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一直在思考“个人和历史的关系”，也愿意去挖掘这样的历史，而我们每一个人就像那一个个水滴，倒影里折射的是那段亲身经历的历史曲面印象。作者龚显耀是这样的一个明白人：写亲身经历的台湾大事小情，用的是世故诙谐的文字，告诉你的却是真诚鲜活的台湾众生相。我更愿意把对这部作品的接受，作为对一段历史的理解；把对作者的接受，理解为对一份情感的接受。

——徐晓

　　　财新传媒首席文化编辑、作家

　　　这本书不只是作者个人的生命史，也是我们这辈台湾人，在那个极其特殊年代的集体生命史……我到大陆旅游工作快30年了，身边的大陆朋友或工作伙伴，再怎么熟识，总觉得有层说不清的隔膜，尤其是涉及台湾人的观点时，好像永远讲不清楚而刻意回避，有了这本书后，一旦欲语还休时，就可奉上“请你自己看”！

——谢英俊

　　　国际知名建筑师，2011年柯里史东设计奖得主

　　　作者善于从事实的汪洋大海里提炼出吸引人的部分，演绎成使人应接不暇的精彩，有时让你忘却了这些事实本身承载的沉重与遗憾，这本新书不仅仅是他个人身世的缩影，还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湾社会的一部心灵历史，有着寻常写作不具备的细节和兴味，值得读者细细品味。

——唐克扬

　　　人民大学副教授，《从废园到燕园》《纽约变形记》《在空间的密林中》作者

精彩书摘

　　00.

　　本世纪初的一个下午，我在台北永康街闲逛，瓢泼大雨突来，雨势甚急，匆忙避入一家茶行。茶行老板一人正在独斟独饮，看到我一身狼狈地进来，不免招呼一声：“来来来，来喝点热茶。”我也不客气，坐下就喝。

　　在台湾，茶行有一个规矩，买茶前可以先试喝，如果口味不适就扬长而去，没有人会说什么。这个规矩似乎只有1868 年开业的台南振发茶庄例外，进门后没茶桌试喝，大概是同业敬重它是全台最老茶行的缘故吧。

　　茶这个东西一杯为品，二杯为饮，再喝下去就是牛饮。雨势一直不停，就不免和老板侃起大山。中国人见面第一句话往往是吃了没，第二句就是哪里人。知道我生在台南，苗栗老家的老板就幽幽地说出一句：“你是吃甜的，我是吃咸的。”

　　啊，就一句吃甜的，让我回到了半个世纪前的台南眷村。

　　半个世纪前我在台南出生，在我幼年时代残留的记忆中，台南和现在大陆任何一个岭南一带的县级城市没啥两样，城里是矮矮的楼房，弯弯曲曲的马路与街边的骑楼，骑楼下高高低低的步道，随意走着穿着木屐逛街的人。

　　小城外是一个又一个的村落，村落间环绕着农田水塘，然而，这一幅农家景象在我上了中学后就消失殆尽，泥土路都成了柏油路，农田都成了一排一排的房子，闽南语称之为厝。

　　第一章

　　老爹上了大江轮

　　01. 来台湾的败兵

　　我的村子也是那其中的一个村落，村名叫“崇诲新村”。这四个字是有讲头的，“崇诲”二字是为了纪念空军先烈沈崇诲。

　　沈崇诲，1911 年生于北京， 1932 年清华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航空学校，1937 年淞沪会战执行轰炸任务时，在2000 米高空因机械故障，干脆就驾机对准日舰“楚云”号直冲而下，与日舰同归于尽。

　　新村，顾名思义是有别于原来的村落。当年蒋介石管军队管得严，吸取大陆失败教训，不准退台的军队在市区里头驻扎，全数赶到乡村郊区田野间。“陆军总部”人最多，被赶去距台北市区100 公里外的桃园，“海军总部”在台北市基隆河北边的大直山区，“空军作战司令部”在台北南边的蟾蜍山里头。连总部都如此憋屈，就别说各部队了。

　　部队如此，随军眷属就只能杂居在部队营地四周的大棚里头，或是四处乱搭帐篷。直到1956 年，才在美国的帮助下，紧急建设数百座新村给120 万随着蒋介石来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及其眷属居住。

　　家父是军人，为1949 年随着国民党败退来台的百万残兵中的一员。老爹身份证上籍贯栏里写的是四川省双流县，现在双流县已经没了，划为成都市的一个区。每次聊天时老爹都会说老家就在双流县的马家寺。我曾问过具体是在马家寺的哪儿，一巴掌就打过来：“瞎了你的狗眼，去了马家寺，远远地就能看到两株高高大大的柏树，那就是‘龚家大柏树’，就是你爷爷家门口。”40 年后我是去过一趟马家寺，看到了高速公路，看到了大楼和工地，就是没有看到传说中的大柏树。

