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博览群书，辩证地汲取书中精粹，将书本知识灵活应用于治国实践中，成就了新中国的伟业。*研究专家陈晋及其团队，集二十年之功，搜辑梳理*一生的读书笔记并进行客观解读。全书史料翔实，内容全面，解析精辟客观，既是党政干部提升学习力领导力的生动教材，也是广大普通读者提升素养，以达学以致用的经典读本。
*一生纵横天下，波澜壮阔，得益于他书剑双修，学用兼擅。*研究专家陈晋及其团队，集二十年之功，搜辑梳理*一生的读书笔记，编为战略卷、哲学卷、文学卷、历史·附录卷，并结合*对每本书的创造性运用情况，做客观解读。本书不仅文献史料丰富，更反映出*读书和实践的关系，是领导干部提升学习力领导力的生动教材，也是广大普通读者提升素养，以达学以致用的经典读本。
陈晋，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思想生平研究会会长，中国*诗词研究会会长。多年来从事中共党史文献和当代理论研究,以及电影、电视文献片撰稿，著述多次获中国图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电视金鹰奖、电影华表奖。主要著述有：《*的文化性格》、《独领风骚：*心路解读》、《*、邓小平、*与中国先进文化》、《世纪小平——解读一个领袖的性格魅力》、《大时代的脉络和记忆——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阅读史》、《陈晋自选集》等十余部。担任《*》、《邓小平》、《周恩来》、《新中国》、《独领风骚——诗人*》、《大国崛起》、《筑梦路上》等多部大型电视文献片总撰稿。
不严格要求，他们也会变质
〔读刘向编《战国策·赵策·触詟说赵太后》〕
[原文]
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左师触詟愿见太后。……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主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
——摘自刘向《战国策·赵策·触詟说赵太后》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篇文章（指《触詟说赵太后》——引者注），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摘自毛泽东1967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的讲话（见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159—160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
[精讲]
《战国策》，相传原系战国时期各国史官或策士所辑录，有《国策》、《国事》、《短长》等不同名称和本子。西汉学者刘向（前77—前6）进行了整理，按战国时期诸国次序，删去重复，编订为三十三篇，并定名为《战国策》，主要记载从周贞定王十七年（前452年）到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二百三十六年间各国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动态。
其中，《赵策》里《触詟说赵太后》一篇，写触詟劝说赵太后，爱自己的儿子不应当只从他目前的安危着眼，而应当从长远处着眼，使他得到培养锻炼；并且表明，这样才是真正爱护儿子，同时也符合国家的利益。这种见解是可取的。触詟从父母应该替子女作长久之计来说服赵太后，赵太后答应使长安君出质。这里也表现了说服人的方式方法。大臣们劝告赵太后，只从赵国的利益出发；而赵太后溺爱长安君，更重视长安君的利益，所以互相抵触。触詟看透了这一点，劝告赵太后专从父母应该为子女作长久之计着眼，把赵国的利益同长安君的利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所以能令赵太后醒悟过来。这是很令后人称道的。
毛泽东推荐读这篇文章，意义是深刻的。该文在分析众诸侯王国没有一个子孙三世保住王位的原因时说：“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又说：“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封建帝王及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对自己的子女不能让他们“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只有为国家多做贡献，才能使自己的地位子孙相继。对于今天的事业来说，如何教育和锻炼下一代，同样是涉及国家未来的大问题。毛泽东从来都注意这个问题。他在中央会议上讲述《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意在提醒人们，如果不重视、不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正当“文化大革命”之际，毛泽东用自己特有的语言来评论此事，自不乏他当时的思虑。
叹数千年来民智不开
〔读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原文]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摘自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摘自毛泽东1912年《商鞅徙木立信论》（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二版，第1—2页）
[精讲]
司马迁，生于约公元前145年或约公元前135年，卒年不详，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市南）人。早年诵读古书，二十岁后外出旅游，开始政治生活。三十八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着手搜集史料，经五年准备，开始写作《史记》。后因为李陵败降匈奴一事辩解，触怒了汉武帝刘彻，下狱，处以腐刑。在狱中仍继续写作。至刘彻太始元年（前96年）被赦出狱，任中书令。直到刘彻征和二年（前91年），前后历十四年的时间完成《史记》。此后事迹无可考。《史记》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首尾三千年左右，战国、秦、汉纪事尤详。“纪”是年代的标准，“传”是人物的动态，“世家”是纪传合体的国别史，“表”和“书”是贯穿事迹演化的总线索。《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
