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看心理医生，我去他的私人咨询中心，就像国外电影中看到的那种氛围和陈设，温暖，有灵性。“我可不可以不要吃药？”我提出要求。因为是朋友介绍，咨询费打了对折。我每周去报到，很想厘清到底哪里不对劲儿。我从小时候说起，孤单的钥匙儿童，红字的学生生涯，无法荣耀父母的幺女，感情一直受创的女生。我很认真，慢慢地，分解着，压低语气，回顾当时自以为很悲情的一生。

有一回，我望着窗外诉说着某个男生怎么就这样跑去结婚了，眼神飘回来投向医生，戴着眼镜的他没回应，低头睡着了。我微笑着等他醒来，我想我的人生太贫乏无趣了。后来他通过秘书来电，告诉我可以不用再看诊了。

三年前我严重失眠，有一次连续两个晚上都没入睡后，跑去挂精神科门诊。那天心好慌，眼很迷茫，快要倒在大马路上。

“医生，我是不是有忧郁症？”我眼神悲伤。

“你没有忧郁症，你只是没睡觉。”医生没什么表情。

“可是我有时候很不快乐。”我准备要掏心掏肺。

“要是有人天天很快乐，那才叫有病。”他答得一针见血。

他开了帮助睡眠的药给我，提醒我，睡不好也不必多吃，因为没有人会天天安稳入眠，就像没有人会天天开心过一生。

我最后一次去看他，他说他要离开台北，去南部休息。

“医生，你要多运动，你看起来好累。”

如果我是精神科医生，应该很快就疯了。

刺青

那天十摄氏度，台北好冷。

我裹着厚厚的大衣，宽松的棉质长裤，走进东区的巷子里。

“刺青”，那个招牌很朋克，是一种我从小就不太熟悉的重摇滚口味。

其实是第二次走进去了，第一次是跟师傅确认图腾，讨论了很久，认真到差点儿就要做笔记。

“好，那三个月后见了。”年轻的师傅笑笑地跟我说。

认识的朋友中，刺青的不多，我一直以为刺青是一种很冷门的活动，不知道原来要排队等这么久。

小时候一直有一种刻板的观感。看到男生身上有刺青，看到女生指甲很艳红，直觉反应是混黑社会的和酒店小姐，不太明了他们的美学概念是什么。

长大之后，周围女性朋友们的指甲五彩缤纷，闪闪发光，开始了解指甲油可以装点可爱或娇媚的形象，但我天生无福享有那种雌性特征，手指甲上色，我打字眼花抓狂，脚指甲颜色掉漆，我视为缺陷，像是穿了破袜子般尴尬。屡试不爽。

倒是刺青的念头，徘徊了好久。那几年过得浑浑噩噩，没有知觉，没有味觉，没有感觉。面对所有问候，我会说：“谢谢，我很好。”面对所有打探，我会说：“别担心，我很平静。”一切如常进行，面无表情是我的武器，若无其事是我的韧性，唯一无法平息的是夜晚的宁静，那承受爱的无力，那质疑爱的真谛，如巨浪袭卷大脑神经，一波又一波地冲击，一夜又一夜地耗损元气。

麻木不仁，是最可怕的心病。

于是那一年，下定决心，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是从痛觉开始唤醒自己。

我以四十五度角侧趴在那张椅子上，气温很低，身体扭曲，手脚很冰。

“我们先试试看，如果很不舒服，随时可以喊停。”师傅很贴心，不时跟我聊天，放松我的心情。

“怎么想刺青？”这是一定的开场白。我想毕竟到了我这年纪，来刺青的女人并不多见。

“哦，就想印证一下我是不是真的有干眼症。”

然后他接话了：“大部分女生比男生耐痛，很多男生坐下来，第一针才下去，跳起来就逃了。”

然后他说了一些故事，那些关于文身的悲和喜。

原来真的有很多恋人彼此烙印，以为从此我身体里有你，你身体里有我，热血凝结，刻骨铭心。“很妙，愈是有这种心态的情侣，愈是走不下去。”师傅的分析，让我脑中想起那些在影剧版面看过的男女明星，以及他们之后各自发展一段又一段的恋情。

那明明是一针一针的穿刺钻凿，感觉却有如重力马达般冲撞我的骨髓，拉扯我的交感神经，牵动我的吐纳呼吸。师傅手上握着一大片纱布，轻轻帮我擦着不断渗血的伤口，我手上抓着一大坨卫生纸，包裹着快要冻结的口鼻。

“你很猛耶，整个人都没动，不痛吗？”原本师傅留了三小时的时间给我，我们提早一个半小时收工。

冷冽的空气，烧烫的图腾，那一刻我转头望着镜子，一辈子都会记得的痛快清醒。

骨肉连心。第一次，送自己生日礼物，不觉得孤零零。

填空

我的小黑安安静静地躺着好久了。小黑是一台黑色马自达三门车，一九九九年出厂的，如今已经绝版。其实我并没有太奴隶它，十四年来它才跑了八万多公里，上高速公路没超过十次。当初会买它，应该是犯了职业躁郁症。

交往初期，他来接我，我陷在突如其来的新闻，赶着分秒计时的截稿，说着口干舌燥的电话。半小时，一小时，他在车上慢条斯理地看报等我，我从报社十万火急地狂奔上车。

不知从何时起，等待的人换成我。他的慢动作其实一直都没加速过。

“你在哪里？”

“我在高架桥上，快了快了。”

“你在哪里？”

“我在仁爱路，到了到了。”

