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是塑造世界曆史的兩支強有力的力量。盡管很多人將二者視作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麵，但是它們可以且也必須被區彆開來。通過對這兩個術語的曆史含義的重新建構，毛裏齊奧?維羅裏嚮我們展示瞭這兩個概念已經被用於不同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目標。幾個世紀以來，愛國主義話語已經被用於強化或者是激發緻力於或者熱愛政治製度，以及維持一個民族的共同自由的生活方式的含義。在此，民族主義話語在18世紀晚期的歐洲，為瞭保衛或者加強文化的、語言的，以及倫理的同質性而被塑造起來。
維羅裏認為，如果人們理解得當的話，共和愛國主義的話語能夠充當民族主義的極端沙文主義傾嚮的強力解毒劑。藉助於細膩的文字錶述，而非極為冷酷、理性的論證，它能從與民族激情和特性的相同領域的競爭中吸取力量。通過將具有文化相似性的人們之間的特定情感依戀轉化為對共同善的承諾的嘗試，這將有利於維護集體行為以及文化多樣性。

內容簡介

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是人類曆史上強大的群眾動員力量，但對其曆史發展、具體內涵的差異認知已經變得相當模糊，人們往往不加分彆地隨意使用這兩個術語。如何正確區分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重建這兩個術語的初始內涵，是本書作者力圖實現的目標。本書通過梳理和發掘歐洲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思想發展史中知名和不知名的相關論述，重新區分瞭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內涵差異，提齣瞭迴歸到沒有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的獨到見解，為構建共和愛國主義的公民美德鋪平瞭道路。

作者簡介

毛裏齊奧?維羅裏（Maurizio Viroli），1952年生於弗利，畢業於博洛尼亞大學哲學係，1985年獲佛羅倫薩歐洲大學學院的社會政治科學博士學位，曾執教於喬治頓大學的新社會研究學院和比薩高等師範學院。現為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榮休教授、得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管理係教授。
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理論和政治思想史、經典共和主義和新共和主義，並特彆專注於尼可羅?馬基雅維利、讓-雅剋?盧梭政治哲學研究等。
主要著作有：《讓-雅剋?盧梭和“善治社會”》（Jean-Jacques Rousseau and the “Well-Ordered Society”）、《從政治到國傢理性》（From Politics to Reason of State）等。

精彩書評

　　★公民愛國主義傳統對當今分裂性的地方主義而言特彆重要。維羅裏教授梳理瞭這種愛國主義傳統的悠久曆史，並有力、詳盡地展示瞭其作為對此類地方主義的矯正方法的力量。忠誠、傳統、熱愛祖國、政治歸屬感等概念早就存在，但今天已變得含混不清。他重新發掘和闡釋瞭愛國主義概念，其意義非常重大。
　　——剋利福德·格爾茨 Clifford Geertz
　　
　　★毛裏齊奧·維羅裏重拾共和愛國主義語言的建議非常卓越和及時！這不僅僅是對愛國主義議題的巨大貢獻，也為當今關於社群和公民美德必要性的討論提供瞭關鍵性的支撐！
　　——《政治研究》尚塔爾·墨菲 Chantal Mouffe、Political Studies
　　
　　★盡管本書聚焦於歐洲，但他對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區分在美國也引起共鳴，這特彆體現在亞伯拉罕·林肯的思想和行動中。
　　——《倫敦書評》約翰·帕特裏剋·迪金斯 John Patrick Diggin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維羅裏教授對愛國傳統的敏銳且激發共鳴的剖析，及對我們政治缺陷的發人深省的反思，令我們所有人都獲益匪淺。
　　——《泰晤士高等教育副刊》安東尼·史密斯 Anthony Smith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精彩書摘

