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先后任大英博物馆公众参与高级顾问、书画部副主任。凯莉女士现为职业咨询师、艺术研究员、学术顾问。凯莉女士参与了大英博物馆与基尤皇家植物园合作建设的博物馆前庭景观设计，连同对大英博物馆藏品的宽广知识，探索树木主题的人选非她莫属。凯莉女士著述颇丰，主要有：《末世论及未来的模样》《现代斯堪的纳维亚绘画》《歌德时代德国印刷业》《英国1914-1960先锋派印刷》《德国1880-1933年间的印刷业》。凯莉女士同时还是“城市之树”（Trees for Cities）组织赞助人。

精彩书摘

　　引子

　　自古以来，树木就是神灵的圣殿。乡野中参天挺拔的树木一直被奉若神明。森林及其所含的那份沉静常让人类膜拜，个中虔诚并不亚于对黄金象牙神像供奉。树木之不同，在于由不同的神祇所司，好比栗栎之于朱庇特，月桂之于阿波罗，橄榄之于密涅瓦，桃金娘之于维纳斯，杨树之于赫丘利。

　　——普林尼①

　　《自然史》第十二卷，77—79 年1

　　林祈圣母赐恩，

　　不厌不恶之，

　　或令其侥幸，

　　得善终。

　　路遇之木，

　　乃灵气显彰。

　　——W.H. 奥登（W. H. Auden）

　　《田园诗·第二部：林——写给尼古拉斯·纳博科夫》2

　　1979 年树木从来就是人与自然、超自然之间联系的核心。而且，这样的联系已经成为人类生态和精神幸福感萌生的基础。树木轻而易举就能激发人类的想象，唤起人们的记忆，那些有关圣林，或是“林中静穆”的想象或记忆。全世界最古老的文学作品——创作于四五千年前的史诗《吉尔伽美什》中，美索不达米亚（今属伊拉克地区）众神治理的疆域好像就是一片雪松林。史诗中吉尔伽美什杀死护林怪兽洪巴巴，取胜后大肆毁林，彰显树林象征意义的同时，也暴露出人类对自然的莽撞和无视。

　　公元前1 世纪维吉尔所著《埃涅阿斯纪》便已完全臣服于森林的魔力之下。该史诗主要根源于埃涅阿斯缔造罗马的传说。特洛伊陷落后，王子埃涅阿斯逃往那不勒斯西海岸阿佛那斯——传说中的地狱入口。埃涅阿斯得到指引，找到指路金枝，继而看到“斯提克斯冥界森林，斯提克斯对生者而言为无路之境。” 这里，指路的金树枝常被认为是槲寄生（图6），槲寄生宿主之一，即是代表宙斯/ 朱庇特神的橡树。溯泰伯河而上的埃涅阿斯终于来到一处所在，并在那里缔造出罗马国的盛世荣光。那一片丛林中“曾居住着从树干中出世的半人半羊农牧神和一班仙女。”

　　第三部史诗为南亚地区的《罗摩衍那》，该作品大部分内容在公元前5 世纪至前4 世纪写成（图1），其故事线索与森林紧密相连。主人公罗摩因攫取阿逾陀城的王位，与妻子悉塔、弟子拉克什曼一同流放到印度最大的远古森林丹达喀隐居13 年。尼日利亚南部埃多族和优鲁巴人常在林中祭神，如白脸海神欧咯昆。1910 年出土的中世纪伊费王国佩冠铜头像即被认为用于祭祀。

　　1938 年伊费城后续出土的其他头像再次表明，这些头像极有可能是当地古代君主林间祭祀时的陈列。（图2）

　　图1　罗摩衍那林木

　　排列（局部），19 世纪

　　来自印度南部泰米尔纳

　　德邦或斯里兰卡

　　棉织品，2575px×18875px

　　（整体）

　　图2　奥尼王铸铜头像，12—15 世纪

　　尼日利亚伊费优鲁巴族

　　高900px

　　树之古老

　　树木的起源比任何玄乎的神话传说还要久远。化石研究表明，陆地植物首次出现约在4.1 亿年前，四五千万年后，木质的导水管状组织的出现，才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树”进化而来（图3）。与之相对的是，灵长类动物最早出现于6000 万年前，人类的出现不过是近五六百万年前的事。

