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为程光炜、孟繁华和陈晓明三位学者各自对当代文学史的描述与建构。程光炜采用在政治史框架里描述当代文学的传统方法，侧重于以作家或作家群体为线索，在与中国不同时期政治气候的对照中呈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孟繁华抽取当代文学发展中的典型案例，提纲挈领地勾连其标志性变化，以此探究和概括不同时期的民族心理，将当代文学纳入民族心史的整体叙述中；陈晓明在反思当代文学曲折历程的同时，强调中国当代文学在现代性进程中的独特经验，以思想史贯穿文学史，追溯和还原其发展变化的逻辑线索。

作者简介

　　程光炜，江西婺源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朦胧诗实验诗艺术论》《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雨中听枫》《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和《文化的转轨》等。
　　孟繁华，山东邹县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著有《众神狂欢: 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1978：激情岁月》《梦幻与宿命》《坚韧的叙事:新世纪文学真相》《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等。
　　陈晓明，福建光泽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无边的挑战》《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与主体》《不死的纯文学》《德里达的底线》《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守望剩余的文学性》《众妙之门》等。

“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民族心史：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孟繁华/
引言
上编红色年代：社会主义的文学实践
一文化领导权的确立
二海峡两岸的“文学战线”
三初期社会主义文学的实践与“试错”
四从“乡土文学”到“农村题材”
五“红色经典”的确立
六“青春写作”与《青春之歌》
七激进时期的“边缘”文学
八戏剧的“现代化”
九“一阵风雷惊世界”：“文革”时期的文学
中编激情岁月：新时期文学的变革
一1978年与新时期文学
二人道主义的话语实践
三现代主义与东方化
四“归来者”的文学
五潮流之外
六先锋文学及其终结
七分化的文学
下编千座高原：新世纪文学的狂欢
一世纪之交的文学景观
二女性文学的崛起
三政治文化与“官场小说”
四乡村中国的多重历史
五被复兴的“传统”
六中篇小说
七网络文学与80后、90后文学
八文学与公共事务

当代文学六十年程光炜/
绪论
上编当代文学“前三十年”
第一章文学与历史的概述
第二章进入前沿的“解放区作家”
一赵树理的小说
二柳青的《创业史》
三郭小川、贺敬之、何其芳等作家
第三章衰落或转型的“国统区作家”
一郭沫若、茅盾的生活和写作
二巴金、老舍、曹禺的生活和写作
三沈从文的命运
四臧克家的成功“转型”
第四章“红色经典”的缔造
一梁斌与《红旗谱》
二罗广斌、杨益言与《红岩》
三杨沫与《青春之歌》
第五章崛起的工农兵作者
一李准和《李双双小传》
二浩然和《艳阳天》
三蒋子龙和《机电局长的一天》
第六章“百花时代”青年作家
一王蒙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二宗璞和《红豆》
第七章孙犁等其他作家
一孙犁的小说
二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
第八章“文革”文学的展开方式
下编当代文学“后三十年”
第九章当代文学在80年代的“转型”
一从“十七年文学”到“新时期文学”
二“中国作协”和“社科院文学所”
三“文学运动”的式微
四外国文学翻译与先锋文学思潮
第十章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
一“《废都》批判”与90年代文学
二“人文精神”讨论
第十一章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学
一“伤痕文学”一代
二“争鸣作品”及其作家
第十二章“1985”后文学的多种实验
一“寻根小说”一代
二“先锋文学”一代
三“新写实小说”一代
第十三章90年代和新世纪文学
第十四章“后三十年”的重要作家
一贾平凹的小说
二王安忆的小说
三莫言的小说
四余华的小说
五路遥小说的“边缘化”

壮怀激烈：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陈晓明/

引言
上篇开创与清除：“新中国”文学的披荆之路
一革命文学方向的确立与主体建构
二开创与清除：文学的建制化与文化领导权
三革命与快感：农村阶级斗争的文学图谱
四宏大的建构：革命历史叙事的展开
五边缘处的遗漏：历史之外的个人情感
六历史中的个体：具体化的革命史及其传奇化
七超我与小我：共和国的抒情主人公
八历史化的极限：“文革”时期的文学
中篇恢复与变革：新时期的文学
一伤痕的展示：拨乱反正后的历史反思
二朦胧诗：从地下到新的时代的号角
三重建主体的理想主义：改革文学与知青文学
四假想的超越：现代派与寻根派
下篇转型与多元：后新时期之后的文学流向
一形式的突破：先锋派小说及其后现代性
二中心的解体：从新写实到晚生代
三语词的乌托邦：90年代的诗歌
四女性主义写作表征的文化与美学意向
五自在写作的边缘空间
六乡土叙事的转型与汉语文学的可能性

