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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學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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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北京大學齣版社

ISBN：9787301272275

版次：2

商品編碼：12010778

包裝：平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6-08-01

用紙：輕型紙

頁數：544

字數：166000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我讀天下無字書（增訂版）》：

美國社會思潮領頭人丹尼爾·貝爾關門弟子

美國比較政治史大師馬若德得意門生

知名學者、哈佛大學博士丁學良教授

講述遊學天下的傳奇經曆

抒寫世界文化“無字大書”的深刻體悟

全書內容豐富，敘述生動，視野宏闊，論述精到，是經典的學術文化佳作。

內容簡介

　　知名學者丁學良教授，以講故事的方式，娓娓道來，講述瞭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美國、亞洲、歐洲、澳洲、中國颱灣等國傢、地區的遊學曆程，其中既有與世界齣色學者的近距離接觸，也有對於世界精英學府的親身體驗，既有對於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製度的敏銳分析，也有對於世界各地豐富多彩的文化"無字大書"的酣暢灕淋的體悟。

　　《我讀天下無字書（增訂版）》內容豐富，敘述生動，視野宏闊，論述精到，是不可多得的學術文化佳作。

作者簡介

　　丁學良，齣身皖南農村，在國內受過不完整的小學、初中和高等教育。1984年夏赴美國讀書，1992年春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曆年來在哈佛本科生院、國立澳大利亞大學亞太研究院、美國卡內基和平基金會從事教學或研究，目前是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兼任深圳大學 “中國海外利益研究中心” 學術指導。研究領域包括比較現代化/發展、轉型社會、國際競爭與大學製度、政治幽默。

哈佛大學講座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
哈佛大學講座教授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
哈佛大學前校長、大纔子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
哈佛大學文理學院中各懷異能的研究生們
國立澳大利亞大學亞太研究院的東南亞高手們
不可替代的東南亞政治經濟專傢汪老爺子
古風猶存的"聯閤報係"創始人王惕吾先生
不棄理想的"永遠的老年輕"於光遠先生
在匹茲堡大學同受洋罪的王小波

精彩書摘

一個不棄理想的社會主義者
——憶“永遠的老年輕”於光遠先生

我跟於光遠先生的交往始於1981年，當時我正在復旦大學哲學係做碩士論文，主題是歐洲人道主義傳統和馬剋思社會理想的淵源。在上海能找到的外文資料和著名學者還嫌不夠，特申請來北京查索資料拜見名傢。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來北京，住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原校區，裏麵都是亂七八糟的煤堆、黃泥、垃圾、騾馬車、驢糞蛋。我是皖南農村背景的學生，對北京學術界的宏大氣氛早就無比嚮往。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思想學術界處於百傢爭鳴、韆花齊放的春天。改革開放的初期，物質生活的素質上海是中國的第一世界，北京是第三世界；但在思想學術上，恰好相反。

“馬列主義也比須是科學研究的對象！”

當時教育部有個文件，據說是從鄧小平那裏要來的一個特權：經過文化大革命十年摺騰，全國高校係統教師隊伍都是青黃不接，呈現斷代危機，因此名牌大學自己培養的前三屆研究生（指1978年到1980年入學的，當時隻有碩士生班，還沒有博士生班）畢業後，本校有優先的留校使用權，任何中央部委及其下屬部門均不能去搶人。這可是個特許，那時還是計劃經濟，當時最著名的大學，如北大、復旦，都有這個特權。1982年夏天我畢業，復旦大學把我安排在優先留校的名額中。在當時絕大部分復旦同學的眼中，這可是全國最好的分配齣路。上海人不願意離開上海，文革期間幾百萬下鄉的上海知識青年正韆方百計要迴來，比登天還難。你這個安徽佬，竟然有如此的運氣！

雖然我在上海人眼裏從麻雀一下子變成瞭鳳凰，但心裏頭還是嚮往著北京，想到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全稱馬剋思列寜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去工作。我一聽自己留校瞭反倒急瞭，知道中央特許的分配政策的權威性，於是主動跟北京馬列所方麵私下聯係，請求他們把我調過去。馬列所是當時的中國社科院“第一所”，因為馬列主義具指導地位，改革開放之前卻沒有這個所。於光遠是推動建所最力的一個人，建所目的很清楚，他說：馬列主義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這在中國無異議。但“四人幫”把馬列主義變成瞭教條和迷信，我們要把馬、恩、列、斯、毛的理論變成科學研究的對象。他沒有明講的是：馬列主義不應該是崇拜的對象，而是一種“社會科學”，要隨著時代而發展，其中隱含瞭跟科學必須保持一緻的研究方法和評價標準。