　　据老爹说，老家家境算是富裕，在当地算是个小地主，家中晒谷场就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平时开饭，家里二三十个长工能坐满三四个大圆桌，遇到农忙时左邻右舍过来帮忙就是百余人的规模。

　　当年家里有了钱就能进省城读书，每当开学前几天，家祖父就叫两个长工各推着一辆鸡公车进城。鸡公车就是独轮车，头一辆轮左坐着老爹，轮右带着行李；第二辆就是堆着几袋加起来近百斤的谷子，“吱呀吱呀”地进城上学，这些谷子就是交给学校作为当年学费的。

　　据老爹说，当年同学们都是这样，泸州的同学大半坐船来，顺带捎上十几坛泸州大曲；郫县的同学行李里头一定有几大荷叶包的豆瓣。学校也没计较哪个学生带的钱多钱少。

　　由于少年时在省城成都读书，因此老爹就带了点儿成都公子哥儿的气质，栽花莳草、玩鸟养鱼、打麻将什么的样样都来点儿。到台湾后，有了空闲就在小院子里东栽西植，顺便养些鸟儿之类。

　　老爹进军校也是偶然，1944 年老爹中学毕业后考进了成都当地的华西协和大学。“当年哈，这个华西坝里头挤进了五六间大学，啥子北平的燕京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大，都在这里。”“我们学生不上课的时候，就全挤在河边的茶馆泡着，家里有钱的就来个三花（“三花”指以金银花、菊花、茉莉花为主材的饮品），没钱的就来杯玻璃（“玻璃”则指白开水）。”

　　可刚入学没多久就遇到日军从广西柳州沿湘桂黔铁路打进贵州，前锋距离陪都重庆不到700 公里，行军快的话七八天就能到。当时全国震动，蒋委员长于9 月中旬号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鼓励知识分子从军，老爹和几个老乡同学干脆就不读了，仗着自己的英文底子不错，跑去报名空军军官学校，想当个飞行员。

　　那时候想当飞行员的多了，报名的长队拉出去都有好几百米，可飞机就那么几架，所以学历要审，身体要好，一切从严。官校一看报名表，吓，华西大学的，没问题。身体检查检查，身高、体重、四肢平衡、木器械操什么的毫无问题。最后在医官听诊的时候：“咦，肺部怎么有点点杂音？”“杂音？医官再听听，再听听，你听没得，莫不是耳朵塞驴毛听错咯？”

　　没错，老爹就是因为一点杂音被刷下来，求情托人都毫无用处。得了，就这样老爹的飞行梦破碎，去不了昆明空军官校，只能去武侯祠空军机械学校待着。

　　“老爹，你遗憾不？”

　　“遗憾个?，他们上了天就没下来，全部都死翘翘了，要是我去了昆明，你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最后那个“道”字在川音要发二声）

　　老爹毕业后，抗战已经结束，开始打内战。他随着部队移驻上海江湾机场，一待待了大半年，所以老爹当年对十里洋场可不陌生。加上老爹离家时，家祖父母给了他一箱银圆，说“带着花，钱没了就回来”。空军子弟，一箱银圆加上十里洋场，就等于狼进了羊圈，猫进了鱼市场，老爹乐不思蜀，真的是乐不思蜀。

　　等到我约莫七八岁的一天，老娘在整理屋子时，特地爬上梯子，把一个高高放在衣橱上方的小旧皮箱拿下来打开，从里头一个小袋中倒出来十来个袁大头，说：“这一箱银圆就剩下这一点。”

　　1948 年底，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大败，江湾机场各单位奉命转进台湾。老爹和同学们面临选择，是走还是留下？留下就是“起义”也是“叛逃”，走就是去一个离乡万里没人去过的小岛，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这件事老爹说得不多，但最后有一半的同学留下来，而老爹上了大江轮跟着部队到了高雄港。

　　“老爹，你遗憾不？”

　　“遗憾个?，要是我留了下来，你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

　　上了港口，一群吐得七晕八倒的小伙子正饿得不行，看到港边一堆小贩前面的篓子里一挂挂黄澄澄的东西。“是啥子？”“没见过，你说是啥子嘛？”大家七嘴八舌，四川老乡没见过名为香蕉的水果，最后推派老爹出马和小贩交涉，四川话对闽南话，总之最后是买到手了。“咋吃？”“不晓得，你先吃一口嘛！”“唉，滑唧唧的，不好吃。”好嘛，四川老乡的第一口香蕉是连皮带肉。