導論

在學術著作與日常用語中，“對祖國的熱愛”與“對民族的忠誠”，或者說是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往往被當作同義詞使用。1但如同我希望在這一研究中所論證的，它們是可以、也必須加以區彆的。2很長時間以來，愛國主義話語被當作是強化或激發一種對維持一個民族共同自由的政治製度和生活方式的熱愛，也就是對共和國的熱愛；而民族主義話語則是18世紀晚期的歐洲國傢所捏造齣來的，用於保衛或強化文化、語言、種族單一性和民族同質性。共和愛國主義(republican patriotism)的對立麵是暴君、專製、壓迫以及腐敗，而民族主義的對立麵則是文化汙染、異端、種族混雜以及社會、政治和知識分裂。
這並不意味著愛國主義擁護者們忽視或輕視文化、種族背景、語言或民族傳統。即便是那些期望使共和國的政治價值觀與種族、文化保持盡量大距離的理論傢們也認為，共和國是通過有著特定背景與特定文化的特定民族的共同自由錶現齣來的。核心差異在於優先次序或強調重點：對愛國主義者而言，首要的價值觀是共和國所承諾的共和製與自由生活方式；而對民族主義者而言，首要的價值觀是民族的精神與文化統一。在現代民族主義創建者們的著述中，共和國要麼遭到否定、要麼被當作次要議題。愛國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倡導不同的熱愛對象——對愛國主義者來說是共和國，對民族主義者來說是作為一個文化與精神統一體的民族；不僅如此，他們還竭力灌輸或強化不同的熱愛方式——對愛國主義者來說是慷慨仁慈的熱愛，對民族主義者來說是無條件的忠誠或排他性的情感依附。
當然，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話語的悠久曆史遠比上述區分來得復雜。曆史上，愛國主義也曾意味著對王朝的忠誠，愛國主義話語也曾被用於壓迫、歧視與徵服；而民族的理想和民族文化與精神的統一也曾激發瞭爭取自由的鬥爭。我所作的區分不過是豐富的文化與政治故事的微不足道的代錶，而這構成瞭傳頌多個世紀的富有地方特色的有關熱愛祖國的故事。然而，不管它們之間有什麼樣的相似之處或細微差彆，都可辨識齣愛國主義話語是種共同自由的話語，它與強調單一性、獨特性與同質性的民族主義話語有著本質差彆。
區分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嘗試早已有之，但都不盡如人意。例如，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就曾指齣：“民族主義不能與愛國主義相混淆。兩個術語的使用都如此含糊，導緻任何定義都可被有效挑戰。但仍需對其作齣區分，因為它們激發的是兩套不同甚至是對立的觀念。對我而言，‘愛國主義’意味著特定地方和特定生活方式的奉獻，因為人們相信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同時並不希望將它強加於他人。愛國主義在本質上是防禦性的，不管是從軍事上還是從文化上講都是如此。另一方麵，民族主義與對權力的欲望密不可分。每一個民族主義者所堅持的目標都是攝取更大的權力和更高的威望，不是為瞭他自身，而是為瞭其民族或其他他決定為之奉獻的團體。”3
奧威爾的定義指齣瞭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重要特徵，但仍是誤導性的。愛國主義並不為其擁護者理解為一種奉獻；他們更願意說是尊重、仁慈與同情。這一區彆並不僅僅是術語學意義上的，而是涉及對構成愛國主義核心的激情的不同解釋：對愛國主義者來說，同情與熱愛的對象是共和國與在特定地方自由生活的能力。至於民族主義，將其界定為對民族權力的渴望肯定對許多民族主義思想傢來說都是正確的，但對部分人來說可能是不恰當的，如著名的民族主義者赫爾德(Herder)。4
類似的觀察也可應用於卡爾·多伊奇(Karl Deutsch)所作的區分中。“愛國主義是促進所有齣生或生活在同一國傢(patria)的人的利益的努力或意願，而民族主義旨在促進同一民族(natio)——準確地說是有著共同祖先、共同血緣的團體，也即有著互補的交流習慣的團體——中所有人的利益。愛國主義對同一種族居住地的所有居民發齣呼籲，無論其種族背景如何。而民族主義對同一種族團體的所有成員發齣呼籲，無論其居住地在哪。愛國主義基於居住地，通常在經濟、社會動員的早期階段齣現，如從重商主義後期到19世紀中期的歐洲。隨著競爭加劇、政治不安全上升，動員規模日益擴大，愛國主義逐漸為民族主義所取代，後者以更加緊密且變化更慢的個體性格與個體交流習慣為基礎。”5
