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22
普利策奖两度获奖历史作家塔奇曼分享其历史写作的秘密。从哪里发掘材料,如何筛选,如何表现你发现的材料,历史又是为了什么?历史就是一门叙述的艺术,《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这一本书中探究历史的技艺,只需三步,抓住历史写作的诀窍!
在这本敏锐、精炼的作品中,美国超受欢迎的历史作家巴巴拉·W·塔奇曼从对历史学家之角色的缜密思考,到对美国过去与当下的惊人洞悉,以及国际事件入木三分的观察,对历史学的技艺和众多历史事件进行了探讨。
塔奇曼始终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看待历史,并从她所见的事物中汲取经验教训。《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中的文章,时间跨度超四十年,塔奇曼涉入了一系列不拘一格的话题,从以色列到中国,从罗斯福的竞选列车到对伍德罗·威尔逊的弗洛伊德式解读。这些极具才气的文章,拼凑成了一个穷尽一生琢磨的“历史之技艺”。
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1936和1972年凭《八月炮火》与《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两度获得普利策奖。她偏爱以文学的方式书写历史,她的文字充满戏剧性和画面感,在充分发掘史料的前提下伴随着意味深长的议论和反思。其作品深受大众读者和费正清等历史学家的推崇。
奥利弗·B·波拉克曾这样写道:“作为历史学家,塔奇曼不是在为其他历史学家们而写作;在她的著作里,字里行间,千百万大众读者通过她的文字感受到了历史的精彩之处。”
她让读者得以如此接近过去的历史,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费正清
令人信服又教人着迷……对于想要学习历史的非专业人士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入门读物了。
——《芝加哥太阳时报》
颇带挑衅、清晰连贯、文笔优美、极具可读性,历史爱好者绝对不容错过。
——《巴尔的摩太阳报》
前言
上篇 历史技艺
寻找历史
历史何时开始?
计以盎司的历史
作为艺术家的历史作家
历史学家的机遇
写作史迪威将军传记遇到的问题
做研究的殿堂
作为历史三棱镜的人物传记
中篇 写作成果
对日本的诊断
竞选列车
在马德里读什么
要么珀迪卡里斯活,要么赖苏利死
最终解决方案——评吉迪恩·豪斯纳《耶路撒冷的正义》
以色列:有太多不可能的地方
躺在弗洛伊德沙发上的伍德罗·威尔逊
我们是如何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以色列的快剑
如果毛泽东来到华盛顿
同化主义者的两难:摩根索大使的故事
基辛格的自画像
人类的闪光时刻
下篇 学习历史
历史能指导未来吗?
越南
当今困境的历史渊源
将道
决策者为什么不听劝
水门和总统
记我们的生日——美国理想
作为艺术家的历史作家
我这儿有个好消息。最近我从奥斯本滑雪归来,在那儿我和一位芝加哥的广告人员共乘一辆双人缆车。他告诉我,他负责他公司的全媒体宣传:电视、广播,还有纸媒。基于如此的职业经历,他信誓旦旦地说——我引用于此——“写作又回来了,图书要复兴了。”我别提有多高兴了,我想你也会。
既然现在我们都知道,写作这一行前景无忧,那么我想谈谈一类特殊的写作者——历史作家。不是作为历史学家的历史作家,而是作为艺术家的历史作家,即一种创造性的写作者,和诗人、小说家同一层次的那种。如果你像我一样理解“艺术家”这个词——并非一种赞誉,仅是一个门类,和职员、工人、演员一样——那你就不会觉得我接下来的话不知天高地厚。
为什么人们普遍认为,写作中的创造性专属于诗人和小说家?我想说,历史作家对他的写作对象用心之深,包含的创造力一点儿不亚于小说家写作时运用的想象力。如果把写作当作艺术,写作者为艺术家,吉本就一定比,比如说狄更斯,更差吗?温斯顿·丘吉尔一定比威廉·福克纳、辛克莱·刘易斯更差?