毛泽东发蒙后便好读史书，《史记》自然是他经常点读的作品。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欲通国学，……首贵择书”，即选择重点篇目详加阅读而后及于全书。他举自己择书而读的方法的例子，便是《史记》，他说：“《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毛泽东不仅熟读《史记》，而且对司马迁的生平遭遇也很了解。1913年10月至12月就读于湖南第四师范时，所做的读书和课堂笔记《讲堂录》里，便记有一些关于司马迁的句子，如“马迁，尤门人”，“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此诗乃司马迁之文，非（司马）相如文也”。毛泽东在晚年通读《二十四史》时，还时常把《史记》中的一些篇目（如《项羽本纪》）推荐给别的同志读。1958年8月22日，在批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加写的一段话中，特意把“司马迁的颂扬反抗”，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民主文学”的代表之一。
《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写的一篇作文。原文无写作时间，作文纸折缝间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字样，作者在题下写有“普通一班毛泽东”七字。毛泽东于1912年春退出长沙新军后，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同年秋即退学自修，此文当写于1912年上半年。这是毛泽东留下手稿的第一篇文字，时年十九岁。
国文教员阅后在文稿上写了多处评语，并批给同学“传观”。这些评语是：“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文末还写有以下总评：“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据《史记·商君列传》所记，商君，战国时卫国人，本姓公孙，名鞅。后投奔秦国，为秦孝公所用，因破魏军有功，秦封之于商十五邑（今河南境内），故号商君，又称商鞅。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之时，阻力甚多，包括秦孝公本人，开始也担心不合礼法，“恐天下议己”，甘龙等大臣更是反对，经商鞅反复争辩，才说服了他们。接下来，为了使新法取信于老百姓，又采取了“徙木立信”的办法。青年毛泽东在《史记》中读到此事，破题三叹。因为，商鞅所推行之新法，本是“利国福民”的“良法”。其主要内容为：奖励耕织，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推行连坐法，废除井田制，按丁男征税，按军功授爵等。这些，在毛泽东看来，是秦国“战胜诸国，统一中原”的“大政策”。可黎民百姓却不能认识这些政策的好处，不能辨别好坏，非要统治者“煞费苦心”用徙木立信的办法来推行不可。在青年毛泽东看来，理想的国民，应该是看到好的法令就支持，看到坏的法令就反对。由此观之，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说明“吾国国民之愚”。他还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几遭沦亡惨境，根子就在“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这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当时的唯心史观，也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知识界、思想界的一个共识：改造国民性。
的确，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使大多数有志之士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这个问题。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不见成效，政治体制的维新运动血洒刑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的药方把一个古老的病人弄得愈益衰弱，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精神文明当作振兴中华的新的良方。从梁启超的“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到严复的“开民智，兴民德”，再到鲁迅的“人立而后事举”，表明这是那个时代必然引申出的共同话题。在青年毛泽东后来的一系列政治和文化主张中，从“变化民质”，改造“人心道德”入手的救国图存的思路，也是格外地引人注目。《商鞅徙木立信论》，算是这条思路的发端。
受到错误处理，可锻炼意志
〔读司马迁《报任安书》〕
[原文]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凡百三十篇（按：指《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摘自司马迁《报任安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
——摘自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6—817页）
[精讲]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人。经大将军卫青推荐，做到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因接受戾太子刘据的命令，起兵讨汉武帝信任的江充，失败后被判死刑。任安在狱中时致信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的责任，出面援救自己。司马迁曾因为替败降匈奴的李陵说话，遭受了残酷的宫刑，对任安的要求十分为难，久未答复。在任安就要被处决时，便写了这封信。信中，司马迁述说了自己蒙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郁积内心的痛苦和愤懑，同时引用了许多命运坎坷而德才杰出的历史人物在逆境中多有创说的事迹以自励，决心忍辱负重，完成自己的《史记》创作。该文见《汉书·司马迁传》，《昭明文选》也收入。