將愛國主義置於重商主義後期到19世紀中期這一時期，並將民族主義與稍後時期的更為激烈的競爭和上升的政治不安全相聯係，是一種曆史性的錯誤，因為那些為愛國主義辯護、宣傳的文獻在政治不安全相當嚴峻時期同樣存在，甚至遠遠晚於19世紀中期，如同我將要討論的那樣。
如同希臘神話中可以隨意變形的海神普羅透斯(Proteus)一樣，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似乎也擁有被學者們孜孜不倦地建構的概念工具所探知的特殊能力。6可以理解地，一種不滿甚至受挫感很容易在文獻中發現：如同普羅透斯一樣，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為我們講述瞭許多有關我們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故事，但我們卻無法找到確實能揭露其秘密的方法。
因此，我們應當嘗試理解學者、煽動傢、詩人以及預言傢在談到熱愛祖國時的真正所指，而不是試圖為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性質下科學定義。我們需要曆史性解釋而非科學理論，從而揭示並理解那些主題、譬喻、暗示、訓導以及抨擊的內涵，而這是多少個世紀以來愛國主義話語用以維持或撲滅、抑製、激發或喚醒一種豐富多彩的激情時所使用的。當然，曆史方法隻能幫助我們揭示一種地方性涵義。它至多能幫助我們勾畫齣一種基於反復發生的有著相似涵義的事實的傳統。有關熱愛祖國、熱愛自由以及熱愛團結的故事，愛國者的道德與政治流放故事，曆史學傢為重構國傢文化身份而重建過去所使用的故事，哲學傢為考察諸如熱愛與自豪、尊重、同情、仁慈、憎恨、恐懼以及妒忌等激情轉變所講述的故事，盡管是分散的、不完整的，但的確能告訴我們比模式、理論與定義更多的故事。
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間的精確的曆史性區分的缺乏，甚至對最好的現代民族主義研究也産生瞭負麵影響。一個典型就是本尼迪剋特·安德森(Beni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體》。該著並不尋求為民族下一個科學或客觀定義的書，而更在於正確地將民族和民族主義解釋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假象”，必須從曆史角度對其加以研究，以理解“其內涵是如何演變的，緣何今天它能擁有如此深厚的情感正當性”7。
安德森並未將民族主義當作“現代發展史的病理學”，他以一種人類學精神去理解民族主義，並將它視為屬於血緣關係與宗教信仰的東西，而非與自由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相關的東西。安德森拒絕這樣的觀點，即民族主義植根於“對他者的恐懼與憎恨”之中；他拒絕將民族主義視為種族主義的一支。相反，他將民族主義與愛相聯係。他強調，提醒我們自己民族能激發熱愛，而且通常是深刻的自我犧牲之愛，是不無助益的。8民族詩歌、散文、小說、音樂、藝術等錶達的都是熱愛，極少有錶達恐懼與嫌惡的。他以“菲律賓民族主義之父”何塞·黎刹(José Riza)的著名詩篇《最後的告彆》(Ultimo adíos)何塞·黎刹的詩文名稱應為《我最後的告彆》(Mi Ultimo adíos)，或譯《我的訣彆》。——譯者注為例：

永彆瞭，敬愛的祖國，陽光愛撫的國土，
您是東海的明珠，我們失去的樂園。
我憂憤的生命，將為您而愉快地獻齣，
即使它將更加輝煌壯麗和生機盎然，
為瞭您的幸福，我也樂意嚮您奉獻。

即使您已把我忘記，我也心地坦然，
我將遨遊在您的高山和草原，
把優美嘹亮的歌聲送到您的耳邊。
芳香、光亮、清麗、妙語、歌聲和嘆息，
都永遠是我忠貞本質的錶現。

我崇敬的祖國，哀怨中的哀怨，
親愛的菲律賓同胞，請聽我訣彆的贈言：
我離開大傢、離開親人和摯愛的華顔，
我去的地方沒有奴隸和劊子手，也沒有暴君，
那兒不會戕害忠良，那兒是上帝主宰的青天。

永彆瞭！我的父母、兄弟和親眷，
還有我那失去傢園的童年侶伴。
感謝吧，我可以擺脫艱辛的生活，歇歇雙肩，
永彆瞭！我心愛的異國姑娘，我的伴侶，我的歡樂，
永彆瞭！親愛的人們，死就是安息，就是長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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