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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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家小作，重在深入浅出
　　这本书是一代汉学宗匠杨联陞教授本着“训诂治史”精神写下的一本小书。“报”、“保”、“包”在中国文化中意义重大。“报”含报偿、报答、报仇等意义；“保”指能够保有、保持之意；“包”指全部保任、负全责，三者都是中国社会关系中重要的基础。本书细致梳理“报”、“保”、“包”三字及各自复合语汇的语义演化，由此深入阐析字面背后的社会文化意蕴，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观念。

　　☆以小见大，体会名家治学之道
　　陈寅恪先生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本书即是杨联陞先生对此一理论的具体回应。“报”这个字是中国社会文化上一个重要概念，它虽是人类社会普遍具有的概念，却更是构成中国社会关系特殊性的基础。杨先生对“报”一字的诠释不啻是作一部（但非全部）文化史。

内容简介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成立于1949年。1977年，设立了“新亚学术讲座基金”，目标是每年邀请中外杰出学人做系列公开演讲，切磋学问，交流思想。1978年，“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首先成立，之后三十年，每年一次邀请著名学者到院主持讲座，成为学院的盛事。凡有书稿者，均整理出版，形成了这套系列读本。
　　“报”、“保”、“包”在中国文化中意义重大。“报”含报偿、报答、报仇等意义；“保”指能够保有、保持之意；“包”指全部保任、负全责，三者都是中国社会关系中重要的基础。本书细致梳理“报”、“保”、“包”三字及各自复合语汇的语义演化，由此深入阐析字面背后的社会文化意蕴，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观念。

作者简介

　　杨联陞（1914-1990），字莲生，河北保定人。著名历史学家，海外汉学的先驱者，在中国史相关研究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就读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著有《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中国制度史研究》《东汉的豪族》《国史探微》。

目录

迎杨联陞教授到新亚书院讲学（林聪标）
引言
原报
原保
原包
附论
结语 致谢
附录一 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杨联陞著 段昌国译）
附录二 人际关系中“人情”之分析（初探）（金耀基）
附录三 中国文化中之媒介人物（杨联陞）
跋（金耀基）

