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燦雄（David C.Kang），美國南加州大學國際關係與貿易教授、韓國研究所主任，曾為跨國公司和政府提供谘詢服務。已齣版的中文著作有《裙帶資本主義：韓國和菲律賓的腐敗與發展》等；英文著作有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等。
陳昌煦，湖北浠水人，北京大學外交學博士。負笈燕園十載，先後就讀於北京大學元培學院、國傢發展研究院、國際關係學院。現為北京大學中國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主要研究方嚮為中國外交思想和東亞國際關係。

前　言／001
第一章　謎題：東亞曆史中的戰爭與和平
　　第一節　引言／001
　　第二節　曆史對今天的啓示／006
　　第三節　本書的主題／011
　　第四節　朝貢體係及其批判／015
　　第五節　本書的研究對象／021
第二章　概念：等級製度、地位以及霸權
　　第一節　作為組織原則的等級製度／023
　　第二節　作為對外行為動機的地位／025
　　第三節　國際關係中的霸權／029
　　第四節　小結／031
第三章　國傢：儒傢社會
　　第一節　文明與中國的概念／037
　　第二節　漢文化國傢：朝鮮、越南和日本／043
　　第三節　其他政治單位：東南亞國傢／063
　　第四節　小結／067
第四章　外交：朝貢製度
　　第一節　外交／071
　　第二節　次級國傢間的等級製度和相互關係／089
　　第三節　日本德川幕府的對外關係／096
　　第四節　小結／101
第五章　戰爭：更持久的和平
　　第一節　衡量東亞戰爭／107
　　第二節　壬辰戰爭（1592～1598年）／116
　　第三節　中國齣兵越南的失敗（1408～1428年）／122
　　第四節　清朝平定朝鮮（丙子鬍亂，1626～1636年）／129
　　第五節　小結／132
第六章　貿易：國際經濟關係
　　第一節　中國的對外貿易／137
　　第二節　朝鮮和日本的對外貿易／151
　　第三節　東南亞國傢的對外貿易／162
　　第四節　西方國傢的對外貿易／167
　　第五節　小結／170
第七章　邊疆：遊牧部族和島嶼
　　第一節　遊牧部族／175
　　第二節　滿人入關／187
　　第三節　海疆／193
　　第四節　小結／198
第八章　啓示：正反兩嚮的曆史
　　第一節　過去如何影響現在：我們是否都在威斯特伐利亞體係下／204
　　第二節　現在如何影響過去／211
　　第三節　中國、領導權與霸權／214
注　釋／219
參考文獻／253
索　引／271
譯後記／280

錶目錄
錶3-1　1300～1900年東亞國傢及其王朝更迭／044
錶3-2　1200～1900年東亞的其他政治單位／064
錶5-1　1368～1841年的主要東亞戰爭／104
錶5-2　1368～1841年中國作戰對手的類型／113
錶5-3　1368～1841年東亞戰事的類型／115
錶6-1　17世紀60～70年代中國颱灣和日本的中國商品價格／142
錶6-2　1370～1500年東南亞國傢來華朝貢的次數／143
錶6-3　明朝時期各國與中國的朝貢貿易額／145
錶6-4　1648～1672年日本的白銀齣口量／157
錶6-5　1647～1692年進入長崎的中國和東南亞國傢船隻數量／160
錶6-6　1581～1760年前往呂宋島的中國和印度船隻數量／164
錶6-7　1681～1793年平均每年前往雅加達（巴達維亞）的中國和葡萄牙船隻數量／168
錶6-8　各國在馬六甲食鹽貿易中的占比／170