台中的高架桥吗？台南也有仁爱路吧？不知道忍耐和发火如何兼容，不知道等待和弃守怎么沟通。可惜那时候舒淇和任贤齐的那个金饰广告对白还没发明。

“你在哪里？”

“我在你心里。”

至少这种糊弄的话语可以让我有一次微笑的回忆。

于是坐上了驾驶座，像是自以为宣告某种自主独立。

上路第一天，从民生社区开到西华饭店，那仿佛是最遥远的距离。不小心按到暂停键，那恼人的声响一直repeat，慌张和焦虑完全突显我的蠢毙。车子在西华饭店Ｂ３地下停车场被我拖磨很久，轮胎莫名破了，那天我专访王力宏，好想跟他求救。

车子愈开愈熟练稳健，身边男人却愈来愈疏离遥远。当回去面对的那个家已经瓦解支离，当我已经不想再问“你在哪里”，按键启动，车子是我的防空洞。夜晚下班时刻，车里总有几张ＣＤ伴随我的无声呼吸，好几次，看到红灯，脚踩刹车，下意识地点根烟，摇下车窗吐出长长的一口气，再倒数绿灯亮起，加足马力，扬长而去。那是三秒钟抛弃烦恼的游戏，很刺激，很要命。

我想起那一个晚上我开车去等他，等他开车把那个女生送回家，我在车上呆滞静默，直到他把车子停在我前头，我才想起，我没有坐他那台车已经好久好久，如同我们已经好久好久没有交流。我能说什么？我们还能挽回什么？一旦女人习惯驾驭操控，忘了当初依附的温柔，男人右手臂弯的那个位置，就会自动有人替补填空。

蔡健雅的《夜盲症》，那段时间开车常常听的一首歌曲。前奏刷开的吉他声，根根拨动心弦，我记得李康宜在ＭＶ里开车徘徊路上茫然游移的神情，好熟悉的无力衰弱。

某个深夜，我把他叫了出去，一路从仰德大道飙上阳金公路，天很黑，雾好大，我忘记开大灯，不想踩刹车，不顾一切在迷雾中奔驰，最后我被迎面而来狂按喇叭的那位老兄唤醒，渐渐迟缓地停在某个观景区。一直在后面追赶的他，下了车，不知所措地问我：“你、你还好吗？要回家了吗？”我望着远方，万家灯火，车里ＣＤ传来这样的声音：“思念总是让我受困，脱不了身，我摸黑找不到回家的路程。”

有一回和蔡健雅聊到感情，她问我：“你们在一起多久？”我给了她答案。

“哦，那你还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忘得了他。”

一对分开的情侣，要付出在一起的二分之一时光，才会忘记对方。当时蔡健雅这么说着。

我跟他彻底告别那个年份了吗？是的。

高龄的小黑前两天送修，换一个启动马达，依旧有甩尾的活力。

我的夜盲症不会是永恒的。

前言/序言

自序　去海边拍照

“我想带你去海边拍照。”要出书了，摄影师之前两度提议，我两度婉拒。

那么怕海，怎么能够自在地在海边留影？

前阵子去花莲，住在一家民宿。台11线，那个叫作石梯坪的地方很靠近海。海依旧深沉、静谧、奥秘，有时是怒海狂涛的序曲，有时是风平浪静的喘息。

我深吐了一口气，张开眼，眺望最远的那一条海岸线。

“为什么那么怕海？”身边的人问我。

应该是措手不及和恐惧不安的阴影。

童年时期在海边玩耍，蹲在沙滩上画着太阳、房子和花，花朵还没绽放，一抬头，大浪已经铺天盖地，小小身躯被卷进一层又一层的大大旋涡里，翻过来荡过去，咸咸的海水撞击我的耳鼻，我的呼吸心跳瞬间止息。被救醒后，不懂得放声哭泣，始终挥不去的是海神曾紧贴我耳际，发出怒吼的重音频率。

好多年前，算命师叫我不要靠近海，其实并不清楚原因，人在精神耗损或彷徨游移的时候，总会把算命的话当作神圣的指令。于是，不再去海岛旅行，连看到湖水都很抗拒，当朋友们追逐浪花时，我只肯窝在离海边最远的咖啡厅角落里。那一年，在意大利的小城漫步，突然定住了不敢往前进，了解我的朋友先去探路，然后大声回头呼唤：“别怕，是没有水的枯井。”

这些年总是小心翼翼，神经兮兮，严守戒律，虽然不知道是什么道理。

拿着行李进驻，那一片翠绿映入眼帘，充满朝气。回头凝望，那一片汪洋在背后拍打，难免胆战心惊。一步步走着，我在摸索平衡的中心。

依山傍海的这间民宿，由朴质的木头和沉稳的铸铁建构而成，充满暖色调的设计，草原海洋的气味和虫鸣鸟叫的原野乐音。坐在Lobby，我开始直视海平面，微微地，轻轻地，呼吸渐渐流动自然的韵律。沉睡的这一晚，海味为伴。起床后缓缓走向海的沿岸，接近那深不可测的湛蓝。

几天后，摄影师跟我提议换拍山景，同时她也很真切地跟我分享关于恐惧的课题。

“好吧，我们就去海边拍吧。”我顿时决定突破长久以来心中的那道海防线。

点头了，心里还是有点惊。拍摄前一夜，睡睡醒醒，不太安宁。当天，阳光和煦，海风吹拂，无人的海边很宁静，暖暖的沙滩很美丽。

这是多年来跟海最近的距离，走在沙滩上的我没有阴影。

原来，靠海很近，没有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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