有相当学术价值。
序
胡晓明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文心雕龙·原道》)。太极有阴阳之分,人类有男女之别。一并寓形宇内,各感其所感,思其所思,形之于文字,而成为文学,既有作为人类的共相,也有因性别而导致的殊相。性别之殊相,又不仅仅止于性别本身,其间种种参差,又与国家种族、文化传统、历史社会、阶级集团、阶级集团,及个体差异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因而,女性文学,已经成为当今重要学问领域。因而,女性文学,已经成为当今重要学问领域。
诗词以语言之凝练、韵律之谐雅等特征而成为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尤其精美的体式。女子性秉坤德,富于情而偏爱美。染指诗词,本宜多有自抒性灵、各如其性分的佳作传世。然而,在中国数千年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习俗中,女性身份既已处于从属地位,女性写作也自然受到由性别文化所积累的强大约定俗成之力的种种压抑与牵制,这使得女性诗词一开始就成为闺阃高墙的砖石缝隙中一支歧出的花。
这样的社会背景首先决定了女性诗词创作题材的局限。绝对上讲,人不分性别,生而被各种条件所限制,只能在有限的舞台上展开自己的人生;但相对而言,历史为女子设定的舞台更小。传统社会中,男子可以为士农工商,女子却只有依附于男子而固守家庭,书写家庭日常生活之悲欢自是女性诗词最主要的题材。就社会交往而言,“四海之内皆兄弟”只适用于男子,女子无论婚前婚后,所允许交往之人都十分有限,故良家女子集中,父兄夫君子女之外,朋辈之诗词往还,亦以女性同道为主。寄外诗及寄女性亲朋之作,是女性诗词另一重要题材。“物不得其平则鸣”,同有不平,男子可以直抒胸臆,不拘一格;而女子受传统妇德所限,喜怒哀乐均不敢恣意直言,故女子诗词多咏物及题识之作:或借物寓怀,曲传心愫,或借评赏他人作品来一吐自家块垒。至于山川风物之作,男子可以匹马壮游天下,而女子鲜有陟山观海或凭栏怀古的机会,所见者亦多为庭中四时寻常之景,故集中多写闺阁园亭、春花秋月之篇。虽有怀古诗词,多为闺中驰情想象而成;虽亦有寻奇览胜之作,然所占比重不多。而观览画中山水,即便足不出户,亦可披图幽对,足抵卧游,可算是被压抑的烟霞泉石之好的一种释放与弥补,故题画之作也多见于女性诗词,题画诗亦可算作上述题识之作中的一类。
总之,与男性诗词相较,女性诗词之题材不免显得狭窄。所谓“春闺秋怨,花草荣凋”(章学诚《文史通义·妇学》),“批风抹月,拈花弄草”(梁启超《论女学》)都是前人对一般女性诗词题材内容之局限性不无遗憾的概括。虽然在时代与个人之重大变故的激发下也会导致女性写作题材领域的拓宽,但这些作品在漫长的女性写作史中毕竟不占主流。而近代女性解放运动先驱如吕碧城、秋瑾等人所开拓的前人未有之域,也不过近百年来才有的事情。
女性的从属地位不但影响到女性创作的题材,也影响到女性诗词中的情志。传统女性作为不事生产、不能自立的男性附庸,家庭是传统社会为其所限定的主要活动空间,婚姻是大部分女性的唯一归宿,婚前既不能自由选择,婚后更是“百年苦乐由他人”(白居易《太行路》),于是“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卓文君《白头吟》)便成为古来多少女子的共同期待。然而,衣食用度既须仰给于人,苦乐沉浮必然左右于人——女子的幸与不幸大多取决于夫家待她的厚薄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等外在因素。对于有才识的女子而言,琴瑟和谐与否还须建立在二人志趣相投与人格平等的基础上。这在性别文化不平等已相沿成俗的社会背景中,尤其难得一遇,所谓“赌书泼茶”和“赖有闺房如学舍,一编横放两人看”(孙原湘《示内》)的生活,对于传统社会中大多数女性才人来说,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比比皆是者,则是因婚姻问题直接间接导致的各种人生悲剧,如朱淑真因大胆追求所恋而死后无地葬身;江右女子被戴复古骗婚而投水自尽;唐婉因不容于姑而劳燕分飞;冯小青因不容于大妇而独居别馆;贺双卿因夫暴姑恶而劳瘁早亡,吴江叶氏姊妹因婚姻不幸及婚姻恐惧而兰摧玉折等等。甚至可以说,婚姻悲剧是传统女性最主要的人生悲剧,婚姻家庭的不幸与烦忧即使在重重束缚下不敢明言,也成为这些女性诗词中挥之不去的底色,并渗透于各种题材的创作中。