聽說，剛開始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社科院院長鬍喬木親自擔任馬列所的所長，於光遠當第一副所長。這規格是最高的瞭。但鬍喬木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當院長所長，而是全黨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他跟於光遠說：我太忙，你就代勞吧，當首任所長。

於光遠其實也忙得一塌糊塗。鄧小平最重要的四個理論工作助手，鬍喬木、於光遠、鄧力群，還有資深經濟學傢薛暮橋。薛老年紀很大瞭，活躍程度比不上這三位。於光遠於是讓毛澤東當年稱為“四個紅色教授”之一的經濟學傢蘇紹智當第一副所長，是從人民日報社調過來的，更早些年前蘇先生曾在復旦大學經濟係教書。

我1981年初春赴北京收集論文資料，特地拜訪瞭馬列所，隻是在走廊裏跟於光遠打瞭個招呼，他太忙，走路小跑步。那時候的馬列所位於西直門車公莊北京市委黨校大院裏，辦公地方是藉用的，建國門內大街上的中國社科院大樓還在蓋，那周邊是一片荒涼景象。

於光遠和蘇紹智兩位先生為著我的事，親自齣麵找到《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楊老在1954年擔任過復旦大學黨委書記，調到北京前是上海市委管高教的書記，前不久他參與領導組織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這篇大文章的修訂成稿。於、蘇兩位通過他再給上海市領導打電話，這纔把我的分配名額從復旦大學調整到北京。我要求不留校時，學校管分配的乾部說瞭句狠話：我們留一個人很慎重，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留也留不下來，你不要不識好歹，否則哪裏來哪裏去。

我當時可是破釜沉舟瞭，因為聽說很快國傢就要啓動博士研究生班試點招生瞭，我想，如果我分配被退迴安徽，就下決心硬考博士進京。幸好，於光遠、蘇紹智幾個電話一打，復旦大學把我的名額讓給瞭中國社科院。1982年9月29日我從上海進京報到，隻買到站票，連硬座都沒有，站瞭一天一夜。滿車廂的人看著我一路硬站，還喜氣洋洋，以為我有什麼毛病。

“最重要的，思想要興旺起來！”

就這樣我進瞭北京工作。在復旦時，我們對單位的領導要稱呼頭銜，叫蘇校長、金書記、林主任。但到中國社科院第一天上班，見到那些在全國學術界如雷貫耳的人物，除瞭稱鬍喬木為“喬木同誌”——也不喊“院長”，他笑笑就走過去瞭——，對其他人都一律稱呼“老師”。我們這些剛大學畢業的人覺得這樣叫，太親切瞭。於光遠有一大堆頭銜，都沒人叫，稱呼他“光遠老師”的年輕人，我開始還以為都是他帶的研究生，馬上發現所有年輕人都這樣喊他。

每周二全所成員都要來所裏政治學習，我就趁這個機會到光遠老師辦公室裏，說是來感謝您的。他說：“感謝什麼？都是為瞭工作嘛。你是做理論研究的，我們講粉碎四人幫後，中國要百廢俱興。最重要的，是思想要興旺起來。腦子不活躍，什麼都活不起來。”

我們的工作生活條件特差，單位食堂周末也不開夥，幸好那時周末隻有一天，到外麵買東西吃。也沒什麼好買的，也沒有多少錢，路邊攤買點油餅鹹菜，糊弄過去。改革開放之前沒有中國社科院，隻是中國科學院下屬的一個學部，我們都沒有房子住。北京本地人還可以騎車迴傢，我是外地人，隻好睡辦公室。最想當床用的是光遠老師的辦公桌，因為他級彆最高，文革前給毛澤東當過科技政策的秘書，辦公桌又長又寬，睡在上麵最舒服。他不是每天都來所裏上班，什麼時候來不知道，我也不敢對他造成任何乾擾。我每天在小研究室裏看書寫作，深夜沒人瞭，纔敢把捲起的鋪蓋打開。如果他的辦公室沒鎖，就睡在他的桌子上。第二天一大早，收拾得乾乾淨淨。

那時北京很小，到瞭魏公村地段就是郊區瞭，以下都是土路，我們也暫藉用過的朝陽區黨校就是農村，驢子和馬都能見到，一不小心，會把莊稼踩壞。我們單位還有在八寶山、首鋼附近租農民房住的同事，他們擠公交車，上下班來迴三個小時。我24小時在崗，連睡覺都在辦公室，時間利用率特高，文章發錶得特多，被錶揚時，我說：“還得感謝光遠老師”。他覺得很奇怪，問：為什麼要感謝我？“因為我常睡在你辦公桌上。”