前言/序言

民族心史：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
孟繁华
引言

新中国60年的历史就这样呼啸而过，谈笑间便是60年。但是，感慨不能替代历史叙述。当我们回望60年文学历史的时候，因其激变的速度和复杂的线索不仅深感千头万绪，而且也深怀矛盾和犹疑不决。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如果稍加驻足，对它的叙述就会格外漫长。因此，60年的文学历史发展，既有“风卷红旗过大关”的历史“合目的性”的一面，也有“万花纷谢一时稀”的曲折迂回。社会历史的发展与文学发展就是这样纠结缠绕在一起，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不确定性”的现代性过程。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崭新的文学历史。

当代文学不是突如其来的一个历史，它的发生有一个“历史化”的过程，这里不仅有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作为它必要的语境和规约条件，需在“历史化”的过程中完成必要的资源准备，同时，历史叙事也需在形式中诉诸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当代文学是不可能离开上述条件的。20世纪40年代前后，是中国社会生活最为动荡的时期，或者说从这个时代一直到1949年，中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抗日救国和解放全中国是这一时期不同时段的社会主题词。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同时也改变了中国新文学原有的发展进程。因此，无论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进步文学和革命文学都表达了它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深切关怀，对中国现实的深切忧患。中国当代文学与现实建立的密切联系，是有其深刻的历史传统和复杂的社会原因的。这一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的语境，作为文学发展的规约性条件，进入当代中国之后得到继承和发展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建国后对现代文学的历史叙事，才遮蔽了主流文学之外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对“非主流”作家的“重新发现”，是后来社会和文化实践条件发生变化之后的事情。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社会和文化实践条件对文学史叙述的限制和规约。

中国当代文学离不开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作为必要的资源准备；或者说现代文学所具有的多样化形态，在当代中国总是以不同的方式或隐或显地得到表达。那一时代的中国处在不同的状态之中，不仅有解放区、国统区，还有“沦陷区”。不同地区的文学存在着明显不同的特征。虽然解放区的文学在建国后取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文学大师，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仍然在当代产生着重要和积极的影响。特别是他们重要的、被认同的作品，被选进了不同的文学选本和课本，文学教育本身就是对他们文学精神、观念乃至形式的传播和学习过程。他们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进步和战斗的文学精神，以及对文学多种形式积极、有效的探索，始终是当代文学重要的遗产和资源。

40年代前后，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并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建立了边区政府。在这块象征着中国未来和希望的土地上，在新的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延安进步、革命的文艺家进行了全新的文艺实践。这个实践当然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也从这个时代开始，“新文化猜想”成为成熟的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应该说，延安时代的文艺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在“新文化猜想”指导下创作出来的最初的范本：《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漳河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塑造了中国最初的活泼朗健的农民形象和基层革命者的形象。在这些作品“历史化”叙述的过程中，也完成了这些作品的“经典化”过程。这个时期奠定的文学创作方向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也只有通过这个历史过程，文学艺术不断净化、纯粹、透明的要求，才能够得以实现；只有用这样的标准塑造的生活和文学艺术，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进入共和国之后，“战时”的文艺主张被移置到和平时期，局部地区的经验被放大到了全国。社会主义雏形时期的文学终于在社会主义时代被全面推广。因此，当代文学的发生，应该始于40年代初期的延安革命文艺。当代文学的基本来源，同样是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

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建立，比当代文学的发生要晚许多年。这不仅在于“历史”与“叙述”不能平行进行的技术性困难，重要的是，当代文学也需要在形式的叙事中实现其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历史的原貌就“呈现”的意义而言是不可能的。“历史”就是“史家”的历史。文学史家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建构”他的“历史”时有意忽略和强调的“史实”，已经是其历史观的一种表达形式。当代文学史除了它的对象、范畴不同，其观念和叙述性，也就是它隐含的“虚构”成分同其他历史著作是没有区别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文学史就可以因其叙述主体观照方式的不同，而将其写成“语义审美的历史”“文学活动的历史”“文学本体建构的历史”“文学生产发生的历史”“文学传播与接受的历史”“民族精神衍变的历史”“文学风格史”，等等。这些“历史”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它只是史家“历史叙事”的不同形式。这里将中国当代文学60年称为“民族心史”，当然也只是文学史叙述的一种形式。