司马迁在这封信中一连举了七件事情。“文王拘而演《周易》”，说的是周文王姬昌（本是纣王时的西伯侯）曾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他在羑里狱中将八卦重叠组合起来，变成六十四卦，这就是“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说的是孔子一生游说无所立足，穷困中回到鲁国，修删鲁国史书《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说的是屈原被楚怀王贬斥后，流放到汉北、江南，途中写了传世名作《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相传鲁国史官左丘明写《国语》时，已经双目失明。“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说的是孙子因受过膑刑（剜去膝盖骨），在齐魏之战中，与田忌用“围魏救赵”之计，在马陵道大败魏军，由此天下显名，所著《孙膑兵法》传世。“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说的是秦国丞相吕不韦的故事，他曾广招门客，作有《吕氏春秋》一书，其中有“八览”，故又称《吕览》。史载秦王政亲政后，下令罢免吕不韦的丞相之职，并将其迁徙到蜀郡。“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说的是韩非到秦国后，遭陷害下狱，又被毒酒所害，身后留有《韩非子》一书，《说难》、《孤愤》是其中的两篇。
毛泽东很早就读过这篇文章。他1944年写的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里引的，便是《报任安书》中的话。
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引用这篇文章，做了颇有新意的发挥。司马迁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遭受种种磨难，创造了不朽的传世之作，是用来说明自己遭受了“宫刑”这奇耻大辱后，仍隐忍苟活的原因，便是为了写《史记》。在毛泽东看来，司马迁所说的这些人，“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这样，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就有一个怎样对待随之而来的磨难——如下降或调动工作——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只要正确对待，不消极沉沦，这种逆境，恰恰可以锻炼意志，汲取许多新知识，所以有“很大的益处”，还说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这大概是指他在中央苏区时屡遭打击的那段经历。当然，正像毛泽东自己说的那样，他并不是提倡“不分青红皂白”对任何人“作出错误处理”，而是认为，受到错误处理的事是“在所难免”的。
毛泽东说这番话，除了表明他乐于在逆境中进取的个性特征外，也有其具体的针对性。50年代后期，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等，确实是“错误处理”了不少人。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曾称之为“出气会”，也是意在纠正中央的一些错误做法。
1958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天津视察时的一次谈话中说：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红楼梦》、《水浒传》也不是因为稿费才写，这些人是因为有一肚子火才写的，还有《诗经》等。这段话，同《报任安书》里列举遭受磨难的人，因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才有所创造，思路是一致的。
到晚年，毛泽东再次谈到自己的这个观点。1975年，病中的毛泽东同护士孟锦云谈论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时说，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四十八岁到六十多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间，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又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三个月的宰相，在这之后，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便死了。死之后，他还接着倒霉，真是人事无常啊。
“悲愤出诗人。”历史上的不少传世佳作均为有才干者处于逆境发愤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艰辛之厄，也就没有这些佳作。但是人们又不能因此而有意为人才“创造”这种条件，因为这又意味着当时政治的黑暗与不平。这在政治家眼中，看来真是难以两全。
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读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
[原文]
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
张仪已学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
苏秦已说赵王而得相……张仪于是之赵，上谒求见苏秦，苏秦乃诫门下人不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辱，怒，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