前言/序言

前　　言

本書的主題是政治科學而非曆史。因為曆史研究的核心是對原始文獻的使用，而我除瞭偶爾會去圖書館外，很少將時間花在滿是灰塵的故紙堆上。相反，我的研究主要依賴於最新、最重要的二手文獻，這些文獻涉及東亞地區國際關係、貿易、國內政治等諸多方麵。我的目標是利用這些史料來豐富我們對於東亞以及國際關係理論的認知，並迴答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在14～19世紀這段時間裏，國際關係在東亞是如何運轉並發揮作用的。
對這一問題的興趣，源於我對國際關係理論以及學者用以檢驗這些理論的案例的深深失望。這些理論和案例絕大多數都齣自歐洲曆史，然而我在對當代東亞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發現，它們普遍缺乏解釋力。在《中國崛起：東亞的和平、權力與秩序》
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譯者注一書中，我著重分析的是現在的東亞為什麼會比學者們所預測的穩定得多。這是我探究東亞國際關係的第一階段成果，我認為目標、信仰和民族認同遠比均勢、經濟相互依賴更能幫助我們理解東亞國際關係。
盡管本書的構思與《中國崛起》並無直接聯係，但同樣可視為我對東亞國際關係研究的延續。在解釋清楚當代東亞後，我開始關注東亞地區是如何發展演進而來的，以及曆史上這一地區的國際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從本科到研究生階段，我不斷學習到的是西班牙無敵艦隊、神聖羅馬帝國、拿破侖和歐洲國傢在戰爭、民族國傢形成、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等方麵的經驗。與之相比，在開始係統研究東亞之前，我從未接觸過任何有關中國朝貢體係、日本德川幕府時代對外關係的知識，我甚至根本沒有聽說過壬辰戰爭
壬辰戰爭（1592～1598年），即萬曆朝鮮戰爭，又稱大明援朝抗日戰爭，是發生在朝鮮半島的一場國際戰爭，也是中、日、朝三國首次大規模的衝突。——譯者注。更為尷尬的是，雖然被稱為東亞問題專傢，我卻幾乎不瞭解20世紀以前東亞的情況，於是我開始彌補東亞曆史知識的匱乏。隨著閱讀和思考的逐步深入，我也愈發為之著迷。
與此同時，在閱讀東亞史的過程中，我發現瞭現有文獻的兩大主要特徵。一是關於20世紀前的東亞研究基本上都是由單個國傢的案例研究或不同國傢間雙邊關係的案例研究組成的，比如中國—濛古關係研究、朝鮮—日本關係研究等。而將東亞地區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研究，進而揭示更廣範圍內的國傢間互動模式及其異同的成果卻極為罕見。二是大多數研究都呈現齣明顯的民族主義史學傾嚮，都帶有具體的政治目的。我們必須承認的是，所有的史書乃至所有的文字寫作，都服務於某些特定的目的。但是，這種傾嚮在東亞研究著作中卻異常凸顯。20世紀前後，西方國傢開始涉足東亞事務，西方的社會規範、製度、文化開始影響東亞各國，並從根本上對它們既有的世界觀産生瞭劇烈的衝擊與挑戰。在爭取和維護本國政治、文化以及意識形態獨立的抗爭中，東亞各國政府和社會精英采用民族主義的史學研究和寫作方法，目的就是要鼓舞本國人民。曆史學傢在自己的書中都會強調主權獨立和平等，講述輝煌的民族曆史，突齣卓越的軍事戰功，卻往往忽略瞭這樣的描述與真實的曆史之間可能存在巨大的鴻溝。上述現象讓我更加執著地追尋過去，我希望盡可能準確地還原這段曆史中的國傢間關係，並且探索齣一種能夠使我們在東亞問題上達成一緻觀點的方法。
本書得以形成正是源於這一設想。我所重點關注的是東亞曆史上的四個主要大國——朝鮮、越南、日本和中國，我將探討它們是如何處理相互之間的外交、經貿和文化關係的。同時，我還將比較這些“漢文化”國傢
概指那些深受中國（漢族）文化影響，大量吸收中國文化，乃至尊中國文化為正本的國傢。——譯者注彼此交往的經驗與其處理同北部、西部邊境遊牧部族關係的做法的異同，我認為東亞地區之所以能夠齣現具有如此強大穩定性的國際秩序，原因在於文化觀念在其中發揮瞭和軍事、經濟因素一樣重要的作用。
從而，我希望本書能夠有助於我們接受一種新的東亞研究思路：將東亞視為一個由眾多不同國傢組成的地區，將對東亞地區的概念化認識從略顯過時的中國與西方的比較中解脫齣來。因此，我更多地關注那些中國周邊國傢的曆史經驗，而不是隻關注中國本身。無論是在曆史上還是在當下，中國在東亞的中心地位都是一個既無須大肆宣揚，也不必引起無謂恐慌的事實。相反，我對那些相對較小的國傢應對和處理中國在本地區的強勢地位的做法更感興趣。我的研究也主要圍繞這些國傢展開，比如朝鮮、日本、菲律賓、越南或馬來西亞。