当代文学六十年
程光炜
绪论

人生如梦，笔者恍然已五十有余矣。身在“当代”说“当代”，真有痴人说梦的荒诞感觉，而且当代文学六十年，要在五万字规模的“小史”中展开，也实非易事。而当代文学与当代史的复杂纠缠，也使论说者在当代史许多重大问题没有清理的情景下倍觉尴尬。笔者想采用在政治史框架里描述当代文学的传统方法，用“两个三十年”的时间来分述历史之脉络。能否完成设想之万一，留与读者评说。

“当代文学”的历史命运，是在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中被规划和定型的。五六十年代世界性的冷战格局，进一步强化了当代文学自我封闭和自我循环的文学系统，赞美历史上的革命战争和当前“火热”的斗争生活，是它的基本任务。当代文学“前三十年”就是在此基础上出现的。“中美建交”和“‘文革’终结”这两个重大事件改变了中国人的历史方向，“批判‘文革’”与“走向世界”则成为“改革开放”国策的车之双轮，这是当代文学“后三十年”的思想之逻辑。从20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的“文学多元化”深刻影响了中国作家和读者，但当代文学与过去历史多层面的内在联系，却不应该因为上述事实而被遮蔽和忽视。

1949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让我们得以俯瞰此后三十年当代文学的命运。斯炎伟的博士论文《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与新中国文学体制的建构》一书，比较详细地分析了一次文代会与新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周扬所做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是对毛泽东《讲话》最为权威的诠释，它的基本精神是通过用民间文艺取代精英文艺来统治当代文学。虽然，小小的消极抵抗一直不断，但是它们对文学创作、评论、杂志和组织的严密规范与控制基本未变。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一书，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萧也牧现象“文学是人学”和“典型问题”“形象思维问题”“美学问题”等讨论，均有详细描述。这些文学现象和讨论，都被认为是违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精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这正如周扬指出的：“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确切地说，根本上决定了当代文学之命运的是“战争思维”和“统治需要”。几十年旷日持久的革命战争，使得“战争意识形态”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思维和运作方式，这就使文学主题、题材、创作方法都朝着“战争思维”方面高度集中，使“文学运动”成为当代文学前三十年最主要的存在形态。而出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的考虑，舆论一律自然成为首要选择，文学不过是这一国家蓝图中的一部分。它们紧密配合，构成了当代文学的思想基础。其实，即使没有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这种历史处境也会使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成为当代文学的“资源”，这样的历史和文化状况天然会排斥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和东欧文学对五六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当代文学”的另一重要构成因素。

前面说过，当代文学“后三十年”（史称“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路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开放”国策的重大调整。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所作的著名《祝词》，对“新时期”文艺进行了新的界定。根据当时的文化语境，报告人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了“淡化”处理，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见邓小平的《祝词》。当时对“后三十年”文学的规划，是强调80年代“现代化”与“十七年”文学精神的结合，通过“解放思想”来激活和重组一个80年代意义上的“十七年文学”。但是，这种规划因为后来外国翻译热、文化热、社会动荡和市场经济的激烈冲击而落空。1985年是当代文学“后三十年”的又一次“转型”。文学从先锋化逐步向着世俗化而演进。90年代后，文学“分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和剧烈，“人文精神讨论”“《废都》批判”等，不仅没有巩固文学精英对文学市场的垄断，反而使“市场化”成为新世纪文学最醒目的特征之一。但显然，在这一切难以理清的多重历史线索中，有两条最主要的线索是必须意识到的：一条是“去政治化”最终推动了八九十年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历史性决裂，“纯文学”成为评价所有文学现象的重要尺度；另一条是“走向世界”的社会意识形态通过大量外国文学的翻译、模仿和改造，使“当代文学”被改造成“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后三十年”当代文学，或可称为“世界”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

