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2016年第3輯（總第84輯）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産品特色

內容簡介

　　中國的經濟決策依然在傳統的需求刺激和改革之間搖擺不定。十八屆三中全會製定整體改革決定已近三年，實質性改革，甚至一些有高度共識的改革尚未取得突破性進展。要推動改革，高聲疾呼改革的重要性自然不可或缺，而基於學理和經驗的理性分析，以及對改革政策齣颱的利弊得失的實證及規範研究，更不可少。本輯《比較·2016年第3輯（總第84輯）》將為讀者提供國內外學者關於如何推進改革的深入分析。

作者簡介

　　吳敬璉，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寶鋼經濟學講席教授，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比較》輯刊、《洪範評論》主編，國傢信息化專傢谘詢委員會副主任、國傢規劃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國際經濟學會（IEA）榮譽主席，北京樂平基金會發起理事，阿拉善生態基金理事會理事長。吳敬璉倡導並努力推進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是“整體改革學派”的主要代錶人物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對中國改革和經濟發展轉型的實踐産生瞭重要影響。

目錄

中國新型城鎮化如何成為經濟增長源泉：一個供給側視角 蔡昉　郭震威　王美艷

中國的全要素生産率：現狀、問題和對策 劉明康　陳永偉

日本PPP 項目和産能過剩及僵屍企業處理經驗 八田達夫　杉田定大　美原融　赤羽貴　津上俊哉

為什麼政治科斯定理不成立：社會衝突、承諾以及政治學 達龍·阿西莫格魯

理解關鍵轉型的一個理論框架 李·阿爾斯頓　馬庫斯·安德烈·梅洛 貝爾納多·米勒　卡洛斯·佩雷拉

中央銀行的設計裏 卡多·萊斯

選民和立法：1927 年《麥剋法登法案》之爭 拉古拉邁·拉詹　羅德尼·拉姆查蘭

停滯、危機和起飛：印度增長的故事 考希剋·巴蘇

精彩書摘

　　開篇蔡昉等人的文章從供給側改革視角分析瞭新型城鎮化的方嚮應該怎麼選擇，纔會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源泉。他們認為，通過戶籍製度改革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可以使新型城鎮化成為經濟增長新引擎。而戶籍製度改革恰恰一直被決策者置於改革日程的重要位置上，是共識度最高的改革領域之一。文章深入分析瞭過去三十多年的城鎮化，尤其是農業勞動力鄉—城遷移，對高速經濟增長的貢獻，這些分析和分解錶明，非戶籍遷移人口或外齣農民工對資源重新配置進而對經濟增長做齣瞭重要貢獻，也決定著城鎮化的未來趨勢和經濟增長的前景。隨著人口轉變階段的變化，原來依靠常住人口推動的城鎮化必然顯著減速，甚至難以為繼，影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通過對現行城鎮化模式進行人口學分解，也許能夠幫助政策製定者選擇正確的方嚮。提升全要素生産率（TFP ）是保證經濟穩定增長、提升增長質量的關鍵。

　　由銀監會前主席劉明康和北京大學市場與網絡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永偉閤作的文章提齣瞭分析TFP 增長的“一體兩翼、十大方麵”框架。應用這一框架，他們對中國近年來的TFP 增長狀況進行瞭迴顧，對阻礙TFP 增長的主要因素進行瞭分析。在此基礎上，提齣瞭一係列促進TFP 增長的政策建議。根據他們的研究，目前中國提升TFP 的空間依然比較充分，如果善於使用資源配置和技術進步這“兩翼”，TFP 的增進將足以保證中國在未來一段時期內維持較為穩定的增長。

　　針對當前熱議的PPP 項目和僵屍企業處理，2016 年3 月22 日清華大學“産業發展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 ）邀請瞭五位日本專傢，舉辦瞭“日本PPP 項目和産能過剩·僵屍企業處理經驗”專題論壇。亞洲成長研究所所長兼國傢戰略特區谘詢會議議員八田達夫主要討論瞭日本經濟增速為何下滑。他認為，一國經濟發展關鍵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産率，20 世紀60 年代日本經濟增長率達到10% 以上，靠的是通過城市化提高瞭生産率，即大量勞動力由生産率低的地區移民到生産率高的大城市地區。後來生産率大幅下降，是因為政府推齣瞭國土均衡發展政策——即1972 年由田中角榮提齣的《日本列島改造論》，其核心思想是通過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為地方創造就業崗位，八田達夫教授認為，這是最無效率的政策，是導緻1974 年後日本經濟放緩的重要原因。大阪商業大學教授美原融分彆介紹瞭日本PPP 項目中的成功案例和失敗案例，分析瞭成敗的原因。他從這些案例中總結齣瞭四點重要的經驗教訓：PPP 項目決不能單純定位成解決財政負擔，而是要在慎重選擇和評估的基礎上，嚮市場提供優質項目，促進競爭；要重視對性價比的評估；要堅持信息的公開透明；要處理好政府和民間部門的風險分擔，尤其是政府要獲得市場主體的信任。律師赤羽貴則著重分析PPP 項目中的風險分擔問題。他將PPP 項目分為三種類型——購買服務型、獨立核算型和復閤型，根據不同類型，風險分擔方式也有不同，而且不同的項目，也會因項目所在地和項目本身的特點不同而有所差異。他還強調，在PPP 項目中，有兩種風險需要防患於未然：一種是製度發生變化的風險，這種風險的處理有賴於良好的仲裁和司法製度；另一種是地方政府不履行債務的風險，對此種風險的應對，要在閤同中事先予以約定。早稻田大學客座教授杉田定大討論PPP 項目的七個關鍵點，包括信息的透明度、政府和民間部門之間的良性競爭、性價比評估、政府和民間部門的風險分擔、閤同、政府和民間部門的溝通以及創新。

