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0年赴美国，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杜威。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改革。同年7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发表新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适文存》等。

精彩书摘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

　　我们中国人有一种最普遍的死症，医书上还没有名字，我姑且叫他做“没有胃口”。无论什么好东西，到了我们嘴里，舌头一舔，刚觉有味，才吞下肚去，就要作呕了。胃口不好，什么美味都只能“浅尝而止”，终不能下咽，所以我们天天皱起眉头，做出苦样子来，说：没有好东西吃！这个病症，看上去很平常，其实是死症。

　　前些年，大家都承认中国需要科学；然而科学还没有进口，一就听见一班妄人高唱“科学破产”了；不久又听见一班妄人高唱“打倒科学”了。前些年，大家又都承认中国需要民主宪政；然而宪政还没有入门，国会只召集过一个，早就听见一班“学者”高唱“议会政治破产”“民主宪政是资本主义的副产物”了。

　　更奇怪的是今日大家对于教育的不信任。我做小孩子的时候，常听见人说这类的话：“普鲁士战胜法兰西，不在战场上而在小学校里。”“英国的国旗从日出处飘到日入处，其原因要在英国学堂的足球场上去寻找。”那时的中国人真迷信教育的万能！山东有一个乞丐武训，他终身讨饭，积下钱来就去办小学堂；他开了好几个小学堂，当时全国人都知道“义丐武训”的大名。这件故事，最可以表示那个时代的人对于教育的狂热。民国初元，范源濂等人极力提倡师范教育，他们的见解虽然太偏重“普及”而忽略了“提高”的方面，然而他们还是向来迷信教育救国的一派的代表。民国六年以后，蔡元培等人注意大学教育，他们的弊病恰和前一派相反，他们用全力去做“提高”的事业，却又忽略了教育“普及”的面。但无论如何，范、蔡诸人都还绝对信仰教育是救国的唯一路子。民八至民九，杜威博士在中国各地讲演新教育的原理与方法，也很引起了全国人的注意。那时阎锡山在娘子关内也正在计划山西的普及教育，太原的种种补充小学师资的速成训练班正在极热烈的猛进时期，当时到太原游览参观的人都不能不深刻的感觉山西的一班领袖对于普及教育的狂热。

　　曾几何时，全国人对于教育好像忽然都冷淡了！渐渐的有人厌恶教育了，渐渐的有人高喊“教育破产”了。

　　从狂热的迷信教育，变到冷淡的怀疑教育，这里面当然有许多复杂的原因。第一是教育界自己毁坏他们在国中的信用：自从民八双十节以后北京教育界抬出了“索薪”的大旗来替代了“造新文化”的运动，甚至于不恤教员罢课至一年以上以求达到索薪的目的，从此以后，我们真不能怪国人瞧不起教育界了。第二是这十年来教育的政治化，使教育变空虚了；往往学校所认为最不满意的人，可以不读书，不做学问，而仅仅靠着活动的能力取得禄位与权力；学校本身又因为政治的不安定，时时发生令人厌恶的风潮。第三，这十几年来（直到最近时期），教育行政的当局无力管理教育，就使私立中学与大学尽量的营业化；往往失业的大学生与留学生，不用什么图书仪器的设备，就可以挂起中学或大学的招牌来招收学生；野鸡学校越多，教育的信用当然越低落了。第四，这十几年来，所谓高等教育的机关，添设太快了，国内人才实在不够分配，所以大学地位与程度都降低了，这也是教育招人轻视的一个原因。第五，粗制滥造的毕业生骤然增多了，而社会上的事业不能有同样速度的发展，政府机关又不肯充分采用考试任官的方法，于是“粥少僧多”的现象就成为今日的严重问题，做父兄的，担负了十多年的教育费，眼见子弟拿着文凭寻不到饭碗，当然要埋怨教育本身的失败了。

　　这许多原因（当然不限于这些），我们都不否认。但我要指出，这种种原因都不够证成教育的破产。事实上，我们今日还只是刚开始试办教育，还只是刚起了一个头，离那现代国家应该有的教育真是去题万里！本来还没有“教育”可说，怎么谈得到“教育破产”？产还没有置，有什么可破？今日高唱“教育破产”的妄人，都只是害了我在上文说的“没有胃口”的病症。他们在一个时代也曾跟着别人喊着要教育，等到刚尝着教育的味儿，他们早就皱起眉头来说教育是吃不得的了！我们只能学耶稣的话来对这种人说：“啊！你们这班信心浅薄的人啊！”

　　我要很诚恳的对全国人诉说：今日中国教育的一切毛病，都由于我们对教育太没有信心，太不注意，太不肯花钱。教育所以“破产”，都因为教育太少了，太不够了。教育的失败，正因为我们今日还不曾真正有教育。

　　为什么一个小学毕业的孩子不肯回到田间去帮他父母做工呢？并不是小学教育毁了他。第一，是因为田间小孩子能读完小学的人数太少了，他觉得他进了一种特殊阶级，所以不屑种田学手艺了。第二，是因为那班种田做手艺的人也连小学都没有进过，本来也就不欢迎这个认得几担大字的小学生。第三，他的父兄花钱送他进学堂，心眼里本来也就指望他做一个特殊阶级，可以夸耀邻里，本来也就最不指望他做块“回乡豆腐干”重回到田间来。

　　对于这三个根本原因，一切所谓“生活教育”“职业教育”，都不是有效的救济。根本的救济在于教育普及，使个个学龄儿童都得受义务的（不用父母花钱的）小学教育；使人人都感觉那一点点的小学教育并不是某种特殊阶级的表记，不过是个个“人”必需的东西，——和吃饭睡觉呼吸空气一样的必需的东西。人人都受了小学教育，小学毕业生自然不会做游民了。

