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调整、转型升级、产业再造、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国企改革、土地政策、财政税收、金融变局……新常态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不可预知的市场风险，亟需捕捉的经济机遇，“新常态”将会带来哪些新财富的投资盛宴？《读懂新常态2》高级智库学者，拨开经济迷雾，前瞻市场走势，从经济和金融视角出发拆解“新常态”挑战下的新机遇，助你看清时局、把握先机。

作者简介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被誉为“吴市场”和“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首倡股份制改造而被称为“厉股份”。

　　林毅夫，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

　　【主编简介】

　　朱克力，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金融硕导，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CBI研究员。其担纲主编的著作获选“中国好书”并被中宣部、中组部推荐。

精彩书摘

　　第一章

　　看清中国经济

　　确立新常态的核心是提高增长质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当前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正是对30多年中国经济改革中形成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进一步改革。作为当前改革对象的原有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和日本战后建立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两国的改革在一些方面可以相互借鉴。

　　中国早期对改革目标模式的探索

　　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造成的体制危机和经济衰败，中国制定了对应的救亡图存办法。开始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采取的办法是陈云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即走一步看一步，试验成功后再加以推广。但与此同时，有人在思考，除了进行一些变通性的政策调整之外，在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上都要选定自己的目标模式。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到80年代上半期，在中国展开了讨论。对于改革目标模式选择，存在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模式，本质上也就是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特点是在保持国有制的统治地位和计划经济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加大市场对企业的引导和激励，来提高企业的积极性。第二种是东亚模式，基本特征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第三种模式是受过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学者主张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比较时兴的是“苏东模式”，许多官员和经济学家都特别热衷于介绍苏联、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改革。但这种模式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一方面是改革没有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提倡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学者也纷纷否定了自己的看法。所以，中国只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了一段试验，即国有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但这个改革也没有取得成功，相反引起了财政和通货膨胀问题，到1981年后就被多数人否定了。

　　“东亚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的目标模式选择中胜出，为多数人所接受，经济发展也沿着“威权发展主义”的路径进行。至于第三种模式，把自由市场经济看作改革最终目标的学者也承认，在市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用市场来配置资源和进行激励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达成共识，至少在改革初期要采用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派出了许多考察团到各国去“取经”，影响最大的一个是邓小平1978年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考察。在这三个国家中，他最欣赏的是新加坡在强有力的政府管制下的严整社会秩序。在干部和群众中具有更广影响的是以邓力群、马洪等为首的国家经委代表团于同年11月对日本的访问和考察，考察报告《访日归来的思索》对日本的经济社会体制赞誉有加，在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中产生了巨大影响。邓力群在书中得出结论，要学习日本在政府的管控之下发展商品经济。因而，商品经济的想法最早是由邓力群的日本考察在中国的中上层干部里普及开来的。

　　“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体制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建立的历史背景存在重大区别。日本的战后体制，是在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和战后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而中国的经济体制则是从前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演变而来。因此，在中国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主义模式”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更加无所不包和强劲有力。总体来说，日本是以私有经济为主体，而中国始终是以国有经济为主要经济成分。1984年和1987年的体制设计虽然提出要发展商品经济，但同时又强调政府的计划控制。到现在，很多人还认为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到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是对市场经济很好的描绘，我认为，这个提法存在很大缺陷：虽然企业由市场引导，但是市场是由国家和政府调节的，这就埋下了伏笔。到了后来，甚至许多文件里出现了“党和政府要提高驾驭市场的能力”的提法。这表明，虽然1992年已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的市场，只是国家所驾驭的工具。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的十四大的决定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动纲领，即有名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一个全面改革的纲领，要求在20世纪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这一决定与现代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非常接近，也可能反映了经济学家对文件起草的影响。不过，在实际生活中，强调政府主导作用的思想仍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由于这种影响的存在，在20世纪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的要求实际上并没有实现。中国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体制是一种“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体制，“半统制”性质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包括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仍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21世纪初期“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辩论