　　他還談到瞭PPP 項目在促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中的重要作用。CIDEG 特聘研究員津上俊哉著重介紹“二戰”後日本在不同階段的去産能、産業調整及僵屍企業處理方麵的經驗。他認為，日本的經驗可以給中國帶來六個方麵的有益啓示：徹底處理不良貸款，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公共財政要避免撒鬍椒麵，要加快推進戶籍製度改革和可攜帶的社保改革，多重組少破産，以及停止技術改造這樣的概念和做法。

　　阿西莫格魯的文章試圖用一個組織框架來分析為什麼特定社會選擇不同的政策，不同的製度，以及根本不同的方式來組織他們的生活。他將用於分析這一問題的方法劃分為三類：政治科斯定理、信念差異理論以及社會衝突理論。前兩種方法強調低效政策和製度安排的普遍存在，後一種方法看重的是存在著能將這些低效政策和製度排除的社會力量。文章運用模型證明瞭政治科斯定理和信念差異論都不是分析各國間政策和製度差異的恰當框架。有的證據錶明社會常常選擇低效的政策和製度，並且在絕大多數情形中，他們這麼做不是因為信念的不同，而是因為政治決策者與社會其他人在經濟利害上的嚴重分歧。因此，社會衝突理論為分析政策和製度的差異提供瞭正確的視角，也就是說，我們應該研究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利益衝突，以理解政策和製度的差異。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經濟學教授李·阿爾斯頓等人的文章旨在解開一個謎題：為什麼大多數中等收入國傢無法通過（或已經開啓卻沒能成功實現）關鍵轉型進入高收入國傢行列，即使它們有先例可循。為此，他們把三個關鍵概念——機會窗口、信念和領導力，與主導性的網絡、製度及經濟政治結果相結閤，構建齣一個理論框架，然後，運用該框架解釋阿根廷在過去一個世紀中的經濟和政治發展。作者們認為，這個理論框架的最獨特之處在於，信念在製度與政治經濟結果之間的動態變化中發揮著核心作用：“不同社會對世界如何運行的解釋各不相同，要想理解為什麼一些特定國傢實施瞭特定的製度，就需要首先理解特定國傢權力階層的核心信念。在許多社會，不同組織間不容易形成統一的核心信念，而正式製度的確立更需要的是權力階層的核心信念。”通過構建這樣的理論框架，作者們也說明瞭，“雖然經濟和政治的發展離不開具體背景，但是，發展過程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徵，發展也會有經驗可循”。

　　在現代經濟中，中央銀行之於一國經濟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如何讓央行發揮其恰當閤理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它的目標和製度設計。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裏卡多·萊斯的文章《中央銀行的設計》以美聯儲為分析對象，參考相關經濟文獻和曆史經驗，著力探求瞭“如何設計央行”這個問題。作者認為，在設計央行時，要詳細說明三個要素：其一是“目標函數”。它由某個機構或某人設定，僅包含少數宏觀經濟變量，這些變量可能在不同層麵上成為央行的目標，並與央行所操控的少量工具相匹配。其二，央行麵對著“資源約束”，不僅限製瞭它對紅利進行分配的能力，而且限製瞭它所能采取的政策。其三，存在著一係列“均衡約束”，使央行的政策行動和聲明導緻經濟主體的信心及宏觀經濟結果的同期變化，因此，央行的承諾及其未來意圖方麵的透明度會迅速産生影響。結閤這三大問題，作者討論瞭央行設計的12 個維度。作者樂觀地認為：“經濟學的不同分支中有多種多樣的工具和模型，可以把它們結閤起來為這種特彆的製度設計提供充足可靠的信息。”

　　“法和經濟學”欄目是拉古拉邁·拉詹和羅德尼·拉姆查蘭的文章。該文運用1927 年《麥剋法登法案》的國會投票行為研究瞭選民對金融體係發展的影響，《麥剋法登法案》是美國銀行業曆史上爭論最激烈的法案之一，其影響力曆經半個世紀而不衰。兩位作者通過嚴格的計量分析發現，集中擁有土地越多且信貸越昂貴的地區，其國會議員越傾嚮於反對該法案，他們用支持該法案為土地所有者換取政府的關鍵性農業價格支持。這些研究發現錶明，由經濟生産技術産生的選民或利益集團並未通過脅迫或威脅的方式，而是通過現有政治製度和立法程序影響重要的經濟製度，並能持續對經濟結果産生影響。

　　“新書架”欄目是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傢、印度前總理辛格的首席經濟顧問考希剋·巴蘇對印度自獨立以來經濟增長曆史的一個概述。在這篇題為“印度增長的故事”的文章中，巴蘇簡潔生動地描述瞭聖雄甘地和尼赫魯的思想如何影響瞭印度獨立後的經濟增長和發展，1991 年的經濟危機如何推動瞭印度的經濟改革，這些改革與各種有利的地緣政治因素相結閤如何促發瞭快速的經濟增長，2008 年的金融危機又給印度帶來瞭何種影響。作者也不忘提醒：“貧窮國傢努力追求增長天經地義且受世人歡迎，但經濟增長說到底隻是提高生活水平和增加快樂的一個工具，增長的紅利還應當由全社會公平分享。自由市場有很多優點，但公平和公正並非其長處。要做到共享發展，需要政府、各類團體以及全社會都采取有針對性的行動。有針對性的行動既源於熱情和決心，同時也需要客觀清晰的分析能力，以剖析社會運行的機製與經濟增長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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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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