即使抛开遇人之淑与不淑及夫妻之间的融洽与否,一般传统家庭往往聚族而居,几代同堂,人际复杂,况柴米事烦,中馈劳形,侍奉姑嫜、养育子女等等都对传统女性日常生活造成很大的牵累,以至于令无数世间儿女神往的理想伴侣沈复与陈芸,其婚姻生活中“坎坷记愁”之愁丝毫不逊于“闺房记乐”之乐所占的分量;而同样堪称良缘佳偶的蒋坦之妻关锳也曾有“一样红颜漂泊感,盐米光阴无奈”(关锳《金缕曲·答沈湘涛》)的叹息。佳偶如此,馀可知也。所以,女性诗词中充满“人生实难”的感情色彩。同写忧患,如果说男性作者在忧生之外多有忧世之怀,女性作者则毕竟以忧生为主。而且女子所忧之生,也与男性以出处穷达为主之忧不同,而是多与眼前身畔之琐屑切近的烦恼相关。
女性诗词之情志的另一特点是不时流露出对女性身份的反思。面对不平等的性别文化与自身的劣势处境,大部分女性才人只是幽闺自怜,默受隐忍,安于千百年来的社会传统为她们所安排的定命。一部分女性有所觉悟,如江珠在其诗钞自序中云:“终日坐愁,藏身于针孔”,即形象道出女性单调的针黹生涯与逼仄的生存空间的双重困境,而“附赘悬疣”更是出于作者对女性依附于人之处境的真切体认。体认到劣势与卑微已足堪悲,觉悟到自身的可贵才华与可悲处境之间的强大反差则更令她们徒叹奈何,所谓“文章有道,何补闺中”(江珠《凤凰台上忆吹箫·再和心斋》)以及“纵诗成白雪,舌长青莲,究与生平何补”(沈善宝从《凤凰台上忆吹箫·寄兰仙妹》)等诘问,都是她们激于性别限定对个人才华之摧抑所发出的不平之鸣。既然有了觉悟,难免转化为努力寻求突围的行动。但这也需要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坚固的封冻面出现某些融化松动之处时才有突围的可能。即如秋瑾等人倡导男女平权,也是在国际女性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中才得以展开,而在漫长的女性诗词写作史中,尽管不乏女性作者对于自身处境的反思与薄命之由的追问,但最终大抵归于无可奈何的穷途之恨而已。
当然,女性诗词中所流露的情志并非只有忧生之嗟与穷途之恨。社会历史为女性人生轨迹做了整体上的划定,个体的因缘际遇却又千差万别。而且仅就其中命途多舛的个体而言,也并非一生始终愁苦。当她们处于相对安宁静好的岁月时,也不乏书写良辰美景或赏心乐事的作品。上文提到家庭琐事给女性带来的困扰与烦忧,其实苦与乐并非绝对:当家庭琐事繁重到一定程度,或与家庭成员间的强制与压迫之势相挟裹而作用于女子柔弱的双肩时,自然是只觉其苦;若家庭氛围比较和谐,则琐屑的忙碌中亦能体会到独得之乐。能够在最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美并以诗意的文笔书写出来,是女性诗词的一大特点。所以不但是寻梅踏雪、听琴品茗等风雅之事,即使“曝背”这样的小幸福,“染指甲”这样女性特有的小妆点,乃至于“糊窗”、“补裘”这样再寻常不过的家务劳动,也能被某些女作者们写得诗性盎然。女性作者写其乐亦如写其忧,多与切身切近的具体情境与处境相关,这自不同于志存高远的男性作者笔下常见的 “天下之忧”与“天下之乐”。
以上主要就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诗词在题材内容及感情志意两方面的影响简单概论一番。不难发现,若以评赏男性诗词的标准来衡量女性诗词,则后者不但在题材方面不及前者广泛,情志方面也不及前者高远。胡适曾以“不痛不痒”来形容清代的闺阁文艺,即是忽略了性别文化所造成的不同性别之不同处境,用与衡量男性文学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女性文学的结果。然而,也惟其如此,女性文学特具的精致、细腻、敏锐、善感,特具的一份日常人生的温馨与深婉,恰能表达“天下灵妙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女子的特美,值得我们深省细析。然而,也惟其如此,女性文学特具的精致、细腻、敏锐、善感,特具的一份日常人生的温馨与深婉,恰能表达“天下灵妙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女子的特美,值得我们深省细析。其实清代闺阁诗人梁孟昭就曾这样感叹曰:“我辈闺阁诗,较风人墨客为难。……足不踰阃阈,见不出乡邦。纵有所得,亦须有体,辞章放达,则伤大雅。……即讽咏性情,亦不得恣意直言,必以绵缓蕴藉出之,然此又易流于弱。诗家以李、杜为极,李之轻脱奔放,杜之奇郁悲壮,是岂闺阁所宜耶?”(《寄弟》)这既是对自己所属群体之创作困境的一种反思,也可看作对以男性标准来衡量女性诗词的一种自辩。所以,我们今天来鉴赏女性诗词,应该将视角回归到女性本位,如果从女性写作的社会背景与具体处境出发,从细致深入的文本分析入手,便可发现女性诗词亦自有其不容忽视的美感与价值。