　　不列颠诸岛的历史更少不了树木的影子，橡树、桤木、榛树随着过去200 万年的气候变化兴荣衰败（图4）。200万年对于另一座岛屿——生物多样性胜地马达加斯加，则仅是时间片段而已。马达加斯加生长着多种原生持有动植物物种。世界现有的8 种猴面包树中有6 种生长于此，且均经历了数百万年的独立进化。另外第7 种也生长在非洲大陆（见第62 页）。

　　树木世界的远古奇观中，有人称树中“玛土撒拉”（Methusalehs）的高龄树，如苏格兰泰湖附近欧洲最古老树木——2000 岁的福廷欧紫杉。更有“老”出一筹，高寿近5000 岁的加州东部白山山脉的狐尾松。

　　大英博物馆之树缘

　　自1753 年创立至今，大英博物馆与树木就有着深厚渊源。它的成立得益于自然历史收藏巨匠汉斯·斯隆爵士①的藏品遗赠。斯隆赠予了博物馆大量的夹装及托盘植物标本（盘内陈列某种植物的籽、实、茎皮、根、树胶等物质，图5）。他开一代考察之风，脚步遍布世界各地，他在1687 至1689 年进行的牙买加之行即识别了多达800 种新物种5。另一位对博物馆早期植物收藏影响巨大的是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1743—1820 年），此人曾担任大英博物馆的受托人，同时也是基尤皇家植物园的实际掌门人。大英博物馆的首批雇员中有位瑞典植物学者是林奈（CarlLinnaeus， 1707—1778 年）的门生，名叫丹尼尔·索兰德（Daniel Solander，1733—1782 年）。1763 年后，索兰德受命整理斯隆的藏品。5 年后，索兰德跟随约瑟夫·班克斯踏上库克船长南半球诸岛的首航发现之旅（1768—1771 年），经历了众多险阻。1770 年5 月6 日，船队正停靠在新南威尔士悉尼港，船长库克在当天的航行日志中写道：“班克斯先生和索兰德博士发现颇多，这里就称作‘植物湾’（Botany Bay）。”

　　博物馆自然历史藏品数量不断增加，最终超出了布卢姆斯伯里馆舍的容量极限。藏品只得转往南肯辛顿，归于1881 年成立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名下。不过，它们仍在原馆舍中留下了丝丝印记，尤其是斯隆的草图、水彩画及一些后续收藏的作品，如玛丽·德拉尼（MaryDelany，1700—1788 年）的“拼纸”植物接贴画。18 世纪70 年代，德拉尼夫人创作了近1000 幅接贴作品，灵感来源于“干花植物园”的藏品（图6）、切尔西药用植物园的植物图谱（其中不少由皇家植物园约瑟夫·班克斯爵士提供）、波特兰公爵夫人和其他友人也贡献了不少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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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给人类的“树文明”深描蓝图

　　万物都有一个历史，树也有它的历史。

　　树，在生物界只有“进化史”，在人类界则成就了一段“文明史”。

　　大英博物馆出版社新版的这本《树灵》，给读者们呈现出一部“树文明”简史！

　　树文明：树乃“人之树”

　　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与巴黎的卢浮宫、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和圣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并列为“世界四大博物馆”，博物馆收藏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文物珍品和艺术品，及很多伟大科学家们手稿，藏品丰富、种类繁多。令人意外的是其中竟还蕴含着一部关于树的“文明史”。多亏了此书作者弗朗西斯·卡莉这样的“有心人”的爬梳之功，使得这部简史被书写得如此趣味盎然。

