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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拉尔夫·格奥尔格·罗伊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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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9787020111213

版次：1

商品编码：12003588

包装：平装

丛书名：汉译传记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7-01

用纸：胶版纸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约瑟夫·戈培尔，他的名字成为一种宣传的代名词，而这种宣传将整个民族变成了一个一心想征服世界的独裁者手中驯服的工具。

内容简介

　　戈培尔（1897—1945），纳粹德国宣传部长。他的一生给德国、给欧洲、给世界带来了灾难。正是在其宣传下，希特勒才被鼓吹为“元首”。他将希特勒吹捧为“带来福祉之人”“新弥赛亚”：首先针对一小群追随者，然后向成千上万的人，继而借助无所不能的宣传机器将他的煽动扩展到易受蛊惑的整个民族。
　　戈培尔的宣传虽然未曾对政治与战争起到决定性影响，但正是这种宣传为希特勒无限制的侵略战争创造了条件，为“大日耳曼帝国”幻想的付诸实施以及向东方拓展生存空间铺平了道路。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用生动的笔触，勾勒了戈培尔的一生。

作者简介

　　拉尔夫·格奥尔格·罗伊特，1952年生，德国《世界报》记者，传记作家，纳粹德国史专家，著有《希特勒传》《戈培尔传》和《隆美尔传》等，编有《戈培尔日记：1924—1945》。

精彩书评

　　罗伊特的《戈培尔传》是我读过的史料来源zui丰富的一本书，除了《戈培尔日记全集》，他还参考了大量其他文献，如档案、法院卷宗、同时代人的回忆录和遗稿等。全书语言流畅、清晰、生动。
　　——奥利弗·斯特芬