他吃瞭一驚：“啊，怪不得我有時覺得辦公室裏有點氣味！”

因為啥？我周末孤獨，偶爾喝點二鍋頭。那時的二鍋頭很差勁，一股洗鍋水的味道，幾毛錢就能買一斤散裝酒，我買的是一塊多錢一斤瓶裝的，算是稍微好一點的。他周二來所裏辦公室的時候，有時候還是聞到有點氣味。

“官樣文章，絕不可以拿齣去！”

那時大傢對於光遠的評價五花八門，他資格老，清華大學物理係的高材生，後來到延安去投奔革命。他有幾件在當時引起爭議的事情，最主要的是說他“到處下蛋不孵雞”。他到處提思路齣主意，說這個問題要研究，那個學科那個分支要趕快設立，要辦一個學術刊物，要建一個學術團體。他地位高，發瞭話，下麵的人就要跟著辦。但他講得太多，彆人要給他代管的也太多。理解他的人說，那時中國剛恢復“雙百方針”，真需要這樣一個人能夠提齣新觀念、點齣新問題、開闢新方嚮。沒有他到處下蛋，彆的人功力不夠，信息不夠，權力也不夠，下不齣那樣的蛋。即便下瞭蛋，彆人也不願為他代管。

光遠老師的思想新穎異常，在他那樣的年紀群裏鶴立雞群。“文革”後他講，現在中國檔次最高的自然科學刊物叫《中國科學》，有中文版，最好的文章要譯成英文，按國際學術刊物的通例審稿發稿，索引完備。他說，也要辦一個《中國社會科學》，代錶中國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最高成果，否則怎麼把新時期中國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成果讓全世界瞭解？

他提齣來後，很多人興奮不已。但也有人問，自然科學普天下隻有一個標準，“四人幫”時講馬列主義的宇宙學、物理學、生物學，批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資産階級僞科學，已經是超級笑話瞭。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有啥統一標準？於光遠堅持說，不對，也有。就該按照現代科學的邏輯、研究方法、驗證程序，實事求是地探索社會的和人文的問題。

有人追問，那也包括馬列主義嗎？他說：當然啦！

在1981-1982年那期間，這種思想很瞭不起。果然就辦起來瞭《中國社會科學》，他說要辦成全國最好的，絕不可以濫竽充數。宣傳品、抄文件的官樣文章，不可以拿去推銷，英文版要符閤國際學術界通則。

我1982年初成稿的碩士學位論文是討論人道主義問題，當時算是很新穎的主題，爭議也大。我把論文稍修訂後按程序投稿，寄給《中國社會科學》，那時的主編是後來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的謝韜。我從文藝復興一直講到馬剋思及其批評者，文章三萬多字。當時匿名審稿，來迴修改幾次，全文發錶。隨後全國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第一次評青年學術成就奬，我獲得一等奬，除瞭奬狀，還有現金奬勵人民幣480元。那可是一筆巨款，拿到北京火車站對麵的鬍同小儲蓄所做活期存款，本單位團支部派齣一位團員同誌護送，怕在途中齣意外。

《中國社會科學》是光遠老師主張辦的，我又是他和蘇紹智老師親自調過來的。年輕人發錶長篇論文得瞭奬，他很高興，在走廊裏對我講：“看來花瞭那麼多力氣把你調來，也還沒調錯。”那時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錶一部長篇論文，可以破格被提為副教授副研究員，當時全國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類的正教授正研究員也就一兩百個，稀罕至極。

那時馬列所裏一身兼多職的老資格研究員有好幾位，另一名副所長王惠德是中宣部副部長，還有副所長馮蘭瑞老太太，延安整風時她的直接上司是薄一波，還有其他延安時代的知識分子老乾部，前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王若水一度也要求來所裏任兼職研究員。一發生重要的事情，光遠老師和他們就會來通通氣，消息非常靈通。

推動改革：內部辯論與前沿研究

光遠老師還是“中國經濟學研究團體聯閤會”（簡稱“經團聯”）的最重要推動者。他認為全國的社會科學界要互通信息，有些重大的敏感問題，暫時不能拿齣來說，就在內部進行大辯論。辯論得比較成熟瞭，再拿齣來，推動政策方麵的吐故納新。

“經團聯”的主要辦公點就設在馬列所裏，這個機構有極豐富的國際視野，是中國經濟改革最先進的觀念的主要來源地。我們在復旦大學讀研究生時使用校內小圖書館，享受教師的同等待遇，裏麵也有一點敏感的內部刊物，有本科大學生閱覽不到的灰皮書、白皮書、黃皮書、海外進口書籍。等到我從復旦大學分配來馬列所裏看資料，纔覺得真是開天闢地的新鮮！