　　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的许多怪现状，也不会是教育本身的毛病，也往往是这个过渡时期（从没有教育过渡到刚开始有教育的时期）不可避免的现状。因为教育太希有，太贵；因为小学教育太不普及，所以中等教育更成了极少数人家子弟的专有品，大学教育更不用说了。今日大多数升学的青年，不一定都是应该升学的，只因为他们的父兄有送子弟升学的财力，或者因为他们的父兄存了“将本求利”的心思勉力借贷供给他们升学的。中学毕业要贴报条向亲戚报喜，大学毕业要在祠堂前竖旗杆，这都不是今日已绝迹的事。这样希有的宝贝（今日在初中的人数约占全国人口一千分之一；在高中的人数约占全国人口四千分之一；在专科以上学校的人数约占全国人口一万分之一！）当然要高自位置，不屑回到内地去，宁作都市的失业者而不肯做农村的导师了。

　　今日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所以还办不好，基本的原因还在于学生的来源太狭，在于下层的教育基础太窄太小，（十九年度全国高中普通科毕业生数不满八千人，而二十年度专科以上学校一年级新生有一万五千多人！）来学的多数是为熬资格而来，不是为求学问而来。因为要的是资格，所以只要学校肯给文凭便有学生。因为要的是资格，所以教员越不负责任，越受欢迎，而严格负责的训练管理往往反可以引起风潮；学问是可以牺牲的，资格和文凭是不可以牺牲的。

　　欲要救济教育的失败，根本的方法只有用全力扩大那个下层的基础，就是要下决心在最短年限内做到初等义务教育的普及。国家与社会在今日必须拼命扩充初等义务教育，然后可以用助学金和免费的制度，从那绝大多数的青年学生里，选拔那些真有求高等知识的天才的人去升学。受教育的人多了，单有文凭上的资格就不够用了，多数人自然会要求真正的知识与技能了。

　　这当然是绝大的财政负担，其经费数目的伟大可以骇死今日中央和地方天天叫穷的财政家。但这不是绝不可能的事。在七八年前，谁敢相信中国政府每年能担负四万万元的军费？然而这个巨大的军费数目在今日久已是我们看惯毫不惊讶的事实了！

　　所以今日最可虑的还不是没有钱，只是我们全国人对于教育没有信心。我们今日必须坚决的信仰：五千万失学儿童的救济比五千架飞机的功效至少要大五万倍！

　　……

前言/序言

　　不久前，刚刚读完马建强先生寄来的《民国先生》一书。好生感慨。这本书讲述了蔡元培的成长史，品味了作为父亲的梁启超的家书，解读了实业教育家张謇、陈嘉庚、李光前的教育救国梦想，介绍了教育出版双子星座张元济与陆费逵，描绘了徐志摩、胡适的名人雅集，以及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的文人情谊，特别是最后一章《歌声中的学校，学校里的歌声》，栩栩如生地回望了民国校园里的弦歌，民国先生们的理想与行状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是啊，尽管那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乱频繁的时代，教育仍然有尊严，大师依然有风范，校园照旧有弦歌。民国教育，的确是值得教育史学家们好好研究的问题。

　　差不多同时，苏州古吴轩出版社老总专程来北京，送来《典范苏州》首批三册（《昆曲》《刺绣》《吴语》）。他们告诉我，这套书涉及“听声”（昆曲、评弹、吴语、吴歌）、“读城”（古典园林、山水名胜、古镇乡村、街巷里弄）、“博物”（年画、刺绣、雕刻、织物）、“品味”（苏帮菜、小吃记、饮食经、物产录）、“识人”（名士贤人、廉吏大人、才子佳人、大师奇人）和“传道”（学风、家风、文风、民风）。这套书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我也非常喜欢。在今年的全民阅读推荐图书50种评选的过程中，作为评委的我，也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这套书。

　　古吴轩的领导还带来一套民国教育家的书系样书，希望我能够写个序言。这套书包括梁启超《为学与做人》、张伯苓《欲成事者须带三分傻气》、蔡元培《学养》、陶行知《行是知之始》、梅贻琦《大学的意义》、胡适《做不受人惑的人》和叶圣陶《养成习惯，就是教育》等。我最初有些犹豫，因为我知道，这些民国时期的教育大家，每个人都是一座丰碑，都是一个教育的宝库，选编他们的著作，没有深厚的功力，是难以胜任的。但是，古吴轩的这套书，竟然是编辑们自己选编的！

　　我仔细翻阅了这套样书，且不说装帧之雅致精美，开本之玲珑可爱，仅就内容而言，也是情趣盎然的。如胡适，编者选择了《我梦想一个理想的牢狱》《青年人的苦闷》；蔡元培，编者选择了《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朋友是外在的我》；张伯苓，编者选择了《欲成事者须带三分傻气》《奋斗即是生活的方法》；梁启超，编者选择了《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以及给孩子的若干家书。这些选文，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可读性强，对今天仍然有借鉴作用。也就是说，这套书的读者对象，是普罗大众。

　　转念再想，现在专家们选编的民国教育家的书已经很多了——我自己也曾选编出版了《叶圣陶教育名篇选》《叶圣陶教育箴言》《陶行知教育箴言》等。这些选编的角度，多半从教育切入。但是，每个编辑都是优秀的读者，而由读者选编的大师作品还不多见。读者选编的标准，可以不考虑体系，不考虑理论，甚至不考虑是否为代表作品，只要想一件事：喜欢。

　　我总算理解了出版社与编辑的良苦用心，自然也乐意担任这套书的总主编，为他们摇旗呐喊，理由只有一个——

　　让更多的人走进民国大师们的精神世界，走进民国先生们的教育世界，倾听先生的趣话，总结过去的经验，思考教育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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