修订版前言
第一章上帝为何将他造就得遭世人讥笑嘲讽？（1897—1917）
第二章我心中的混乱（1917—1921）
第三章滚蛋吧怀疑，我要坚强，我要信仰（1921—1923）
第四章此人是谁？一半是人一半是神！
真就是基督，或者只是约翰？（1924—1926）
第五章柏林……一个罪恶之地！
我应该投身进去吗？（1926—1928）
第六章我们想做革命者，
而且要保持革命本色（1928—1930）
第七章现在我们严格奉行合法之路，
一直奉行合法之路（1930—1931）
第八章一个世界大战时的普普通通的二等兵接替了霍亨索伦
和哈布斯堡王朝，这难道不像是一个奇迹？（1931—1933）
第九章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对人做工作，
直至他们沉迷于我们（1933）
第十章我们在走向自由的路上将经历种种
危机和艰险（1934—1936）
第十一章元首发令，我们执行！（1936—1939）
第十二章天佑帝国（1939—1941）
第十三章你们想要总体战吗？（1941—1944）
第十四章复仇是我们的美德，
仇恨是我们的义务！（1944—1945）
第十五章根本不值得活在元首和民族
社会主义去后的世界里（1945）
补遗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第一章上帝为何将他造就得遭世人讥笑嘲讽？
　　（1897—1917）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降生的1897年，德意志帝国正处在其辉煌时期。帝国是二十五年前战胜法国后建立的，之后即以惊人的速度跻身于强国之列。在政治方面它与各殖民强国争夺着“太阳旁的位置”：“以世界政策为使命，以世界强国为目标”，这就是军界和经济界为此提出的口号。这一口号使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各阶层感到欢欣鼓舞，使德国在倒向法俄同盟的同时也陷入了与不列颠帝国的冲突之中。在戈培尔出生的那一年，德皇威廉二世正在积极筹划谋求世界强国的地位。他委派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组建一支强大的德国舰队。
　　这支舰队不仅应体现帝国的强盛，而且也是新的海外原料来源地和销售市场的保障。世纪末的德国尤为有资格回顾经济的迅猛发展。在世界贸易中年轻的帝国已经排在英国之后位居第二，在工业总产量上已经赶上了这个此前居于领先地位的经济强国。由于对自然的驾驭在一天天扩展，由于知识水平日新月异，发展似乎没有止境。
　　然而这一迅速展现的鼎盛也带有一些末世之像，它们表现在种种矛盾之中：虽然威廉二世还在炫耀着大选帝侯和伟大的弗里德里希的威严，但各种集团利益早已左右着政治；虽然经济、金融和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决定着时代的特征，而有理性的批评家马克思、尼采、瓦格纳和弗洛伊德则看到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末日已经到来。
　　尽管新时代主要在各大都市宣示着自己的来临，但帝国所有的地方都已经为它准备好了条件，戈培尔家族的起源地下莱茵地区也不例外。这片宁静的天地带着浓厚的天主教色彩，具有古老的乡村手工业传统，现代工业已经在这里立稳了脚跟，具有悠久历史的纺线作坊和织布作坊发展成纺织工业。各中心区域提供的工作吸引着那里的人离开乡村，因为它们为他们展现出更加美好的生活前景，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说，种种憧憬后来却消散在越积越大的城市无产者群体那凄惨悲凉的日常生活之中。