　　老娘的身份证上写的是广东省新会县。当年老娘的老爹，也就是我的外公，一家四兄弟于清末民初时渡海来台讨生活，从学徒修理机械开始。外公为人比较沉默，“不喜交际”，一直待在屏东客运站，最后做到总工程师，其他三兄弟几年后就带着手艺去了台南，最后个个都开铁工厂闯出一片天。

　　外公和自己的兄弟们，也就是我的伯公叔公们，平时说的是粤语，和我外婆说的是闽南语，在客运站和日本同事说的是日语。老娘在屏东出生长大，在学校学的是日语，和左邻右舍说的是闽南语，后来，又自己学了点“国语”。好啦，遇到了老爹。老爹读书那会儿可没有“国语”一说，成都人只会说四川话，来台湾后说起“国语”来也带着浓浓的川音，也不知道当年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老爹是怎么娶到老娘的？

　　而当年在台湾，本省和外省两个族群分得可是清楚得很，我们这些父母辈在1949 年后过来的都叫作外省人。我是跟随父辈，身份证上清清楚楚写着籍贯“四川省双流县”。要是有人叫我们眷村小孩“台湾人”，我们非得跟他拼命不可，小时候我们眷村就和村外本省小孩没少打过架，我们都叫他们“土台客”，好似咱们比人优越一等。

　　没想到30 年后去大陆工作，身份一下子就变成了“台湾人”。在台湾我们被“台湾人”叫作“外省人”，在大陆我们被“外省人”叫作“台湾人”，搞得我们无所适从。

　　02. 蒋介石带来了“外省人”

　　台湾真正有开化的文化，要从荷兰人占据时代算起。荷兰人来了之后，他们就开始组织私渡，从中国的福建、广东一带招人，所以台湾这个时候才出现汉族居民。那时台湾盛产鹿，一年可以向荷兰人上交40 万张鹿皮。

　　后来郑成功收复台湾，这是第一次东方跟西方的战争，郑成功赢了，他拿到了根据地，更拿到了东亚的海上航权。因为郑家一直都是以海上航权出名，打赢这一仗以后，来往海上航行的船必须挂上郑家的旗子—郑家是要收“保护费”的。而当时跟郑成功过来的人以潮汕人为主，因为郑成功原来的根据地是在闽南一带，那里跟现在的潮州、汕头很近。20 年后施琅又把郑家打败了，他这回带来的人多是闽南人。

　　当时清朝政府原本是打算放弃台湾的，认为太远了，而且汉民也很少，只有施琅坚持要留下的，原因很简单：打赢了郑家以后，台湾有1/10 的土地被施琅纳入囊中。而且施琅为了打动康熙，上奏说派去台湾的所有士兵，军饷当地出，这一下台湾一个农民缴的税是大陆农民的3 倍，不仅要交国家的税，还要交施琅的税。

　　这样一来，当时的台湾人民其实生活是很艰苦的。再加上施琅怕移民暴动，规定移民来台湾的只能是“男移女不移”。当时福建的土地不够，很多人就迁移过来了，造成了当时台湾的年轻男人过多，于是就和少数民族结合，所以造成一个现象，就是台湾后来的居民，母系是少数民族，父系则大多数是闽南过来的人。接下来就是客家人往台湾迁移，他们来了后发现最肥沃的平原已经被之前的闽南人、少数民族占据了，所以客家人就被赶去了北部的山区，这两大移民群体彼此水火不容，为争抢土地，冲突不断。

　　日据时代日本人也移民，有一部分日本人在台湾出生的，他们就属于“湾生”。在1945 年的时候，他们被迫回了日本。等他们回去，没有房子和地，更别说父母已经过世了。他们从小不知道日本，没有家乡的概念，有的会找到亲戚，如果祖父母还健在的话，可能会找到—但是从小没见过，没有感情：我出生在台湾，我的邻居、同学都是在这边，可是我被强迫回日本……这样的人有好几万，他们其实生活得非常困苦，非常悲惨。

　　现在有人开始写这个记录叫“湾生回家”，这些在台湾出生的日本人，后来又回到了台湾，因为他们的生活还是黏附在台湾。大陆这边听到日本有一代人叫“湾生”，会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湾生”回去日本后，到了1949 年，那个时候台湾人口将近600万，一下子蒋介石带着100 多万人败退过来，这是有很大的冲击的。本来闽南族群就有很强的排外性，所以他们就把这批过来的人称为“外省人”——意思是台湾省以外的人，他们自己就称为本省人。刚过来那一批人，也是男的占了大多数，就与当地人通婚，于是我们眷村的小孩就被称为“外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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