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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講詩經》原名《〈詩經〉講義稿》，是傅斯年1928年在中山大學任教期間所留下的講稿。本書呈現瞭作者所帶有的鮮明時代性的研究方法、理念和內容。本書涵蓋瞭詩經研究史、詩經研究方法、詩經的藝術性等多方麵內容，顯示齣一個具有深厚國學積澱和係統西學思想素養的年輕學者的學術眼光。
內容簡介
《傅斯年講詩經》涵蓋瞭詩經研究史、詩經研究方法、詩經的藝術性等多方麵內容，顯示齣一個具有深厚國學積澱和係統西學思想素養的年輕學者的學術眼光。本書涉及《詩經》相關問題的廣度和深度，放在今天的《詩經》研究著作中也並不過時，堪稱《詩經》講義類著作的經典。
作者簡介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著名曆史學傢、古典文學研究專傢、教育傢、學術領導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者。他開拓瞭考古學、清宮檔案的收集和研究等很多領域，為中國現代學術研究的建立與發展做齣瞭巨大貢獻。
目錄
敘語泛論《詩經》學
《周頌》
《大雅》
《小雅》
《魯頌》《商頌》述
《國風》
《國風》
《詩》時代
《詩》之影響
論所謂“諷”
《詩三百》
附錄文學革新申義
詩部類說
《詩經》中之性”“命”字
宋硃熹的《詩經集傳》和《詩序辨》
精彩書摘
敘語下列關涉《詩經》之講義十二篇，大體寫就於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其《周頌》一篇，十一月所寫，論文辭之一節，次年一月所補也。日中無暇，每晚十一時動筆寫之，一日之勞，已感倦怠，日之夕矣，乃須抽思，故文辭不遑修飾，思想偶涉枝節。講義之用本以代言，事既同於談話，理無取乎斷飾，則文言白話參差不齊之語，疏說校訂交錯無分之章，聊藉此意自解而已。其中頗有新義，深愧語焉不詳，此實初稿，將隨時刪定，一年之後，此時麵目最好無一存也。此為論經之上捲，所敷陳諸題多為敘錄《詩經》而設，中捲將專論語言文字中事，下捲則談《詩經》旁涉所及之問題，均非今年所能寫就。若所寫就者，幸同學匡其失正其誤也。
“詩三百篇”自是一代文辭之盛，抑之者以為不過椎輪，揚之者以為超越李杜，皆非其實。文學無所謂進步，成一種有機體之發展則有之。故一詩之美，可以超脫時間，並非後來居上；而一體之成，由少而壯，既壯則老，文學亦不免此形役也。《詩經》之辭，有可以奕年永世者，《詩經》之體，乃不若五言七言之盛，則亦時代為之耳。欣賞之盛，盡隨主觀，鳩摩羅什有言，嚼飯與人，乃令嘔吐。故講習《詩經》最宜緻力者，為文字語言之事，茲編未之及，留待中捲，以此事繁博非短時整理所能得其條貫。若論文辭一節，應人之請強為主觀之事作解說，恐去講章無幾，刪之亦可也。
《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擬目中三節涉及《詩經》者（第二篇四、五、八），即以此捲代之。此捲所論為敘錄《詩經》，文學史中所應述說，理非二事，故不彆作。
十八年一月二十日寫記
泛論《詩經》學
《詩經》是古代傳流下來的一個絕好寶貝，它的文學的價值有些頂超越的質素。自晉人以來純粹欣賞它的文辭的頗多，但由古到今，關於它的議論非常復雜，我們在自己動手研究它以前，且看兩韆多年中議論它的大體上有多少類，哪些意見可以供我們自己研究時參考？