　　当时有不少人离开自己的村子前往处在上升时期的工业小镇莱特找运气，约瑟夫·戈培尔的祖父康拉德就是其中之一。莱特“在杜塞尔多夫附近，离科隆不太远”。这位小农来自于利希（他自己在拼写时还将元音写成“�墶庇诶�希在德文中为“Jülich”。——译注。本书注释除特别注明者外，皆为译注。）附近的格威尔斯多夫，后来娶了来自贝克拉特的铁匠女儿格特鲁德·玛加蕾特·罗斯卡姆普。康拉德在无数家工厂中的一家做工，终生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他的儿子弗里茨（约瑟夫·戈培尔的父亲）出生于1867年4月14日，作为穷人家的孩子他很早就得帮家里挣钱，一开始在莱特的W.H.莱纳尔茨烛芯厂做僮仆。即使这家工厂也需要越来越多的领导和管理人员，因而勤奋的工人便有了升迁的机会。弗里茨·戈培尔就利用了这样的机会。他的儿子约瑟夫·戈培尔后来写道：他总是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尽管它是那么微不足道”。他升迁当上了小职员，作为所谓的“立领无产者”负责书写类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提升为会计员。到了二十年代，已经称作“烛芯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者莱纳尔茨甚至给了他代理权，藉此这位经营者的家庭终于在小市民阶层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1892年弗里茨·戈培尔娶了卡塔丽娜·奥登豪森。她出生在界河沃尔姆河荷兰一侧的于巴赫，在莱茵达伦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她父亲约翰·米夏埃尔·奥登豪森是个马掌匠，不到六十岁时死于心衰。为了养活他们的六个子女中还极幼小的孩子，寡妇约翰娜·玛利亚·卡塔丽娜（婚前姓柯尔弗尔斯）去给一个远房亲戚“大神甫”料理家务，他们毕恭毕敬地管他叫“先生”。尽管能带几张嘴到牧师家吃饭（他们很少坐在桌子边吃），也只能稍稍缓解他们那艰难的生活境况，因此她女儿卡塔丽娜很早就不得不去了一家农庄做女仆，直到工人弗里茨·戈培尔娶她为妻。
　　戈培尔一家生活极其简朴，他们住在奥登基尔欣街一百八十六号的一个小套房里，今天那里的门牌是二百零二号。在康拉德、汉斯和夭折的玛利亚之后，他们的第三个儿子保罗·约瑟夫于1897年10月29日在这里降生。他和两个哥哥之间各差两岁，两个妹妹生于世纪之交之后，伊丽莎白生于1901年，玛利亚生于1910年。他与他的兄妹在一个完好的家庭中一起长大。他父亲弗里茨·戈培尔责任感很强，具有普鲁士人的直率，“依照自己对爱的理解”爱着自己的孩子。“他似乎更爱自己的妻子，因此他总是有一种需求，要通过一些小手腕和刁难去烦她，有种人总觉得自己付出的爱多于得到的爱，他这种做法和此类人一样。”约瑟夫及其兄妹非常惧怕父亲“斯巴达式的教育”，对母亲的善良评价很高，她淳朴谦虚，偏于忧郁。约瑟夫和母亲保持着一种特别亲密的关系，她也特别偏爱自己这第四个孩子。约瑟夫后来说：她是那么“宠爱”自己，或许只是因为生他时她险些丧命，她大概是把“欠丈夫的爱”给了这个儿子。后来他美化她正是因为她那“令人捉摸不透的简朴”。对他来说，母亲是“最好最忠实的赞赏者”。在他眼里，母亲一生都是他父母家的基准点，直到二十年代中期父母家对他都起着一种避难城堡的作用。
　　戈培尔一家人稳重严肃。人们常常将他们的“忧郁”性格与下莱茵的单调景色以及根深蒂固的天主教联系在一起。对于普通人来说，当然也包括戈培尔一家人，天主教是一种生动而形象的信念，依据这种信念，高踞于万物之上的上帝对尘世进行着惩罚和褒奖，只要经常捏着念珠向他祷告，他就会多施恩惠。由于担心上帝发怒，人们必需对他及其尘世的黑衣仆人表示出最恭顺的敬意。每天去教堂，忏悔，一起在家里做祷告，祷告时母亲用圣水在双膝跪地的孩子们的额上画十字，这些就像天天吃饭一样属于戈培尔一家生活的一部分，而为了生计父亲在莱纳尔茨烛芯厂拼命工作着。
　　大约在约瑟夫出生两年后，戈培尔一家再次觉得必须感谢上帝。弗里茨·戈培尔被提升为店员，从此每年能挣两千一百马克，其中包括一次性发给的二百五十马克的节日费，于是一家人便有了迁入达伦街一所更为舒适的套房的可能。不过到了世纪之交第四个孩子伊丽莎白降生时，这所套房也显得十分狭小了。节俭和勤勉使戈培尔一家能够于当年买下一所小行列式住宅，这种行列式住宅是那个地区的典型建筑。新住所还是在达伦街，但离镇中心要近一些。这所“不起眼”的小房子的门牌是一百四十号，后来改为一百五十六号，它经历了一个个风风雨雨的时代，今天依然还在，约瑟夫·戈培尔将其视为自己的祖屋，因为他在这里才“开始真正领悟人生”。
