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一部关于大国首都战略定位的学术专著。以解决“大城市病”为基本出发点，紧紧围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剖析首都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透析导致首都“大城市病”的条件和根源，解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并进一步指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必须“六管齐下”，即强定位、疏功能、调结构、转方式、破樊篱、聚合力。从城市学和首都学的新视角，提出的政策建议极具前瞻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是一部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路线图”和“建言书”。

作者简介

　　连玉明，著名城市专家、教授、博士，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

　　连玉明教授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基于大数据的城市科学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主任。

　　连玉明教授研究领域为城市学、决策学和社会学。首创的“城市价值链理论”被誉为世界三大竞争力理论之一。著有《重新认识世界城市》《低碳城市：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共赢之路》等多部专著。

　　连玉明教授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副主席。先后荣获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北京市有突出贡献人才”“北京市劳动模范”“首都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前言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需要“六管齐下”
第一编首善之难
新常态、京津冀与“高精尖”
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若干重大问题
北京“十三五”规划的方向和重点
文化中心定位下的国家文化创新示范区战略
首都功能区域划分和主体功能调整
首都核心功能与中央政务区建设
从首都战略定位看核心区发展新思路
北京行政副中心与通州国际新城
京津冀协同发展格局中 CBD 的定位与作用
第二编疏解之惑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必须关注的十二个关键点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战略和策略
对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几个重要问题的看法
首都人口的“疏”与“堵”
首都核心功能和非核心功能
失灵的规划和“修编”的重点
特大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与首都城市管理精细化
第三编协同之策
观察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三个着眼点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
首都圈的孵化战略
以协同创新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临空经济与北京新机场的战略机遇
京畿新区畅想
“一市两场”框架下机场名称的协同
京津冀指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风向标
后记