　　旧体制因素的强化造成了一系列社会矛盾的激化，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腐败活动日益猖獗，直至侵入党政军组织的机体，一个是粗放式的发展导致社会经济问题愈演愈烈。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增长方式（即靠投资驱动的增长）向集约增长方式（即以效率提高为动力的增长）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对增长的贡献。中国在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提出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到了“十五”期间（2001—2005），情况发生了逆转，中国城市化加速，政府手里掌握了大量土地资源，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强，经济发展方式也变得越来越粗放。因此，政府在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时，重新提出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规划的主线，但是没有能实现。到“十一五”规划最后一年中央提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刻不容缓。”不过，“十二五”规划期间，经济转变仍然不是很明显。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宏观经济上的货币超发、债务积累、杠杆率升高以及社会矛盾都日趋严重。

　　于是，再次爆发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大争论：是依靠重启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来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还是强化政府作用，推行以强势政府为主要特征的所谓“中国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后一种意见占据了优势，到党的十八大前夕达到最高峰。但是，强化政府的管控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仅没有解决上述提到的问题，反而使得问题越来越严重，矛盾越来越尖锐。

　　在这种情况之下，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十八大提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在政治改革方面“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a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按照上述要求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b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部署的336项改革，就是围绕这些要求提出的。a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

前言/序言

　　序言

　　在世界变局中把握中国经济新常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李伟

　　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阶段性变化。准确把握世界经济格局的新特点、新趋势，抓住新一轮全球经济调整中的新机遇，逐步确立新优势；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在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中实现新旧增长动力的平稳转换，是我们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关键所在。

　　在世界格局调整中确立新优势

　　过去30多年，全球经济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差异，发展中国家以两倍于发达经济体的速度增长，其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由1980年的25%上升到2014年的39%。在此过程中，我国发挥了核心作用，在发展中国家份额提高的14个百分点中，我国贡献了约11个百分点。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虽然大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却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全球经济增速普遍降低的同时，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出现了增速分化。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经济率先复苏，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欧盟和日本内部经济结构的根本性矛盾尚未消除，仍未完全摆脱危机阴影；发展中国家中，印度和中国经济增长状况要好于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国。基于不同经济状况出台的差异性政策加剧了全球经济的波动，各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

　　过去我国依托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优势，通过扩大开放，积极融入全球经济，抓住了全球产业转移带来的重大机遇，实现了与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相结合，创造了快速增长奇迹。当前，我国发展所依赖的内外部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以下三个方面尤其需要重视。外部需求萎靡不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增速大幅下降。2012—2014年，全球贸易增速连续3年低于3%，年均增速仅为2.4%，远低于危机前7%左右的平均水平。危机前5年，贸易量增速约为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2倍，但目前已降为1∶1左右。贸易自由化安排也多表现为互惠性质，即排他性的区域贸易机制安排增多。

　　传统比较优势正在加速弱化。原来我国最大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优势，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人口数量红利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与周边一些国家相比，已不具优势。比如，印度、印尼劳动力成本约为我国的1/2，越南劳动力成本约为我国的1/3，柬埔寨劳动力成本约为我国的1/4。新技术革命深刻影响分工格局。智能制造、新型材料、3D打印、云计算等新技术正在改变“发达国家技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高收入国家市场”这一传统分工格局，价值链的一体化、生产的分散化、营销的全球化成为新的趋势，处于制造业高端的美、日、德、英、法等国的竞争力明显增强。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并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抓住新的机遇，逐步确立新优势。我国市场规模巨大，对合作伙伴有较强的吸引力。尽管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2014年经济增量达到8 000多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这一增量超过中等发达水平的土耳其等国2014年全年GDP总量；我国每年货物进口额为2万亿美元左右，约相当于世界第十大经济体的经济总量；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旅游输出国，2014年出境游超过1亿人次，海外消费额达1 648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我国仍然拥有极具开发潜力的市场，成为吸引合作伙伴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人力资源丰富。我国每年的大学以上学历毕业生超过700万，另有200多万人在电大和成人高校接受继续教育。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满足跨国公司用人标准，这也是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在我国建立研发总部的一个重要原因。高素质人才队伍业已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我国在拓展新兴市场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许多新兴经济体正加快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园区发展是重点。我国在这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由于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消费和技术偏好相似，我国在拓展新兴市场方面具备更强的竞争力，这一优势有利于我国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过程中保持平稳发展。