本書從開始構思到完成寫作前後曆經十餘年，在此過程中，許多人曾惠予我巨大幫助，使本書觀點變得更加準確和完善，很遺憾我無法一一緻謝，唯恐有所遺漏。但是，我還是要嚮以下幾位學者錶達我特彆的謝意，他們慷慨地耗費時間和精力閱讀瞭本書。其中，對我幫助最大的是我的同事、摯友車維特（Victor Cha），一直以來他都毫無保留地給予我建議、支持和鼓勵。他是少有的兼具超凡精力、遠見和智慧的學者，我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吸收瞭他的真知灼見。同樣，我要感謝雷德雅（Gari Ledyard）和康明思（Bruce Cumings），他們在許多場閤為我提供瞭廣泛而深刻的見解，為我指點東亞曆史的細微精妙之處，加深瞭我對相關問題的認識。利亞姆·凱利（Liam Kelley）和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仔細閱讀瞭本書的部分章節，他們的建議深深影響瞭我對朝貢體係特彆是越南的看法。編輯安妮·盧騰（Anne Routon）總是對我提齣更高的要求，她完成瞭大量至關重要的工作，幫助我不斷完善最初的論證，使本書成功地從雜亂的草稿中脫胎而齣，這些對於我的思考和寫作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精心組織瞭美國政治學年會（APSA）一係列精彩的小組討論，並最終匯編成瞭一本有關政治文明的論文集，使我可以有機會與眾多研究東亞問題的學者切磋觀點。他們是帕特裏剋·傑剋遜（Patrick Jackson）、詹姆斯·庫爾斯（James Kurth）、蘇珊·魯道夫（Susan Rudolph）、布魯斯·勞倫斯（Bruce Lawrence）。還有一些學者都曾以不同方式對書稿提齣過寶貴意見，包括艾儒蔚（Rawi Abdelal）、布魯斯·巴騰（Bruce Batten）、斯蒂芬·布魯剋斯（Stephen Brooks）、伊恩·剋拉剋（Ian Clark）、布裏奇特·科金斯（Bridget Coggins）、柯嬌燕（Pamela Crossley）、鄧剛（Gang Deng）、約翰·鄧肯（John Duncan）、吳翠玲（Evelyn Goh）、伊恩·赫德（Ian Hurd）、江憶恩（Iain Johnston）、柯剋·拉爾森（Kirk Larsen）、理查德·內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李知映（Jiyoung Lee）、戴維·萊昂尼（Dave Leheny）、塞巴斯蒂安·曼維爾（Sabastian Mainville）、丹尼爾·尼剋鬆（Dan Nexon）、高貴禮（Gregory Noble）、尼古拉斯·奧努弗（Nicholas Onuf）、T.V.保羅（T.V.Paul）、樸柳真（Eugene Y.Park）、雷文修（John Ravenhill），理查德·薩繆爾斯（Richard Samules）、艾倫·斯塔姆（Allan Stam）、石康（Kenneth Swope）、萬明（Ming Wan）、亞曆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衛思韓（John E.Wills）、威廉·沃爾弗斯（William Wohlforth）、吳本立（Brantly Womack）、趙剛（Gang Zhao）和達特茅斯學院國際關係委員會（Dartmouth IR working group），他們無私分享自己的知識財富，這一切無疑都對本書大有裨益。本書觀點的早期版本先後發錶或報告於麥吉爾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喬治城大學、哈佛商學院、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剋萊濛特學院、美國國際關係學會2008年年會等場閤，我也因此得到瞭許多同行有益的建議，在此一並緻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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