已故的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生前就是历史文学写作的高手,反对把历史科学化。他在一篇著名的论述自己灵感的文章中写道,理想的历史写作,应该是勉为其难地用文学艺术的手法,把过去的事实中最有情感价值和智识价值的部分呈现给普通大众。注意“普通大众”这个词。特里维廉常常强调要为普通读者写作,而不是为学者同侪写作,因为他明白,当你为大众写作,你就得写得清楚,写得有趣,这正是好文字的两大衡量标准。那种只有运用想象力的写作才是文学的观点,他根本不屑一顾。他指出,如果小说足够糟糕,它也不入文学之流,相反,如果小册子足够好——他举了弥尔顿、斯威夫特和伯克的例子——那一样配登文学之堂。
“勉为其难地用文学艺术的手法”,说得真好。特里维廉好似耕作于此领域的满身泥污的农民,他当然知道其中甘苦。而我现在可以欣然地承认,当我写书时,我常感觉自己是个艺术家——在别人说破之前我是不会自己张口的(好像等待求婚一样)。既然这位临时评论家观察到了这一点,我就可以一吐为快。我想不通,为什么“艺术”这个词总是局限于虚构作家和诗人,而我们其余的只能面目不清地被叫作“非虚构类(Nonfiction)”——听起来就像剩下的什么东西。我希望我能想出一个代替“非虚构”的词。为了找到“虚构”真正的反义词,我查阅了《韦氏词典》,发现它的反义为“事实(Fact)、真相(Truth)和现实(Reality)”。我一度想过自造新词——FTR,来代表事实、真相和现实,但使用起来实在麻烦。“现实的作家(Writers of Reality)”是我想到的最接近的,可我不能理直气壮地自称为“现实作家(Realtors)”,因为这个词已经被人捷足先登了——虽然我非常想这么做。“真实的遗产(Real Estate)”是个好词,也正是非虚构作家们领域所在:人类真实的遗产、人类行为的遗产。我真希望我们能从做土地生意的人那里抢回这个称号。到那时,写作者的分类就能理直气壮地是诗人、小说家,还有“现实作家(Realtors)”。
我还需说明一下,我并不完全同意《韦氏词典》说的,虚构作品是和事实、真相、现实截然不同的东西。因为好的虚构作品(与垃圾作品相对)即使和事实不沾边,也常常建立在现实之上,并且能从中感知到真相——往往比一些历史作家更为真实。正是感知真相——把真相从不相干的环境中抽取出,然后传递给书的读者或画作的观者——造就了艺术家。艺术家具有独到的眼光(extra vision)和内省的眼光(inner vision),以及表达出它们的能力。他们提供一种没有他们创造性眼光的帮助,读者就无法得到的观点或理解。这是就莫奈用倒映出杨树的粼粼波光带给我们的,艾尔·格列柯用托莱多雷鸣电闪的天空带给我们的,简·奥斯汀把社会万象压缩进班纳特夫妇、凯瑟琳夫人、达西等角色之后带给我们的。我们现实作家——至少是希望写出文学作品的现实作家——做的是同一件事。利顿·斯特雷奇感知到了维多利亚女王和“维多利亚时代人物”的真相,从而创造了一种展现它们的风格和模式,改变了他那个时代的传记写作方式。蕾切尔·卡逊感知到了海岸和“寂静春天”的真相,梭罗感知到了瓦尔登湖,德·托克维尔、詹姆斯·布莱斯感知到了美国,吉本感知到了罗马,卡尔·马克思感知到了资本,卡莱尔感知到了法国大革命。他们的工作建立在研究、观察和素材积累之上,但谁能说这些现实作家没有用到丝毫的想象力呢?他们当然用到了,那正是给予他们独到眼光的东西。
特里维廉写道,最好的历史作家是能够把事实证据同“最大规模的智力活动、最温暖的人类同理心以及最高级的想象力”相结合的人。后两个品质同一个伟大小说家需要的别无二致。它们也是历史作家的必备,因为它们能帮助写作者理解他搜集到的证据。想象力用来延伸有效事实——从已知事实推测到未知,可以说,它往往能对事实发生的原因提供别的方法提供不了的答案。同理心更是理解动机的关键,没了它和想象力,历史作家只能重复税单上的那些数字,或像今天的电脑似的做做加法,却不能刻画出纳税人的样子。
当我说自己像个艺术家时,我意思是,我发现自己一直能抓住一些蛛丝马迹,感知到历史的真相(至少我认为那是真相),然后再小心地积累证据,最后传递给读者。不是堆砌事实,那是博士生的做法,而是运用艺术家的特权——挑选。
其实,我起意写《骄傲之塔》就是因为一些模糊的感知。最初的冲动是我在《八月炮火》中引用的一句话,说话的是比利时社会主义诗人埃米尔·凡尔哈伦。他一生都是和平主义者,献身于摒弃民族分界的社会、人道理念,但是,当他发现自己开始憎恨德国侵略军时,他一生的信仰开始坍塌。但是,他又写道:“当此仇恨满胸,良知不存的时候,我把这几页的内容,连同最深的情感,献给从前的那个我。”