苏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然贫，无因以进，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为我阴奉之。”乃言赵王，发金币车马，使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车马金钱，所欲用，为取给，而弗告。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
苏秦之舍人乃辞去，张仪曰：“赖子得显，方且报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尽苏君之计谋。今君已用，请归报。”张仪曰：“嗟乎，此在吾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谋赵乎？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且苏君在，仪宁渠能乎？”
——摘自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像今天我们在一起吃饭一样，大家团结得很好，这就好。你们整风，检查一下，批评一下，大家还是团结在一块。这就叫作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问题得到解决，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
从前有张仪和苏秦两个人，都是鬼谷先生的学生。鬼谷是个地方，出了一个先生，所以叫鬼谷先生。后来苏秦在赵国当了宰相，地方就在邯郸。邯郸这个地方，你们到过没有？张仪在楚国做个小官。楚相丢了一块宝玉，怀疑是张仪偷的，把他狠狠打了一顿，满嘴的牙都被打掉了。那个时候，大概还不会安假牙吧！张仪回到家里，叫老婆看看他嘴里的舌子还在不在。他老婆说：舌子还在。他说：那就不要紧了。他跑到邯郸找苏秦，一去就住进“招待所”，大概是现在“北京饭店”之类的住所，好几天没有见到苏秦的面。后来，苏秦请他吃饭。张仪到了苏秦的衙门，看到摆了酒席，排场大得很，苏秦坐在当中高处，请了各国使节，也有契尔沃年科。席面当然比我们今天吃的丰盛得多。但是却把张仪安排坐在下面角上，盛了点仆人吃的饭食给他吃。这下子张仪的气可就大了，无非是破口大骂苏秦你这个王八蛋等等。回到“北京饭店”，满肚子的气。“北京饭店”的“经理”看他这个样子，就问他：张先生脸色不痛快，有什么生气的事吧？他说：当然有气！就把当年和苏秦是同学，今天苏秦如此这般对待他说了一番，并且骂苏秦此人简直是无情无义，是王八蛋。这位“经理”说：这样看来，你在赵国待不住了。张仪说：当然待不下去了，马上走。“经理”问他：你到哪里去呢？他说：这倒还没有想好，不管他，走了再说。“经理”说：看来只有到秦国去。张仪一想也对，就此动身。“经理”陪他走到秦国，一路花费大概相当现在的三四十万人民币吧！到了秦国，他们为了见秦王，就走走门路，行些贿赂和送些衣服，一共又花了四五十万人民币。以后，张仪当上了秦国的宰相，“北京饭店”的“经理”就向他告辞回国，并问他今后怎么打算。张仪一提起苏秦还是咬牙切齿，并说过了两年一定要出兵攻打赵国。“经理”见他这样说，就告诉他，赵国宰相苏秦是个好人，当时苏秦所以要气他，是故意的，怕他在赵国安居下来，不想上进，做不了大事。苏秦知道张仪是个人才，能做大事，如果在赵国依靠苏秦，他也只是当个“科长”什么的就算到顶了。策划张仪到秦国来，和给他一切花销，都是苏秦主使的。张仪一听，这才恍然大悟。“经理”又说：苏秦只希望你当了秦国宰相，十五年内不要出兵攻打赵国。张仪听后表示：只要苏秦活着，我就决不出兵打赵国。
这是一个故事。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摘自毛泽东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四期）
[精讲]
战国后期，秦国日益强盛，企图以武力征服其余六国。这样，当时各国之间的政治斗争策略，便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或者是肴殳山、函谷关以东六国采取合纵的办法共同抗拒秦国；或者是秦用连横的策略，打破六国的统一战线，以分而治之。于是，合纵、连横成为当时各国之间政治外交的主题。许多游说之士，大都分别用这两种主张来说服各国的统治者，这些游说者，被称为纵横家。z有代表性的，就是苏秦和张仪。
苏秦是洛阳人，字季子。起初，他曾劝秦惠王用战争征服六国，不被所用。后来他钻研兵法，分析时势，认为合纵之说更符合山东六国特别是紧挨秦国的三晋（韩、赵、魏）的利益。于是他游说诸国，献合纵之策，获得成功，赵国封他为武安君，曾约劝五国攻秦，迫使秦废帝号，归还一部分土地给韩、魏，直至身佩六国的相印。张仪是魏国贵族后代，主连横之说，秦惠文君十年（前328年）任秦相，被封为武信君。执政时迫使魏献地给秦，游说各国服从秦国，瓦解齐楚联盟，夺取楚国的汉中。《战国策》中记载二人事迹不少，司马迁写《史记》，列有苏秦、张仪本传，多用其中材料。前面所引《史记·张仪列传》中的文字，很清楚地说明了苏秦、张仪二人的关系即张仪走向成功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张仪列传》还说，苏秦故意刺激张仪，并用计使他到秦国去，是有政治目的的，即：他深知张仪必有大成，到秦国必能受到重用而执掌国柄，凭他同张仪的关系和他有恩于张仪的做法，将来必有利于三晋之地，特别是赵国。毛泽东的一大段评述，更是生动地讲清了《张仪列传》中的有关内容。在此不用多说什么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在1960年12月25日他六十七岁生日时，同部分亲属和工作人员聚餐时说的，参加的人有十几个。他的目的，显然是借这个故事来教育亲属和工作人员要自强自立，而且，在进步过程中，要认真、虚心地对待别人的批评意见，要把别人的批评看成是对自己的促进和帮助；同时，相互之间，也要多作坦率的和善意的批评帮助，比如，苏秦了解张仪有贪财的弱点，所以“无因以进”，“恐其乐小利而不遂”平生之大志，才“召辱之，以激其意”。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从这个故事中引申出一个做人的道理——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从张仪发迹前的处境来看，他受到的压力：一是在楚国被嫌疑从而挨打受辱；二是投奔才具在自己之下的故友同学，本来就是件很尴尬的事；三是苏秦的怠慢轻视（他当然不知道苏秦对他的真实用心），这一点是z主要的。毛泽东从苏秦、张仪的关系中发挥出这个看法，无疑包含了他自己的丰富的人生体验。实际上，在这次谈话中，他就举了自己在中央苏区受打击的事情为例，来说明压力使人进步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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