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岐山方言调查研究》是我和韩宝育教授合写的一部书。对韩老师来说，写书自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对我却是第一次，内心里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感觉，有期待，更多的是担心。或许恩师邢向东教授当时安排我和韩老师合作完成这本书，也是考虑到我这样的性格，但我只是隐约觉得，并未敢去向恩师考证。　　2003年我有幸考入邢向东教授门下攻读硕士学位，成为先生的入室弟子。先生不嫌弃我的愚钝，一点一点把我带进了方言研究的殿堂。2006年毕业时，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岐山方言语音研究》。　　还记得，邢老师为了我能够比较准确地记音，在2005年4月专门陪我去岐山调查，调查的一周时间里，我从恩师那里学会了发问、辨音，认识了很多平时很少见到的繁体字，也知道方言调查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该怎样处理。他的耐心、认真在我内心深处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并不是岐山人，但以岐山话为学位论文却是恩师的启发。那时候，恩师心里对陕西方言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份清晰的蓝图。我记得，一次邢老师在跟我们谈论文选题时告诉我们，方言研究要有自己的领地，在这块领地上精耕细作、深挖精研一定能有所收获。我是陕西西安人，但从小在一个国营工厂的厂区生活，幼时的语言环境都是说普通话的。即使父母是地道的西安人，我的西安话也已经太洋化了。所以有时候被问到西安的发音时，我的发音总是会引起邢老师这样的评论：“你说的是西安话吗？太洋了吧！”我深深为自己不会说“土”的西安话而自责。也正因此，我的方言研究的起步就成了问题。一个没有方言的人怎么开始自己的研究？当时兰宾汉教授对西安话的研究已经成绩卓著，于是邢老师建议我做陕西其他地方的方言，比如岐山话，这样我的硕士论文选题就确定以岐山话为对象。所以，这部书的语音部分是在我的硕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韩宝育教授是岐山人，所以这部书的语法部分是韩老师对家乡的感情的表达，韩老师也多次说，写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想为家乡的文化传承尽自己一点儿微薄的力量。韩老师也是我的发音人之一。在我对某些音有怀疑时，总是会第一时间打电话向韩老师求证。而韩老师总是会很谨慎地为我辨音，大部分时候，他会告诉我等他打电话回老家，核实了读音再回复我。　　在这部书中有一些问题，我并没有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借此机会向同行专家和读者朋友坦白并求教。比如单字调和变调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在方言中，有些字从来都不单用，并且总是轻读，在记单字调时该怎样记？如果记成轻声，把它放在同音字汇中，似有不妥，因为单字调是不包括轻声的；但是如果按照变调规律还原该单字的读音，当地人又不认可，不符合“土人感”。在普通话中这样的问题也存在，如“蛤蟆、萝卜、钥匙、衣裳”四个词中“蟆、卜、匙、裳”都读轻声，四个字音就只有轻声，但这种情况不是很多。所以书中我也把只读轻声的字列在了轻声中，显然这样的做法打破了静态的字汇的格局，使其增加了动态的音变的成分，似欠妥当。　　此外，岐山方言中有些找不出本字的字音虽然记录了，但在同音字汇中没有反映出来，因为单字音还好办，双音节的字音就比较棘手。因为到底不知道语音是音变还是本音，所以只能舍弃。　　这部书的语音、词汇部分（第一章至第六章）是我写的，语法和语料标注（第七章以后）部分是韩宝育教授写的。由于我整理的是城关话音系，韩老师说的是南塬话，所以在语音标注时出现了与我归纳的音系中不相符合的注音，比如“我”城关为??53南塬为?uo53，“路”城关为lu44南塬为lou44，由于在语音部分已有说明，所以在校对时没有修改，而是保留了岐山话内部的这种差异，以使读者对这一特征有更清晰的感受。　　从拜在恩师门下到今天，不知不觉竟然已经十年了，这本书也是应该早在2011年就该完稿的。但是，由于自己不勤奋，辜负了恩师邢向东教授的期望，也带累了韩宝育教授，内心的愧疚之情无法言表。如今这份作业终将是要交了，心里却并不轻松，由于本人的水平有限，书里面的错漏之处，还请各位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最后我要感谢帮我联系发音合作人的陕西师范大学黄怀平老师；感谢发音合作人岐山中学退休教师马继平老师、三塬小学张彩秀老师、曹家镇张忠堂先生；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张双庆教授对后辈学生的热情鼓励和调查时的资金支持；感谢同门张永哲博士在百忙中帮我校稿；感谢韩宝育教授的支持与包容、提携与爱护；感谢陕西师范大学211工程与学科建设处和文学院对本书出版的支持。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还要特别感谢责任编辑张可老师，看着她寄给我的批注得密密麻麻的书稿，既汗颜又欣慰，感谢她一丝不苟的辛勤工作，让我可以减少很多内容和形式上的疏漏。　　当然，最应该感谢的是恩师邢向东教授，谢谢您十年来的教诲、鼓励、手把手的帮扶，我一定继续努力，不辜负您的培育之恩！　　吴媛　　2014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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