　　树的进化不仅远远早于人类的进化，而且，人类祖先与树的紧密关联，也早于人类历史开启之时。树所构成的原始丛林，可以被看作类人猿的“家园”，也是早期人类的“子宫”。类人猿就是从树上爬下来进而直立行走的，站起来的人类祖先由此才获得了开阔高远的视野。2000 年10 月，最古老的人科女童化石在埃塞俄比亚被发现，这块属于人类进化最早物种的南方古猿化石证明，人类祖先从树上走到地面比原本预想的要晚得多，大约是330 万年前。

　　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单棵树木，也比任何单个的人都“长寿”得多。这棵老树是位于美国加州东部白山山脉的狐尾松，以近5000 岁高龄当之无愧地加冕为“树王”。在埃及人建造第一座金字塔的时候，它老人家就已经三百岁了，“树王”与人类文明一起延续到了今天。

　　自人类出现在地球之后，这个世界上的“树木架构”就开始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从狩猎文明转向农耕文明，使得人类开始砍伐树木以获得农耕之地，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气候的全球变暖（酸雨随着大气而飘移）让树木年轮记载了人类气候的急遽改变，使得每棵树皆不可避免地被“人化”。这意味着，在树进化史的晚期，尽管树仍保持着自身的诸多自然属性。但已被人类“自然人化”了，或者说是被“文明化”。

　　德国人类学家格罗塞（Ernst Grosse，1862—1927 年）在《艺术的起源》（TheBeginnings of Art）当中就明确指出：“从动物装饰到植物装饰的过渡，是文化史上最大的进步——即从狩猎生活到农业生活过渡的象征”。早期人类开始把视角转向植物，创造包括树在内的植物装饰，其实就是将树纳入到了“人类文明体系”当中，树已经成为“人之树”！

　　在中西方之间：树的“神话”与“意义”

　　这本图文并茂的书，所展示的就是人之树的“两个M”——“意义”（Meaning）与“神话”（Myth），毫无疑问，无论是树的意义还是树的神话，都是人类赋予树木的，而不是树木本身具有的，但先天属性与后天人化之间必然会形成相互匹配的关联。

　　原始人类可以通过树“通灵”，所以在人类早期史上有过大量的关于树的“神话”。如果读者都看过卡梅伦的电影《阿凡达》，就会对那棵巨大的“通神树”记忆犹新，Navi 族人通过自己的感受器（辫子）与神树相连后，借助神树的力量以获得启示与能量。这其实是对原始人类文明“树崇拜”情景再现，玛雅文明中的巨树就有这种“绝天通地”的巫术功能。

　　我曾在墨西哥游历，惊奇地发现，玛雅文化确实与华夏早期文明有太多近似之处，其思想核心是“巫的传统”，这与华夏文明同属天人相通的“一个世界”的世界观，苏美尔文明与此后欧洲文明才是此岸与彼岸分离的“两个世界”的世界观。树在玛雅文明中就成为了沟通天人的“灵媒”，这与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何共相似，该青铜神树代表东方的神木“扶桑”，铜树上站着九只太阳神鸟。

　　众所周知，华夏文明历来重“天人合一”与“民胞物与”，树在农耕文明中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和“价值”。早在《诗经》当中，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名句，诗句中的杨柳是中国人抒情达意的文学意象；孔子中有句话“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此处松柏的万古长青、苍劲挺拔、刚直不阿间接成为儒家道德的物化象征。

　　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树的形象经常出现，也成了华夏文化的“符号”和“象征”。在元代山水画之后，画中树木常常以“一枯一荣”的面貌出现，这并不仅仅是为了枯笔与润笔的比照，更是阴阳协调与互动之智慧的显现。在绘画、陶瓷、家具、文玩当中，树更成为一种文化上的“隐喻”，被赋予了以吉祥向善为主的民俗意义。当然，华夏民族的“实用性”