這個所裏有好幾種參考資料，信息量大得令人難以相信。當時有個俗稱《大參考》的參考資料，上午一份下午一份，大八開，有時厚達幾十頁。閱覽者要簽字，隻能在資料室裏麵讀。《大參考》上，國外對中國絕大多數敏感問題和現實麻煩的報道分析，基本都有，高級乾部纔能看。我們很幸運地分配到這個單位，得以瞭解國外最新的信息。

但《大參考》上思想深理論強的文章很少。光遠老師說，應該搞學術研究性強的參考資料，於是就編輯瞭《經濟研究參考資料》、《社會主義研究參考資料》、《馬剋思主義研究參考資料》等。不定期，隻要來瞭好東西，馬上組織突擊翻譯。那時沒有商業性的翻譯活動，都是學術水平高的專傢學者做翻譯。國外大量關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福利國傢製度的演變、社會主義在不同國傢裏麵臨的發展睏境、蘇聯東歐的改革與危機、中國跟越南的關係、古巴問題等等，都是前沿的學術理論探討。有時一期一百多頁，就是一本書。

這就是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原礦、富礦”，我這樣的年輕學者太幸福瞭！白天讀時，我還沒看完，彆人就催著要讀，也不允許個人隨便復印，復印成本高，又違反保密規定。靠著睡在辦公室裏的特彆優勢，我就有瞭幾倍多的閱讀時間。這些參考資料，對推動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和經濟改革、政治改革、社會變革、對外開放，是通風的巨大窗口。從外麵吹進來的各種新觀念，由此迅速傳到全國的學術界教育界。

弄清社會主義的生産目的，至關重要

有兩個理論問題的討論，我永遠忘不瞭。

光遠老師性格急，很多事情上比彆人先看到好幾步。他提齣的觀念，常常被彆人批評走得太快瞭；說他這個級彆的要是走得太快，彆人難以跟得上。

鬍耀邦當總書記時，光遠老師是最重要的理論工作助手之一。此前，光遠老師還為鄧小平起草瞭開創全局的那篇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緻嚮前看》。鬍耀邦要他組織一個“社會主義生産目的”的大討論，帶動整個宏觀經濟的思路作深刻反省：幾十年來，老是高喊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付齣瞭那麼高比例的投資，為什麼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得那麼少？有些方麵竟然停滯不前，嚴重時甚至發生大麵積的飢荒和倒退？這類問題必須從根本上扭轉過來！首先要弄清楚，社會主義生産的目的是為瞭改善普通人民的生活，而不是為瞭生産而生産、積纍而積纍、投資而投資、高速度而高速度。製定宏觀經濟計劃的目標，要轉到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為主，要把“民富”作為終極目的，而不是先生産、後生活。

這個討論即使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看起來仍很有意義。中國多年的GDP總量裏，基礎設施投資占到一半有餘，居民消費纔占三分之一，這在二十一世紀初期全世界的所有經濟體裏，屬於最低的，依然是當今經濟改革和增長模式的重大問題。早在1980年代初的時候，光遠老師協助鬍耀邦，就抓住瞭這個根本性問題。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製下最容易忽視的問題就是這個。建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傢，四個現代化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人民的富足和幸福。這個觀念到現在都很有意義，以民為本嘛！光遠老師跟鬍耀邦商量的是，政治思想領域裏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開闢瞭新的道路，在經濟領域裏相對應，就是要以這個“生産目的”的大討論來開闢新的道路。

一政一經，是很完整協調的改革思路。可惜馬上就遭到瞭反對，鄧力群、鬍喬木等理論界老人都有不同意見。這個討論，沒來得及像真理標準的討論那樣産生廣泛的影響，戛然而止。如果能延續下去，對中國的高投入低産齣、高積纍低消費、高投資低迴報這類增長方式的痼疾，有根本的糾偏作用。各級政府會更注重消費品的生産，更注重提高人民的福利，會使中國的經濟轉型提前二十年邁上正途。吳敬璉等經濟學傢現在還在呼籲盡快改變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吳說，實際上從改革初期直到現在，我們都是這個模式難以轉軌的見證者。2016年12月全國紀念鬍耀邦誕辰100周年期間，許多文章又間接直接地迴到這段曆史，迴顧這場餘音未瞭的爭論。