春鞦時人對於詩的觀念：“詩三百”中最後的詩所論事有到宋襄公者，在《商頌》；有到陳靈公者，在《陳風》；若“鬍為乎株林從夏南”為後人之歌，則這篇詩尤後，幾乎過瞭春鞦中期，到後期啦。最早的詩不容易分彆齣，《周頌》中無韻者大約甚早，但《周頌》斷不是全部分早，裏邊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的話。傳說則《時邁》《武》《桓》《賚》諸篇都是武王剋商後周文公作（《國語》《左傳》），但這樣傳說，和奚斯作《魯頌》，正考父作《商頌》，都靠不住；不過《雅》《頌》中總有不少西周的東西，其中也許有幾篇很早的罷瞭。風一種體裁是很難斷定時代的，因為民間歌詞可以流傳很久，經好多變化，纔著竹帛：譬如現在人所寫下的歌謠，許多是很長久的物事，隻是寫下的事在後罷瞭。《豳風·七月》是一篇封建製度下農民的歲歌，這樣傳來傳去的東西都是最難斷定它的源流的。
《風》中一切情詩，有些或可考時代者，無非在語言和稱謂的分彆之中，但語言之記錄或經後人改寫（如“吾車既工”之吾改為我，石鼓文可證，吾我兩字大有彆）。稱謂之差彆又沒有彆的同時書可以參映，而亞當夏娃以來的故事和情感，又不是分什麼周漢唐來的，所以這些東西的時代豈不太難斷定嗎？不過《國風》中除豳、南以外所舉人名都是春鞦時人，大約總是春鞦時詩最多，若列國之分，乃反用些殷代周初的名稱，如邶鄘衛唐等名，則辭雖甚後，而各國風之自為其風必有甚早的曆史瞭。約而言之，“詩三百”之時代一部分在西周之下半，一部分在春鞦之初期中期。這話至少目前可以如此假定。那麼，如果春鞦時遺文尚多可見者，則這些事不難考定，可惜記春鞦時書隻有《國語》一部寶貝，而這個寶貝不幸又到漢末為人割裂成兩部書，添瞭許多有意作僞的東西，以緻我們現在不得隨便使用。但我們現在若求知《詩》在春鞦時的作用，還不能不靠這部書，隻是在用它的材料時要留心罷瞭。我想，有這樣一個標準可以供我們引《左傳》《國語》中論《詩》材料之用：凡《左傳》《國語》和《毛義》相閤者，置之，怕得是他們中間有狼狽作用，是西漢末治古文學者所加所改的；凡《左傳》《國語》和《毛義》不閤者便是很有價值的材料，因為這顯然不是治古文學者所加，而是幸免於被人改削的舊材料。我們讀古書之難，難在真假混著，真書中有假材料，例如《史記》；假書中有真材料，例如《周禮》；真書中有假麵目，例如《左傳》《國語》；假書中有真麵目，例如東晉僞《古文尚書》。正若世事之難，難在好人壞人非常難分，“涇以渭濁”，論世讀書從此麻煩。言歸正傳，拿著《左傳》《國語》的材料求《詩》在春鞦時之用，現在未作此工夫不能預斷有幾多結果，但憑一時記憶所及，《左傳》中引《詩》之用已和《論語》中《詩》之用不兩樣瞭。一、《詩》是列國士大夫所習，以成辭令之有文；二、《詩》是所謂“君子”所修養，以為知人論世議政述風之資。
說到《詩》和孔丘的關係，第一便要問“孔丘究竟刪詩不？”說刪詩最明白者是《史記》：“古者詩三韆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閤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這話和《論語》本身顯然不閤。“詩三百”一辭，《論語》中數見，則此詞在當時已經是現成名詞瞭。如果刪詩三韆以為三百是孔子的事，孔子不便把這個名詞用得這麼現成。且看《論語》所引詩和今所見隻有小異。不會當時有三韆之多，遑有刪詩之說，《論語》、孟、荀書中俱不見，若孔子刪詩的話，鄭衛桑間如何還能在其中？所以太史公此言，當是漢儒造作之論。現在把《論語》中論《詩》引《詩》的話抄在下麵。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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