　　品格，也使得金钱榕成为“摇钱树”的代理者。更有趣的是，由于世界观和文化观的差异，中西方对待树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基督教传统当中，“夏娃诱惑”的故事根深蒂固，夏娃由于在伊甸园被蛇诱惑而偷食了苹果树上的禁果，由次世人知道了“羞耻”，亚当夏娃获致了负罪感。美国人类学家贝内迪克特（RuthBenedict，1887—1948 年）就此归纳基督教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而相形之下日本文化则由羞耻心所推动而成为“耻感文化”。但事实并非如此断然二分，如盎格鲁- 撒克逊的英格兰和多元文化混血的墨西哥，在基督化之后皆仍保存着耻感的社会大众心理。

　　当今中国思想家李泽厚则认为，与西方的“罪感文化”比照，中国文化乃有乐天派取向的“乐感文化”。但是，中国儒家的伦理传统仍要人“知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礼法来德化万物，百姓不仅要遵纪守法，而且引以为荣。松柏之类的“比德”手法，其实就是将高尚的道德与树木品性进行伦理类比，所求的乃是“善美交融”。

　　与中国的“伦理本位”传统不同，欧洲还有一个强大的“科学传统”，这就使得树木也

　　被纳入到近现代的植物学体系当中。《树灵》果然是西方学术普及的产物，它也从知识论的角度描述了树木的基础知识，在本书“树木馆”章节，更是将进入文明视野的树木形态进行了划分，就好似中药铺子里面的药匣子一般，将各种树条分缕析地进行逐一研究，这恰恰与中国那种模糊思维的传统形成了对峙之势。实际上，每个树种内部的文明都是相当错综复杂且引人入胜的，无论是广泛分布在北美、欧洲的桦树，还是生长在海拔几千米的喜马拉雅雪松；无论是佛陀在菩提树下修得觉悟，还是象征永生的蟠桃树，皆形成了自身的“自然—文明史”，只要您耐心阅读，就会发现《树灵》如此书写的高妙之处！

　　“生态启示录”：回归人与树的亲缘关联

　　人们总是说，我们来自自然，又复归于自然。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在现代文明阶段变得愈加紧张，《树灵》也促发了我们对于“生态文明”的积极启示。

　　从人类的先祖到现代人类，皆与树产生了复杂而亲和的关联，树本身既是自然的存在，也是文明的存在。自工业革命完成之后，“人化”的伟力变得越来越强大，真正的荒野变得愈来愈少了。想一想黄石公园里面的树木经历了1988 年那场大火后，36% 过火面积使得许多树木都是新生的，已并不是上古荒野的原貌，而且许多动物物种也不是美洲大陆的土著动物了。再想一想，公园里、街道旁的树，从小在温室亦或室外栽培的时候，都已经被人工

　　培育了。为了适应公园抑或道路的“框架”，它们更是经常被进行人工的修剪与处理。这就是一种所谓的“树的人工化”。这种人对树的培育方法，表达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性审美观。如果你比较一下凡尔赛宫园林与中国苏州园林里面的树，你会惊奇地发现两类“树的人工化”手法，这两种手法各自体现了东西方不同的哲学思想。法国园林里面的树往往采取几何造型的手法，把树修剪成三角抑或半圆的形态，这种欧洲园林的“树之美”如果出现在中国园林里，一定会显得非常奇怪，但当今城市中被修剪整齐的树篱都是此种西化产物。

　　中国古典园林崇尚“道法自然”，往往希望树木长得歪歪曲曲，很少有直线形的修剪，越是弯曲的树越被认为更符合自然形态。但有时不免过犹不及，为了达到这种自然形态，树苗从小就被盖上了“铁笼子”，以使得树木的枝干变得曲折生长，这其实是另一种人工化的手段。从生态文明角度来看，这两类人工化都是人类对于树木自然生长权利的干预与剥夺。

　　所以说，如何在人工化如此强势的时代，重新回归人与树的亲缘关联与生态关系，变得

　　相当艰难而又绝对必要。“生态文明”也要求人与树之间形成崭新的互动，还有什么比让树木一春一抽芽、一秋一落叶、一年一枯荣、一岁一年轮这些自然现象更美丽的呢？这也是

　　《树的艺术史》给我们读者的最高启示。由此，《树灵》可称之为一本“生态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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