精彩书摘

　　观察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三个着眼点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对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国家战略、区域协同、先行先试。
　　一、关于国家战略
　　国家战略是战略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战略，是为实现某种目标而制定的大规模、全方位的长期行动计划，是指导国家各个领域的总方略。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的含义：
　　（一）建设和管理好首都
　　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形象和国际形象的重要标志。长期以来，一方面，北京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分布密度过大，导致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交通日益拥堵，房价持续高涨，“蚁族”“北漂”等特殊群体大量集聚，外来人口长期不能融入城市，城乡接合部治安隐患突出，社会管理、城市管理压力巨大。另一方面，北京的自然生态系统已处于退化状态，资源环境承载超限，水资源严重短缺，地下水严重超采，平原地区河流干涸，土地开发强度偏高，特别是这些年来发生的长时间、大面积雾霾，不仅损害了市民健康，也损害了首都形象、中国形象。这些问题表面上是人多造成的，深层次上是功能过度集聚带来的。破解首都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大城市病”的新路子，必须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既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重中之重和首要任务，也是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必由之路。
　　（二）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的支撑带
　　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最重要的是推动中国经济或世界经济“再平衡”。这种“再平衡”将引发中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的支撑带。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利于创新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破除隐形壁垒、打破行政分割，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有利于呼应长江经济带战略，全面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增强对环渤海地区和北方腹地的辐射带动能力，为全国转型发展和全方位对外开放做出更大贡献。
　　（三）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毋庸置疑，世界经济重心已转向亚洲太平洋地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核心是东北亚地区，东北亚地区的核心是环渤海地区，环渤海地区的核心是京津冀地区。在京津冀地区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有利于发挥京津冀在环渤海和东北亚地区的龙头带动作用，有利于增强京津冀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凸显京津冀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必须指出，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必须建设以首都为核心，强化京津双城联动，提升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培育集聚能力强的重要节点城市，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必须以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水生态系统修复和净化土壤环境为重要突破口，率先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打造京津冀生态圈；必须充分利用北京科技创新资源富集、天津研发转化能力突出、河北转型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优势，坚持内涵式集约发展，特别是发挥京津冀区域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核心是首都独特的文化优势，提升京津冀区域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核心竞争力；必须加快构建社会治理和法治保障的协同治理体系，加快破解制约协同发展的行政壁垒和制度障碍，推动京津冀成为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中心区，成为世界级社会和谐稳定的首善之区。
　　二、关于区域协同
　　区域协同的本质是一体化发展，关键要解决好三个分离的问题。一是城乡分离，二是城际分离，三是城域分离。破解城乡分离的核心是均衡度问题，涉及城乡差距、城乡统筹和城乡融合；破解城际分离的核心是一体化问题，涉及产业链、服务链和治理链；破解城域分离的核心是竞争力问题，涉及资源承载力、创新驱动力和辐射影响力。破解这三个分离，最重要的是要抓好以下五个方面的着力点：
　　（一）破藩篱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重中之重和首要任务。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涉及的利益主体多元、利益关系复杂、利益阶层固化。有的涉及中央行政部门、中央企业和在京部队所属单位，有的涉及中央所属高校、医疗机构、文化团体，有的涉及因集体土地出租、国有房屋租赁而形成的物流基地、批发市场，有的涉及国有企业、中外合作或合资企业等，既有“一亩三分地” 的思维定式和利益保护，也有“舍”与“得”的隐形壁垒和思想障碍，还有搬与不搬、往哪搬、什么时候搬的利益博弈，根本的一条就是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只有破除利益藩篱，才能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功能疏解。破除藩篱，一靠市场，二靠改革，别无他途。
　　（二）强统筹
　　京津冀同属京畿重地，但三省市发展优势不同、发展条件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虽然三省市近年来相互签署了一些合作框架协议，在多层次、宽领域建立了协作关系，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共识也趋于认同，但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浅层次合作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特别是三省市对推动协同发展的具体诉求和操作路径的认识仍存在差异。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加强统筹，才能有效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就是说，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京津冀三省市自己的事，更不是京津冀三省市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从国家层面不仅需要顶层设计，还需要顶层推动。无论是功能疏解，还是区域协同，从战略定位、规划设计到具体方案的时间表、路线图，还需要国家层面来统筹。
　　（三）补短板
　　从城镇体系看，京津两极过于“肥胖”，周边中小城市过于 “瘦弱”，城市群规模结构存在明显“断层”。三省市发展差距悬殊，公共服务水平落差大。2014 年，河北的人均 GDP 仅为北京的 40%、天津的 38%，人均财政收入只有北京的 1/6、天津的1/5，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大致只有北京的一半。河北没有一所“211 工程”高校，环京津贫困带问题突出，仍有 39 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其中环首都贫困县就有 9 个。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承接地在河北，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战场也在河北，河北发展水平决定着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成败，也决定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成败。换句话说，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是让河北尽快发展起来，至少让承接地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与疏解地相当，甚至高于疏解地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人往高处走的道理不言而喻。
　　（四）建机制
　　京津冀三省市资源配置行政色彩浓厚，市场机制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特别是北京，行政条件优越，集聚了一批中央企业总部、知名高校、三甲医院等大量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对周边地区形成明显的“虹吸效应”。同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京津冀统一要素市场建设滞后、市场化水平较低，过多的行政干预造成的市场壁垒，妨碍了资本、技术、人才、产权、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一是要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和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包括金融市场一体化、土地要素市场一体化、技术和信息市场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等；二是要构建协同发展体制机制，包括建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机制、生态环境保护联动机制、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和科技创新协同机制等。必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加快破除制约协同发展和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和政策创新，尽快建立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制度体系，打造区域体制机制创新高地。
　　（五）定规则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本质就是一场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场“权力革命”“利益革命”，是“自己革自己的命”。这场改革或革命没有先例，一些重大改革措施尚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如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规则仍任重道远。必须强调的是，改革必须制度先行、规则先行，必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从国家层面要加强京津冀的立法引领和法治保障，用法治手段保障顶层设计、顶层推动和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的落实。这一点至关重要。
　　三、关于先行先试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关键是“有序”，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是“示范”。有序就是谁先谁后，示范就是试点先行。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先行先试。
　　（一）试验区
　　建设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大最重要的先行先试。试验区是京津冀搭建一批高端国际交流平台的重要抓手，是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开放格局，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开放高地的重要动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应抓住这一重大机遇，京津冀共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特别是支持北京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支持河北设立综合保税区和内陆港，并将这些纳入试验区范畴。推动试验区政策逐步向首都国际机场、北京新机场和河北正定机场以及曹妃甸、黄骅等地区推广。
　　（二）示范区
　　共建示范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大亮点。主要包括：北京与河北共建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北京市密云、延庆和河北省张家口、承德共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天津生态城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京津共建滨海 - 中关村科技园和京津合作示范区。这些示范区是国家层面的政策特区，不仅需要推动政策先行先试，而且需要推动政策共享，积极研究将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措施向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多平台推广。这些示范区核心在于共建，这种共建不是简单的空间、土地、项目和招商引资的共建，更重要的是体制机制的共建。从国家层面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是共建示范区的灵魂。
　　（三）改革试点
　　改革试点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有效举措。这些改革试点主要聚焦以下领域：
　　一是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改革试点；二是亚太经合组织绿色供应链管理试点；三是京津冀轨道交通一体化投资试点；四是京津冀重点城市公交“一卡通”互联互通试点和汽车电子标识试点；五是京津冀货物多式联运和公路甩挂运输试点；六是环首都国家公园试点；七是京津冀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八是京津冀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九是京津冀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十是京津冀国家级开发区共建跨区域合作园区或合作联盟试点；十一是京津冀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多规合一改革试点；十二是京津冀区域性、跨省域中央垂直管理部门整合改革试点；十三是京津冀社会保障对接试点；十四是京津冀跨地区购买养老服务试点；十五是京津冀农民工进城试点；十六是京津冀部分市县先行开展高等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同城化试点；十七是在北京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十八是京津冀区域劳动保障监察、农产品流通、质量安全监管、重大动植物疫病防控等协同机制试点；十九是京津冀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二十是京津冀混合所有制和民营经济综合改革试点。
　　……