　　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为我国带来低成本海外并购机遇。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尤为突出，导致大批拥有先进技术和国际品牌的外国企业资金链断裂、经营困难，它们迫切需要有实力的合作者，这就为我国企业更好实现大规模“走出去”提供了机遇。例如，吉利收购沃尔沃、三一重工收购普茨迈斯特、联想收购摩托罗拉移动等，都是抢抓机遇的成功案例。

　　在新常态下积极培育新动力

　　有关研究表明，经济高速增长无法永久维持，几乎所有追赶型经济体在经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增速都出现了明显回落。比如，追赶历程和产业演进路径与我国相似的日韩等东亚经济体，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经济增速平均降幅在30%左右。目前我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测算）与20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90年代初的韩国发展水平相当，正处于类似当年日韩等典型后发工业化经济体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甚至中速增长回落的时间窗口。在后发经济体发展规律主导下，我国经济增长换挡减速特征十分明显，与以工业化追赶为特征的高增长期不同，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逐步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规律。

　　需求结构和动力不同以往。一是出口拉动作用减弱。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增长进入低迷期，外部需求空间相对收缩。同时，由于要素条件发生变化，我国传统低成本优势削弱，出口两位数增长已成为历史，进入个位数增长时期，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二是高投资难以为继。经过30多年快速发展，我国很多传统工业领域已经相对饱和，不少代表性工业产品产值到达或临近峰值，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投资效率持续走低。城镇户均住房超过一套，房地产市场出现趋势性调整，新开工投资峰值已过。基础设施主要架构和干线建设基本完成，投资虽然尚有空间但拉动力已然下降。三是消费结构升级加快，集中爆发力减弱。过去以住宅、家电、汽车为主要拉动力的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追求个性、高品质、安全、健康的新消费需求开始出现。

　　供给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劳动力供给格局变化。从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预计整个“十三五”期间将呈现年均减少200万人的态势。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潜力大幅下降。二是投资率降低。2015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0.7%，企业利润水平下降对投资产生了直接影响，投资率逐渐下降。三是土地资源约束日趋增强。我国国土辽阔，但可开发利用的土地资源有限，近几年来，工业化、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与保护耕地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土地价格上涨，导致一些地区房价、租金高企，对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经营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还有一些区域，空气、水、土壤等污染问题严重，环境承载力接近甚至达到极限。四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1978—2008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达到3.7%，但2009年以后增速明显回落，2009—2014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5%。目前，直接从国外引进技术的空间明显收窄，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对效率提升的作用也在减弱。这一方面受制于技术追赶的特定规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原有的生产率提升路径难以为继。供给条件的深刻变化，要求我们必须回应人民对良好安全环境的期待，满足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要求。

　　资源配置方式亟须深入调整。由于先行国家有成熟的经验、技术和产业发展路径可供直接学习借鉴，作为后发国家，通过努力与政府资源配置力相结合，就能够在追赶道路上释放出巨大能量。但随着我国不少领域逐渐接近世界前沿，现成的技术和经验会越来越少，就需要更好发挥千千万万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和试错能力。同时，宏观调控中总需求管理的作用也会相对减弱，而更多发挥供给政策的作用，努力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制度条件，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充分激发市场的活力、潜力和创新能力。

　　适应新常态需要新思路和新方式，需要激活经济中的巨大潜力，积极培育发展新动力。一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尚未结束，地区发展差距大，发展空间广阔。2014年我国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为54.8%，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有大约2.6亿农读懂新常态2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