我被深深地打动了。他的自白对我来说是那么心酸,那么强有力地唤起我对一个时代、一种心境的遐想,所以它促使我去找回那个空白的时代。它贯穿了《骄傲之塔》直至最后一章,直至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饶勒斯预见性地说“我召唤活着的,哀悼已死的”,直至他被暗杀,完成了那本书完美又戏剧化的结尾——既是编年上的结尾,也是象征意义上的结尾。
然后是里布斯戴尔勋爵(Lord Ribblesdale)。我在1961的《美国遗产》杂志上看到了一篇写萨金特和惠斯勒的文章,配上了一张非常漂亮的里布斯戴尔勋爵的肖像画。在萨金特的画笔之下,里布斯戴尔勋爵注视着世界,如我后来在《骄傲之塔》中所写,“自然中流露出兀傲、高贵和自信的神色,后世无人能及”。那时,那个消失的年代同凡尔哈伦的话——“从前的那个我”——同时出现在我脑中,就像两滴水银融为了一体。就在那一刻,我就想写那本书。里布斯戴尔勋爵最终变为了那本书关于贵族的第一章。这就是一双艺术家的眼睛带来的回报:它总会给你对的那个东西。
在我看来,创造的过程有三步:第一,艺术家以独到的眼光感知真相,传递真相;第二,表达的媒介——作家用语言,画家用画笔,雕塑家用黏土和石料,作曲家用音符;第三,设计和结构。
说到语言,没有什么比写出一个好句子更满足的了。要是写得呆头呆脑,读者读起来就像在湿沙中前行,如果能写得清晰、流畅,简单但惊喜连连,那就是最高兴的事。这不是一蹴而就,需要技巧、苦功、灵敏的听觉和不懈的练习,像海费兹练习小提琴一样刻苦。锤炼语言的目标就是,如我前文所说,晓畅、有趣,还有审美的享受。关于第一点,我想引用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作家麦考利写给朋友的话:“重要的艺术门类是如何把意思传达透彻的,现在研究得太少了!大众作家中除了我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
说到结构,我的写法就是叙述,不是所有历史作家都这么写。我得说,虽然叙述被新派学者所看低,但我不以为意,因为还没有谁能够让我相信,讲故事不是作家最为理想的手法。叙述历史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和直接。它需要编排、组合和计划,就像作画——拿伦勃朗的《夜巡》为例,他安排进的所有人物,有的位于光照下的前景,有的隐于背景,没有试画、失误和数不清的前期打稿,是不可能完成的。写历史也是一样。虽然成稿看上去一气呵成,毫无滞碍,就像作者照时间顺序写就一样,但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有时为了先声夺人,重要事件和它的原因互换了顺序——先果后因,就像我在《齐默尔曼电报》里所做的。你必须拿时间做文章。
再以《骄傲之塔》为例,写英国的两章本来是一章,后来我把它们断开,为了获得一种推进感,一种沿着历史线向前推进的感觉。无政府主义者的故事中,他们的理念和行动一一对应,这在安排上是有问题的。还有,在海牙那一章的中间,1900年巴黎的世界博览会本来要独立成为一个短章,标志世纪的转折,但后来我没有那么做,而是让它成为连接两次海牙会议的桥段。
排布结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取舍,这个是烦人的事,因为材料总是比你需要放进叙述里的更多。问题就是,从发生的事情中,如何选择和选择哪些,又不会因为你的取舍而过于强调、过于轻视一些事实,从而与真实不符。你又不能一口气放进所有材料:结果就是一团糨糊。你需要沿着叙述的主线,既不从关键事件上游弋得过远,又不遗漏它们,还不能行自己的方便而扭曲材料。这三种情况非常有诱惑性,但如果你这么对待历史,你一定会被后来的事实绊倒。我就有两三次不堪诱惑的经历,我很清楚。
我最困难的取舍是在写德雷福斯事件的那一章。我跳过了告密信(bordereau)、笔迹鉴定和做伪证等情节——这些都是德雷福斯案(the Case)的具体细节,区别于德雷福斯事件(the Affair)——以便把注意力集中于法国社会,同时向读者交代方便他们理解的背景知识,可是这一行为几乎把我自己逼上了绝境。文思越来越显干涩,而最终在绝望的一天,从早上9点到傍晚5点,枯坐一天竟然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任何一个作家都明白这是何等可怕的景况。你感到江郎才尽,这本书你将半途而废,你再也写不出任何东西了。