精彩书摘

　　迎杨联陞教授到新亚书院讲学（林聪标）　　（一）　　新亚书院创办“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已经进入第八年了。这几年当中，东西鸿儒硕彦相继来港主持讲座，从文史哲各方面来阐述对中国文化的探索……他们的真知灼见不仅激发了我们对中华人文的怀思，并引起中外学者的往返切磋，激荡涟漪，这是何等的兴奋，又是何等的气派。而诸位讲者不只在他们的演讲中提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更各能以他们的儒雅风范展现出他们所怀持的传统理想，在现代世界中的和谐畅顺。这正是体现了卅六年前成立新亚书院诸君子创校时所抱的崇高理想。今天，新亚书院已茁壮成长，成为中文大学的一分子，但本院对发扬中国固有文化的使命依然不敢一日稍懈。在前任院长金耀基教授之努力下，我们今天很高兴能请到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来主持今年的“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这实是新亚的一项大喜事，也是新亚的光荣。　　（二）　　联陞先生代表了博闻强记、学贯古今的通儒传统，也代表了知识即乐趣、致知能自足的文士理想。这样的人在当今学术界中已逐渐稀少。在这个处处讲求体系、架构，或模式的专业时代里，能够正本清源，博览历代群书，具偶因一得而欣慰不已的谦虚心境的人，反而能特别激发别人的共鸣，同侪之钦佩。联陞先生的学问旨趣正在于此。　　但联陞先生更是当世卓越的汉学家，是中国生活艺术和中华文化的最佳诠释者。从保定到清华，从清华到哈佛，他孜孜不倦，所追求的无非是这一个精神的绝妙境界。这样的神趣看似细微，却非有深厚的学力和锲而不舍的勤劳不为功。联陞先生的天资和造诣正透过数十年中西学术的交互冲击而臻于成熟。　　近代中国史学的研究当然是由乾嘉史学因缘发展而成，由札记考证、名物训诂而进以贯通史事，探究风俗典章，遂蔚为大观。但十九、二十世纪中西交通发达，西洋史学的绵延扩大由考古者所发扬，每以博闻广问、记诵考索为根本，自不免与乾嘉以降的史法史识相互为用，而援引壮大。尤有进者，当代社会学、经济学之发达也直接塑造了民国以来史学研究的风尚。在王国维、陈寅恪诸位大师的开拓下，在故都的浓郁学风中，于民国初年熏陶出一批杰出的青年史学家。　　1933年，先生到清华大学读书时正赶上了这一场风云际会。国文老师朱自清、英文老师叶公超、日文老师钱稻孙、政治学老师浦薛凤、中国通史及秦汉史老师雷海宗、西洋通史老师刘崇纮、隋唐史老师陈寅恪、中国社会史老师陶希圣、中国学术史老师张荫麟、中西交通史老师张星烺，这些都是我们所熟知的近代中国学界的翘楚。就在这一段潜移默化的日子中，先生奠定了日后数十年研究的深厚基础。　　先生早岁之志趣在中国社会经济史，著作甚丰，范围包括税制、信贷、度量衡及社会结构等专题。《东汉的豪族》一文尤为人们所记诵，是当代史学对中国中古门阀社会之渊源做出初步探索工作的名著。　　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史之研究多由东瀛学者开其端；仁井田陞、曾我部静雄、加藤繁，以至于现在的寺田隆信、池田温、斯波义信等都曾先后做出贡献，而先生因熟习日文，能与日本学界相互发明，与当年《食货半月刊》诸人之努力配合，替战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带来了不拘于教条、不耻下问，且兼容并蓄的风尚。可惜这种博采证据，活用学说的态度，后来由于日寇侵华而不能持续下去。　　然而在举世滔滔，沉醉于所谓科学史观之潮流时，先生却持守其通儒的素志，精通文字、语音乃至于敦煌、甲骨之学，所写篇章文字每多新意。当年日本学者之受益于先生者指不胜数，初不以治经济史或社会史者为限，连正统汉学的学者像和田清、平冈武夫、宇都宫清吉等也都曾与先生交接论学。　　1941年，先生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从此进入了学术生涯的新页。　　（三）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哈佛校园已经结集了众多的中国专家，而哈佛燕京学社的中文图书收藏也是新大陆数一数二的。先生在哈佛四年，继续钻研经济史，以论文《晋书食货志译注》考取博士学位。期间先生并与赵元任先生主持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训练班，编成《国语字典》（Concise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及《国语入门》（Mandarin Primer）两书问世。当年在这所学校受训出来的多位学生日后都成为知名的汉学大师，其中尤以普林斯顿大学的牟复礼（Frederick Mote）教授，最享盛望。　　但先生之最突出成就在于经济史方面。《晋书食货志译注》及《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 A Short History）两书是先生成名之著，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西方，汉学之传统日渐式微，而讲究新途径的中国研究逐渐抬头，如何重估旧材料与新说发明，俾使传统社会的面貌得以重新展露，这就需要一番深厚的探索；非有旧学之根底与新知之巧妙，而不为功。先生在这转型期开创的功劳实在十分重要，令人向往、尊崇不已。　　但是为学不可独沽一味。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天地宇宙的奥秘是透过力行与思维双管齐下而进行研究。知识与教学相长，方能成就博大；旧学与新知交融，六经皆我注脚，这种情趣才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先生以一介书生孜孜不倦地在著名的哈佛园中宣述这种看似不切实际的理想，历数十年而不怠，终使治学范围逐日扩大，心胸怡然自得。从围棋到书法，自龟甲至“六博”，真是举手投足莫非学问，书评杂著无不妙品。先生这种气势不只赢得“活百科全书”的盛名，更为许多由灿烂归于平静的大学者所欣羡神往，而相互期许。　　近代法国伟大的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便这样说他：　　杨教授喜欢拿他的学问与在历史汪洋大海的海滨拾贝壳相比。我必须说，挑选细石或贝壳必须对海滨有全盘的视野和认识，这并不是人人能做到的。但是杨教授的识见却是既高明又辽阔。　　戴密微说得好，因为虽然杨教授自嘲其学问为杂家，而实际上他的学问是和一己生命的成长结合在一起的。自《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发表以后，先生在制度史及通史方面继续写作不辍，相继出版了《中国制度史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汉学散策》（Excursions in Sinology）等书。在他众多著述中被译成中文的亦颇为不少，遂于前年编印成《国史探微》一书刊行，一时洛阳纸贵。　　这些书中所含括的内容十分广泛，但先生旁征博引，下笔从容，笔锋轻快，读其书如见其人，谈笑风生的丰采跃然纸上。所谓学林高手，莫此为甚。　　哈佛之中国史研究得先生之参与，日益壮大。而先生的深厚影响更使该校之中国研究能保持精览原典、务实切近的特质。卅年之教学，桃李满天下。先生在国际之地位也因此更为彰著，俨然成为一代宗师。1957年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颁授“文化奖章”，肯定先生在学术上之崇高成就。多年来先生更参与哈佛燕京学社推展亚洲研究之计划，并编审《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对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居功至伟，在华人学者中不作第二人想。　　1969年，先生接受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赞词说：　　杨联陞：汉学宗匠，其博学明识所树立之楷模，已为学人所矜式，而其于东西大同之旨，深有领会，则尤为爱好和平诸人士所更宜矜式者也。　　1976年先生又接受香港中文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赞词称：　　杨教授博闻强记，学贯中西，尤精研中国制度史及中国经济史，其有关此等专史之论著，备受国际学术界之推崇。杨教授除长于著书立说外，兼善评论他人之著作，其书评之精细公允，深为学界人士所乐道。　　两度荣誉真与先生在学界之贡献相互辉映。先生之成就至此可谓已实至名归了。　　1980年，联陞先生从哈佛荣休，从此可以随心所欲，涉猎自己所欣赏的事物。然而先生的学术活动却仍未稍懈，对于后学的奖掖和启迪亦未或减，这正是先生生命力绵延不断的最佳写照。　　（四）　　联陞先生家居随和，夫人缪女士是名史家缪钺先生的令妹。伉俪情谊，相敬如宾，久为中外友朋所乐道。先生治学时仍不忘中国士人之风雅，凡琴棋书画皆所喜好，在传统文化逐日为人淡忘的今天，这份雅兴是我们所不宜轻视的。先生的学问和广泛的阅历无不与追求完美和谐的生命息息相关。回望新亚书院所标示的理想，那么我们就必更能体会这份在现代世界中日渐消逝的情趣。　　今年（1985）9月底先生来新亚主持“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适与新亚校庆相配合，这是值得我们感到兴奋的机会。先生的题目：《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原报”“原保”“原包”》又正反映出先生治文字学、思想史、社会史于一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特色。此一系列之演说势将引发各方面学者的探讨与论辩。先生积数十年治学之经验，对于这几个观念的阐述必有发前人所未发的精彩。而先生一向谈话风趣，答问之际，天马行空，更必然会使听众时刻有突如其来的兴奋，引发不期然的惊讶和赞叹。　　在联陞先生来港的前夕，我们回想先生在海外数十年的贡献，记述他生命与学术融会的气质，这是多么的合宜。在剑桥、巴黎、京都之外，先生也终于到了香港。相信在讲学之余，一定会别有一番滋味。更希望他在短短的访问期间，能够有宾至如归的欣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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