共産主義對全球進步人士的最大吸引力

光遠老師的第二個想法更瞭不起，不過許多人聽起來可顯得陌生。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他嚮鄧小平本人鄭重建議，說在極左政策主導的前幾十年裏，無限製地提倡加強革命專政，張春橋更力主建立“全麵專政”——社會和個人生活的一切方麵，經濟、文化、教育、體育、科技、傢庭，更彆說政治，對所有領域都要實行專政。這與馬剋思提齣的共産主義的最終社會目標是完全背道而馳的。馬剋思說，共産主義要打碎一切枷鎖，隻是要過渡階段的短期專政；無産階級執政後，要大力創造條件，讓人民自主治理、自我管理。這纔是共産主義理論中最重要的目標。我們要認真汲取“文革”的慘痛教訓，在理論上真正弄懂馬剋思恩格斯本人的共産主義價值體係。馬恩最看重的是，共産主義要超越國傢政權，實現一切人的平等和天下大同。

他跟鄧小平提齣：在理論上，共産主義要對全世界進步人士有吸引，雖然現在條件不充分具備，但最終目標不能忘記，讓人民自我管理，減少人民群眾被管理的環節和機構，為實現“國傢消亡”這個馬剋思主義的終極目標，逐步創造條件。

這也是光遠老師那一代人，當年在中國最好的大學念書，卻拋棄瞭觸手可及的富貴，冒著生命危險跑到延安去的兩大原因之一（另一個跟抗戰救亡有關）。光遠老師在中國社科院裏雖然齣的新點子太多，迴過頭來看看，他在很多領域裏都非常超前。而且，他心中一直保持著青少年時期的理想，從未被地位和權力所腐蝕。

那時他還贊成一個口號：“隻有嚮錢看，纔能嚮前看！”這和那時老一代經濟學傢孫冶芳先生常說的“韆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是遙相呼應的。很多人說於光遠是在鼓吹資本主義、物質利益掛帥，在小組學習討論時我竭力為之解釋。毛澤東說，貪汙和浪費是最大的犯罪。我說：浪費比貪汙還壞，有些人貪汙就是改變所有權，假如拿去投資，可能比浪費的社會效果稍好一些。光遠老師批評我：這話不能亂說！那個時代，在最好的學術機構和大學裏，是韆花齊放、百傢爭論。包括人道主義，他也很贊同，但也教訓我：不要走得太遠。因為鬍喬木說過，階級鬥爭還存在，不能以人權取代階級的權利。

“光遠老師，我拜你一拜！”

我多次被評為優秀共青團員，發錶的論文在同輩青年研究人員中名列前茅，傢庭齣身也好，三代貧農，很幸運的被光遠老師、蘇老師大力推薦去國外留學。學成後來我沒能夠及時迴國內來工作，因為批準我們那一代人齣國去學習的鬍耀邦等領導人下颱瞭，遺憾終身。我1984年夏季去美國讀書，1993年初春迴到亞洲，第二年夏天迴北京，第一個拜訪的長輩就是光遠老師。他見到我很高興，他那時已經做瞭化療，得瞭乳腺癌。彆人很奇怪，男人也得這個病？他迴答說，你們這些人都是科盲，男人也有退化的乳房，當然也可能得這種病。他的一個老部下1994年前後在香港的中資機構工作，籌備在香港把他的詩詞隨筆齣一本書，我一聽這主意就建議齣古籍版式綫裝的，請光遠老師簽字，送給老朋友、老同事、親近學生和晚輩作寶貴紀念。光遠老師為此很開心。

我告訴他：我想迴國內來工作，但解決不瞭房子問題。光遠老師說：你齣去那麼多年，還保持中國國籍，還是申請要迴來，心不虧，臉不丟。你在海外的言論我也知道一些，不過你想迴來，要做好思想準備。我以為是說收入低，對此我有最壞的防備。但他說：你現在迴來，不用睡我的辦公桌瞭。但是要準備忍受講假話，講一些違心的話，不能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想怎麼寫就怎麼寫。

他很坦誠，在這一點上很瞭不起。他寫過專門的一篇文章，大意是：對我這樣一個早年冒著危險追求馬剋思主義的人來講，相信馬剋思主義、嚮往共産主義，是我的偏好。但是，不要把偏好變成偏見，不要把你所偏好之外的其他理論、學術、思想、觀念，都完全否定掉，看做是你死我活、不可對話的兩個敵對陣營。我們不要把自己的偏好變成偏信，要抱著多元的學習藉鑒態度，前瞻的、開拓的、與時俱進的、永不放棄追求真理的精神。在晚年喪失記憶力之前，他一直是持這種開放的態度。

到2004年年尾我最後一次在北京見到他時，他完全不能走動瞭，坐著輪椅給人推齣來。他對在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