其一是生命真切诚挚之情。
从创作背景及条件上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受各种条件所限,女性作者不但数量上与男性作者相差悬殊,阅读视野及切磋诗艺所投注的精力一般也远低于男性作者。这一则使女性诗词创作整体上不及男性创作的博雅精工,同时也使得其创作多写自己的真实感受,而不易落入前人窠臼之中。所以,女性诗词中极少模唐拟宋或诗法某家者。另有一种情况,则是在遭遇了非常变故的情况下,以血泪甚至生命来书写的诗词,此类作品全无承袭,一空依傍,却因其一字一泪的真实而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如蔡琰的悲愤诗、华山畿女子的殉情诗、唐婉的沈园词以及江右女子的绝命词等即是如此。法国女性主义作者露丝·依丽格瑞(Luce Irigaray)认为女性语言应该摆脱男性语言的定型架构与传统,只是坦白地在“自我编织”中进行。像上述所举这类女性诗词,大多属于受男性语言系统影响较少的女性自我书写。
从创作目的与动机来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子主内,秉承“内言不出”、“无才是德”的古训,相当一部分女性创作并非出于炫才逞博的目的或名山事业的理想,在种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下,她们大多忧谗畏讥,深自韬晦,尤其是在晚明“才媛”得以被男性社会认可之前,“女子弄文诚可罪”,而“咏月更吟风”(朱淑真《自责》二首其一)的诗词创作对女性来说更是非分之事。这种状况下依然创作的女性,或如章学诚所谓:“间有擅者,出于天性之优,非有争于风气,骛于声名”(章学诚《文史通义·妇学》),摆脱功利,则纯任性灵,于是“自鸣天籁,不择好音”(蒲松龄《 聊斋自志》),虽未必尽其美,却大抵得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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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本书是本社中国文学鉴赏辞典(新一版)系列丛书之一。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为拓展我社文学鉴赏辞典的风格和品牌,收录先秦诗作品370余篇,主要包括《诗经》《楚辞》和其他上古歌谣,编成《先秦诗鉴赏辞典》,延请60多位专家学者撰写精美赏析文章,解释历史背景,讲解艺术特色,评论文学成就,介绍各家之说,对先秦诗歌的精粹进行了深入浅出、卓有成效的阐释和解读。《诗经》《楚辞》是中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流派的两大源头,其他先秦古歌也都是流传久广的文学作品,都对中国后世文学发展起到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原书自1997年出版以后,已经长销十几年。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术研究的进步,文学观念的变化,本书的内容亟需在现有基础上进行适当的修订。特别是古今地名变化、文人生卒年考订、研究资料增补、出版信息更新等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社会文化发展的现状。鉴于此,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本着探本溯源、展示中国文学丰富宝藏的目的,对上述几方面内容和资料信息进行了适当的修订更新,依据新的研究资料修改注释,增补资料,增订研究书目等。同时,对全书的版式、字体、字号、封面进行重新设计,扩大开本、改进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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