还有一些结构上的问题是专属于历史写作的,比如如何在交代背景的同时推动故事前进;如何在结果已知(比如谁赢得了战争)的情况下,创造悬念,保持趣味。如果谁认为这不需要创造性的写作,我只能说,你可以自己试试。
卡波特的《冷血》取材于真实生活,以精心的布局著称。你能看到他在设计、编排、组合材料,最后达到了结构上的完美平衡。这就是艺术,尽管他的手法还嫌斧凿,布局还很生硬,尚不能算作历史写作。并且,他的实地调查也不如他自己所想的那么具有开创性,他只是把历史学家多年来的研究方式用到了当代的题材上。希罗多德走遍了小亚细亚,追根问底,在超过2000年之前就开始了实地调查。弗朗西斯·帕克曼和印第安人一起生活:打猎、迁移、吃饭,所以他的书页中总是浸透了理解的胸怀;E·A·弗里曼在他写作《诺曼人征服英国史》之前,走过了征服者威廉的每一步足迹。要说卡波特有什么更新的技巧,或许就是他天真地被这些技巧所折服。他刻意地使用它们,把所谓“创造性”新闻写作提升到了文学的层次。然而,从希罗多德到特里维廉的一大批历史学家早就这么做了。
……
当你回顾过去的作品时,你会惊讶地发现,一些文章能“傲然挺立”,而另外一些则“颓然凋谢”了。我发现其规律是——这个规律也免不了有许多例外——总的来说,比较“硬”的、有诸多事实和主题,或是讲亲身经历的文章和报道至今耐读,而当时用作批评和鼓吹,或基于一时的政治风潮而写的“观点型”文章,则光辉不再。它们时日一久就很尴尬,不过,都会有一两篇例外。
对于把旧文收录或是踢出本书,我自有一套规矩。有两篇历史时刻的亲身经历我本来以为收进这本文集会不错,但重读之后我觉得它们并不达标。一篇是我为《圣路易斯快邮报》写的肯尼迪葬礼的报道,一篇是“六日战争”后我为《华盛顿邮报》写的以色列收复耶路撒冷的报道。他们邀请我写第一篇报道或许是因为读到了我在《八月炮火》开篇描述的爱德华七世的葬礼场面,而我接受邀请则是出于好奇而非使命感。我佩戴着媒体工作证,参加了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中的遗体告别式,次日在拉法耶特广场跟随游行的人流,我看到了前来吊唁的各国首脑,其中有鹤立鸡群的戴高乐。我还参加了阿灵顿公墓的追悼会,然后回到宾馆,于午夜赶写第二天一早就要出版的评论。但是,整个国家都收看了过去36小时的电视直播,我又该写些什么呢?当然不能简单地重复人们已经看到的东西,必须提供一些更深远的意义。这对我来说太过仓促,我对神秘的卡米洛特宫并不感冒,那一刻对他的历史位置和意义也毫无感知,即便隐有所感,也被必须马上完稿的紧张给冲淡了。最后,我的文章非常冷静,对于想看到一篇气贯长虹的雄文的读者来说,它必定教人失望。
耶路撒冷那一次,科莱克市长不顾反对,撤除了所有铁丝网和无人区的路障。我当时就在那里,正陪着一家以色列人去看望他们19年未见的阿拉伯朋友。我看见阿拉伯的街头小贩小心翼翼地赶着羊进入新城(New City),惊讶于眼前的景象,然后找到了可以各自售卖饮料和铅笔的角落。这是紧张、有趣、戏剧化的一天,但我的报道却和肯尼迪那篇一样缺少高潮。这两篇文章未能收录于此供读者评判,但它们佐证了筛选文集的难度:我对其中一篇所描述的事件颇有共鸣,对另一篇则没有,但这两篇文章都失之淡然。
怪得很,去年我第一次去以色列,我给《星期六晚邮报》写的报道我现在读来就很满意。或许是因为新鲜感,或许是我设想读者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也无所依恋,所以我希望在一篇文章的篇幅中传达这个国家的感情、相关的知识、他们的历史和这个初生国度的意义。人们不总是能在一篇文章中完成他的所有想法,而我相信,这一篇成功了。福尔多出版公司把这篇文章用作他们《以色列游览指南》的导言长达数年。