　　然而对约瑟夫来说人生一开始便异常艰难。在孩童时期，因患“伴有可怕的高烧型谵妄”的肺炎他险些丧命：他挺了过来，但却成了一个“羸弱的小家伙”。世纪之交后不久约瑟夫患了骨髓炎，他自己曾说这是他儿童时代决定人生走向的事件之一。他在自己的“往事录”中写道：在一次与家人一起长距离散步后，他的右腿极其疼痛，“老脚疾”再次变得明显了。家庭医生和按摩师用了两年时间尽力消除他右腿的麻痹症，而且似乎已经治愈了。然而到后来他们不得不向绝望的父母直言相告，约瑟夫的腿将“终生麻痹”，将伴随着整个成长发育期，逐渐变为畸形足。弗里茨·戈培尔和卡塔丽娜·戈培尔不甘心，甚至带着约瑟夫去找过波恩大学的教授，在那个世纪之初对于一个小职员来说这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然而即使那些专家对此也只能“耸耸肩膀”。他装了一个不起眼的矫形器，支撑着他那只麻痹的脚并使其能直立，瘸着腿走着他的人生之路。男孩长到十岁时，明兴格拉德巴赫的玛利亚济世医院的外科医生为他做了手术。手术没有成功，于是最终只得放弃了让男孩避免畸形足的希望。
　　父母觉得约瑟夫·戈培尔的这一不幸是降给家庭的灾难，尤其是他母亲，在当地人具有天主教特色的一般想法中，与此紧密相连的是忧虑的联想。因而卡塔丽娜·戈培尔总是牵着她的“小于普欣”的手带他去莱特的圣母教堂，在那里跪在他身边悄声祈求上帝赐给孩子力量，将不幸驱离他和家庭。由于担心街坊邻居说三道四，她甚至声称约瑟夫遭受的痛苦不是源于疾病，而是出于一场意外。据说当她将孩子从一张长椅上抱起时，没有觉察孩子的那只脚悬着挨不着地。不过在他得病之后，很快就有人说小约瑟夫“长得不像家里人”。
　　男孩本人大概也弄不明白自己的残疾与信仰之间的种种臆想出的关联。可这些关联，尤其是成年人那种满含同情而又伤人感情的目光以及小伙伴的嘲笑，让他意识到这一肢体缺陷是个人身上的一种病态，一种使一切都黯然失色的病态。很快他便认为自己低人一等，不愿上街，越来越多地躲进达伦街那栋小房子二楼自己那狭小的房间里。他二十二岁回忆自己的少年时代时曾写道：那时他总认为同学们与他在一起时很别扭，“因为他无法再像他们那样奔跑跳跃，有时候孤独对他而言成了一种痛苦。［……］其他孩子游戏时都不乐意带他，自己落单并非只是自己的意愿，这种想法使他感到孤独。这种想法不仅让他感到孤独，而且让他感到痛苦。每当看到其他孩子奔跑嬉闹跳跃时，他便嘟嘟囔囔地抱怨自己的上帝［……］给了自己这样的遭遇，于是他憎恨别的孩子没和他一样，于是他取笑自己的母亲还喜欢这样一个残废儿。”
　　1904年复活节过后他开始在父母家附近的国民小学上学，此时这个脑袋奇大、右脚萎缩、显得笨拙的瘦弱男孩的困境没有任何改观。同学们都不喜欢他，因为他性格内向不合群。老师们也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个执拗“早熟的男孩”，而且还不勤奋。若他又没有做作业或是惹怒了他们，他们有时会揍他。大概正因为如此，他对自己小学时期的记忆，尤其是对那些老师的记忆基本上都不好。他将一个老师描绘为“虐待我们小孩子的无赖混蛋”，将另一个老师描绘为“信口雌黄的骗子”。他只喜欢一个“能带着真正的热情讲述”的老师，他善于激发这个男孩的想象力。
　　因做脚部手术他不得不住了三个星期的医院，其间他从早到晚都在看从一个同学那里借来的童话。“那些书唤起了我的阅读乐趣。自那时起我贪婪地读一切印出来的东西，包括各种报刊，还有我对其一窍不通的政治。”他详细读着父亲以前买的一套两卷本的旧版小迈尔百科全书。很快他就明白了，自己有能力凭借知识领域去抵消在肢体方面受到的歧视。自卑感驱使他不断进行着过度补偿。他无法忍受某个人“在自己擅长的方面比自己知道得更多，因为他认为其他所有人都很差，因而想在才智方面也将他排除在他们的圈子之外。这种想法激励着他勤奋用功，为他填充着能量。”他在他的班级里最终成为优等生之一。
　　……