前言/序言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需要“六管齐下”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重中之重和首要任务。北京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紧密关联，北京发展离不开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对接北京发展。
　　北京的问题表面上是人口过多造成的，实质上是功能太多带来的。北京集聚了过多的非首都功能，是造成“大城市病”的深层次原因。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根本出路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实现这个协同，必须进一步明确京津冀功能定位，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调整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加快推进错位发展与融合发展，创新合作模式与利益分享机制，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进程中实现区域良性互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协调发展、共同发展。
　　北京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引擎，疏解非首都功能北京应当一马当先、主动作为、“六管齐下”：
　　一是强定位。“瘦身”是为了更好地“健体”。必须坚持和强化“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在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中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这个新目标，必须创新解决北京“大城市病”、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建立与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新机制，必须走出一条内涵式集约发展的新路子。
　　二是疏功能。疏功能必须以调整、转移和外迁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为重点，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功能。第一，首都核心功能以外的其他功能。或者说，首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四大功能以外的其他非支撑性、非紧密性功能；第二，导致北京“大城市病”的直接功能。比如由于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失衡衍生的产业功能、社会公共服务功能和部分行政功能；第三，对周边地区形成明显“虹吸效应”的其他功能。“搬”走这些功能，必须做好六件事：一是为什么必须搬，二是搬哪些，三是往哪搬，四是谁来搬，五是怎么搬，六是搬走以后怎么办。这六件事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核心，也是关键。
　　三是调结构。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本质是调整和优化首都城市结构。空间结构和交通结构的根本性缺陷是导致“大城市病” 的根源。人口数量过度膨胀、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过大是人口分布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直接后果。“大而全”的产业结构严重偏离了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中心城区过度密集的优质教育、医疗、培训机构和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形成了对周边地区明显的“虹吸效应”。生态结构的失衡，导致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必须通过调整和优化城市结构，实现空间重构、产业重构和功能重构。
　　四是转方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重要的是转变发展方式。一是从空间上向生态优先转变，用“反规划”理论指导城市规划修编，用生态约束力倒逼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用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二是从内涵上向文化引领转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古都文化保护、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国际文化交流方面发挥全国文化中心的引领作用；三是从动力上向创新驱动转变，坚持和强化科技创新中心功能，融入全球创新体系，打造国家创新平台，在服务和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发挥作用。
　　五是破藩篱。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情况复杂，既有行政分割，又有利益藩篱，更有隐形壁垒。中央与地方利益、地方与地方利益、政府与市场利益、单位与个人利益、疏解地与承接地利益交叉重叠，千丝万缕。既得利益和特殊利益群体成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最大障碍。破除部门利益、局部利益、个人利益的藩篱，需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也需要上上下下、方方面面付出必要的代价。既需要迎难而上、攻坚碰硬，又需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疏解也是一种博弈，需要各方做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更需要寻找多方主体最大公约数和最佳利益平衡点。
　　六是聚合力。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任务重、难度大，北京、天津、河北如何更好地形成合力、相得益彰地发展起来，既需要定规则、建机制，在联动上下功夫，更需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疏解地要有推力，承接地要有拉力，相关部门要有引力。要充分调动疏解对象外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需要北京和中央行政企事业单位率先启动，做出表率。
　　2015年6月 23日

首都战略定位：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北京之路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