本书后面的一些文章,比如第二部分开篇有关日本的那篇小文,我需要在此说明一下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我1933年毕业,在那关键的一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阿道夫·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之后我在太平洋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的美国分会工作(只是作为志愿者,有报酬的工作在1933年没有那么好找)。那是一个国际组织,成员国都是太平洋沿岸的国家,英国、法国、荷兰、美国、加拿大,还有中国和日本。当时学会的会长认为,日本分会代表的是在日本处境艰难的自由派,需要学会全体的鼓励和支持,所以,东京被定为《太平洋经济手册》的编纂地。这是学会当时的一大主要工作。学会的国际秘书长威廉·L·霍兰也被派去东京的日本分会指导这项工作,我则在1934年的10月成为他的助手。我在东京待了一年,然后在北京暂住了一个月,在1935年年底,我乘西伯利亚铁路经莫斯科、巴黎回到了美国。
在日本的一年,我为学会的出版物《远东调查》和《太平洋事务》写了一些文章,主要是一些不太热门的主题,比如俄日渔业争端。不过有一次,我正在为一本写日本的书写评论,我惊讶地看到,这位法国作者在给我的信中称我为“Chère consoeur”(这是confrere的阴性形式,即我们所说的“同人、同行”)。我突然感到我被一个国际的专业圈子所接受。这一点,连同我为《太平洋事务》写的第一篇稿子所得的40美元稿费(我用来买了一台留声机和《蝴蝶夫人》选段《晴朗的一天》的唱片),让我觉得,我的职业生涯已经开始。
在我回美国的路上,我想写一写我对日本人的了解和思考,这篇文章被重新收录于本书。我不记得它是怎么被投给了《外交事务》这样的权威杂志,但总之很快,我这个24岁新人的名字就变成了铅字,赫然列于外交部部长和舆论领袖的名字中间。更重要的是,我还结识了杂志智慧、文雅的编辑——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
与此同时,1936年我开始在《国家》杂志工作。《国家》是我父亲莫里斯·沃特海姆(Maurice Wertheim)——一个兴趣广泛的银行家——从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手中买下,救其于破产威胁之中。弗蕾达·柯奇韦(Freda Kirchwey)继维拉德之后担任主编,和她的新同事马克斯·莱纳(Max Lerner)一起掌管杂志,她是我父母的朋友。我一开始的工作就是做剪报,整理各种报纸和期刊中包罗万象的内容;接着,是为《国家》每周的首页写出两段百字的时下新闻摘要。我被要求写一些我一无所知的题材——包括“累犯不改”“外来劳工”“格奥尔基·契切林之死”“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农业调整法(AAA)”“杰拉德·奈的军火调查委员会”“蒙特勒海峡公约”,还有“纳粹党代表大会”——我必须搜集有关事实,将其浓缩至200字,加入杂志的观点,并按时完工。虽然这些文字的生命短暂至极,但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宝贵之至。
受《国家》委派,我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1937年去了巴伦西亚和马德里,之后就留在了欧洲。欧洲那时狂热地沉浸在反对“不干涉主义”和“绥靖主义”的活动中。当然,在另一派看来,这只能叫作“不成熟的反法西斯主义”。那是一个严峻激越的年代,充满信仰和背叛,有英雄,有希望,还有幻景。我一直认为,让一个人背负深刻烙印的是他步入成熟的那些年,而不是他出生的那一年。所以,我认为我自己是19世纪30年代的孩子。我有信仰,我猜二十几岁的人都会有(在我那代人中确实是这样)。我信仰正义和理性最终会获得胜利。在伦敦,我编撰了一本小书——《迷失的英国政策》,希望能展现为什么英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就是让西班牙(以及地中海的那几个门户)远离大陆霸权(当时是希特勒) 塔奇曼作品03 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 [Practicing History-Selected Essays]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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