前言/序言

　　修订版前言
　　1943年2月,作为对斯大林格勒那场灾难的回应，他在柏林体育馆的演讲中高声呼喊：“你们想打这场总体战吗？”至少在此时他已最终深深印在全世界所有人的意识里——约瑟夫·戈培尔。他被当代史称为第三帝国的一个“关键人物”。毫无疑问他是这样一个人物，他的名字成为一种宣传的代名词，而这种宣传将整个民族变成了一个一心想征服世界的独裁者手中驯服的工具。虽然民族社会主义宣传的各种准则出自希特勒，但其取得决定性成功却与约瑟夫·戈培尔的本性有着特别的关系。因社会引发又由自卑情结滋养的刻骨之恨、源于其天主教出身而且不受任何诱惑的信仰需求以及大才大智在他身上混合成一种用以影响民众的独一无二的武器。这个跛脚之人是对希特勒的灾难性补充，是一个后果严重的共生体的一部分，这个共生体让“元首”在绝大多数德国人的感觉中变成了一个拯救者的形象，人们顺从地跟随着他步入了深渊。
　　这就是这部传记的主线，在这里戈培尔没有被理解为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汇聚点，而是一个参与塑造历史的个体。本书出版于二十多年前，为当时一片混乱的解析戈培尔打开了一个缺口：战后的维尔讷·施特凡和库尔特·里斯在他们的传记里将他妖魔化，试图以此解释他们解释不了的东西。1960年曼弗尔和弗伦克尔将戈培尔阐释为所得极少但却在世界观和元首信仰中寻得补偿的人。赫尔穆特·海贝尔在其两年后出版的书中将戈培尔描述为没有信念的投机主义者和“已呈疯狂之态的市侩”，最终使其成了可笑之人，因为他将这位狂热的宣传鼓动者“真正的本质”简化为他永远也没有抑制住的青春期狂热。维克托·赖曼将他阐释为理性的宣传鼓动者，约阿希姆·费斯特在一个肖像速写中将他描述为“最后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而罗尔夫·霍赫胡特则完全不同，他在一篇随笔中已经相当接近真实地将戈培尔解析为“因被迷倒而又迷倒他人的信徒”。
　　本传记勾勒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戈培尔的人物全貌，这部已被译成许多语言的传记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得益于占有的原始资料比上述著作要丰富许多。在这方面必须首先提及的是仅转让给本作者、第一次被使用的戈培尔1924年以前的遗物。这些文件的使用权原本属于瑞士律师和戈培尔的崇拜者弗朗索瓦·格诺特，因而人们根本无法接触到这些遗物。付出了许多努力和耐心之后，一个布质旧箱子终于在慕尼黑皮珀尔出版社的会客室里为一个传记作者打开了，几百封书信、无数文学试笔和其它文件、一些包在棉纸中的约瑟夫·戈培尔大学时代的褪色照片展现在他面前。这些前不久在美国进行过拍卖的文件让人震惊地看到了一个遭社会排斥的残疾人的贫困生活，犹如教育剧本一样清楚地表明这样一个人如何因一个又一个希望的破灭变成了一个仇恨者。
　　除了这些能让人触摸到戈培尔个人特性核心的遗物之外，本书作者是能够使用大量与那个时代密切相关的约瑟夫·戈培尔日记的第一人。这些日记表露出自负的自我陶醉和自我欺骗，使用这样的原始资料须具备特殊的批判眼光，然而它们却使人深入进约瑟夫·戈培尔的生活，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做到的。当时本传记作者还不得不追溯多种版本和各种库藏档案，这促成作者依据一切所得于1992年出版了一部当时可供使用的戈培尔日记五卷本选集并附有评注，到了2008年终于有了一部全集版。这部三十二卷本的戈培尔日记全集是埃尔克·弗勒利希受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委托出版的，它的出版历时近二十年，其间得到了俄罗斯国家档案机构的帮助，遗憾的是没有评注。这部全集依据的是存于莫斯科的1945年用玻璃板摄影法拍摄的日记，不过另有其源的部分原稿也是其依据之一。因而此项目几乎囊括了约瑟夫·戈培尔的所有日记，只是缺少4月最后那些日子的，戈培尔的同僚维尔讷·瑙曼自称在逃离地下堡垒时将那部分日记弄丢了。
　　联邦档案馆的库藏档案，宣传部长的众多著作和报刊文章，首次因撰写一部戈培尔传记而系统查阅的在所谓的“战斗年代”里法院审理的大量戈培尔案的材料（其中一部分是作者在柏林莫亚比特州法院检察机关的阁楼上翻找出来的），它们构成了本书所依据的原始资料的另一个支柱。国内外一些档案馆的小批量库藏档案使本书的资料更加完善，其中就包括能够说明这位柏林党区领导人影响力的霍斯特·威塞尔的政治笔记，这些笔记存于波兰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图书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下落不明。
　　自本书出版以来戈培尔研究领域还有什么新成果？除了一些重要的、确证了本书的见解的细节研究之外，例如关于戈培尔思想形成、他1943年2月在柏林体育馆发表的那次演讲的意义以及他与犹太人关系的研究，这里必须提及两部戈培尔传记：一部是托比·撒克之作，他将重点放在作为个人和作为政治家的戈培尔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不愿该书视为一部面面俱到的传记；另一部应提及的传记出自彼得·隆格里希之手，出版社为该书做广告时称它是未来年代里阐释戈培尔的权威之作——即使不是数十年。
　　隆格里希这本九百多页的书至少在阐释这位宣传鼓动家的早期阶段时基本依照本传记，它在总体上认可本传记对戈培尔这一人物的阐释，尽管它与本传记有一些细小差异。本传记使用的是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切入点，而这位伦敦社会历史学家的著作则完全不同，确切地说它是一个侧重宣传活动的、传记和民族社会主义通史的混合体。与所有戈培尔传记作者一样，隆格里希首先依据的也是日记。虽说作为原始资料的日记不可或缺，但认真探究日记的背景情况也十分必要，因为其中的一部分文字是写给后人看的。显然传记作者隆格里希并非总能避开这种宣传意图，而学术界也一致认为他与戈培尔日记未保持足够的距离，对原始资料未保持批判的眼光。
　　对隆格里希那部传记的认可也促成皮珀尔出版社将这部经全面修订的传记作为学术版重新出版，为此理应致谢。这次修订的中心是考虑使用完整的日记。然而这并不是用日记摘录“扩充”之前的文本。确切地说，在本传记1990年版未能使用的日记中，我只使用了能进一步说明事实真相的部分，例如戈培尔对犹太人的仇恨的形成，而如有必要则修改之前的文本。出自第三帝国时期出版的部分日记（《从凯撒霍夫到总理府》）的引文在合理的范围内由原始记录所取代。除了录入最重要的新文献和修订附录之外，还补入了个别注释。本传记一如既往没有采用此间在当代史写作中流行的道德评价，然而约瑟夫·戈培尔的人生经历，尤其是他在第三帝国扮演的角色则自然而然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拉尔夫·格奥尔格·罗伊特
　　2012年夏于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