壮怀激烈：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
陈晓明
引言

20世纪的中国历史交织着血与火的洗礼，经历过天翻地覆的革命，它终于向着自己的胜利顶峰挺进，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下的新中国。回望60多年的历史，我们无疑会看到历史的多个侧面。它是如此复杂，众多因素纠杂其中，造成的最终结果也未尝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如果从现代性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历史关口来理解这一历史进程，也许更能体现出具有包容性的历史主义态度。把中国最近60多年以来文学的历史看成一个现代性的必然过程，看成中国面对西方挑战所选择的必然道路，那么，我们可以从中既看到历史的合理性，也看到历史的偏激；既看到历史掩盖的那些苦难，也看到倔强而放纵的狂热。理解历史，不是简单地判断历史对错，或是设定历史本来可以如何；而是去探究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历史这样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60多年的当代文学并不是在世界的现代性进程之外的“他者”，但中国的当代文学确实有着它自身的显著特点。

当然，中国60多年来的当代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尽管它表现出剧烈的断裂与革命的激变。可以说，从推翻帝制的共和革命到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共产革命，短促的时间、紧急的心态和崇高的理想决不容许革命拖泥带水，中国现代性的转型于是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进行。文学不可逃避地卷入了这样的历史选择。作为一种精神的审美表达形式，文学要从人类内在情感的抒怀转向简明扼要的政治符号，显然要经历一个痛楚的变异过程。这样的转型就是从资产阶级启蒙文学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再进一步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在这一过程里，有着一种势在必行的“历史化”在发挥作用，新的“历史化”需要开创、自我起源，它依赖某些标志性的事件、思想和作品，这就是我们理解文学史的基本线索。在我们看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标志性的界碑。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方向和全部文学观念的转变，主要都源自于此。

而历经着50年代诸多的文学运动，从建国初的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清除胡适的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余毒，到驱逐胡风的“反党集团”，直到昙花一现的“百花时代”，随后的反右，终至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中国当代文学史实则是交织血与火的历史。这一切并不只是我们仅贬抑为政治的强权作用就可以解释完毕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也试图在现代资产阶级之外开启自身的道路，只是这种开创如此艰难和复杂，它不得不付出惨痛的代价，但它在世界资产阶级文学之外所开创的经验，并不只是充当反面的教训，它的“开创性”无论在动机与目标上都是一项奇迹；而它的过程与结果却是如此壮怀激烈，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要深刻反思并加以总结的历史。

“文革”后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历史迎来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文学与这个时代同呼吸共命运。这个时期被描述成“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时期，它要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拨乱反正”的“正”就是指回到原来的正确的历史道路。如此看来，“文革”是对原来历史正确道路的偏离，而不是一段完全从天而降的历史。既然“正”的源头在“文革”前，“反正”就必须回到“文革”前的正确革命道路上。这种定位试图规训“新时期”，让它与想象的自5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正确道路联系在一起，它实际上掩盖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倡导的“正”有着新的历史起源，那是“文革”后历史新的开创。但在文学上，新时期伊始的叙事确实还是与50年代保持着内在的联系。看看那个时期的理论界争论的命题：现实主义的典型性问题、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形象思维问题、美学问题，等等，几乎与1956年“双百方针”时期讨论的主题一脉相承。它似乎还一直试图建构一条从五六十年代延续下来的正确道路。然而，历史实践从来不会按照合目的性进行，历史在其展开中，不同代的人们的加入，历史实践就会开辟自己的道路。如果说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还试图修复现实主义的历史，那么同时期的朦胧诗，随后的现代主义与寻根派，以及理论上的主体论和向内转，终至于“先锋派”的到来，则使得当代中国文学向着另一条更为广阔而多元的道路进发。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更加彻底，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生存空间和文化视野，文学呈现为更加热烈而多元的格局，一批又一批更年轻的作家登上历史舞台，带来了崭新的生活经验和文学经验。尽管人们会说，一个电子化的消费社会正在到来，这对于文学这样的文字书写的纸媒体的艺术样式是一个穷途末日，但文学奋起同样的激情，也有新的方式。去理解这样的文明和文化条件下的文学行进的道路，可能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任务。中国当代文学60年，经历了多少血与火的洗礼，这是任何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学所不具有的经验，它能从刀光剑影走来，就能从声光碟影走出。文学的未来将会多种多样，我们再难以一种标准、一种规范去理解和阐释文学，它能与这个科技文明同歌共舞；也会偏执地在自己的荒原上拓路。条条道路都在中国的大地上，都在人类的天空下，这就足够了。

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