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先后从事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课程的教学，主要作品有《利害的分配：我们身边的法律》《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行政法案例研习》（主编）等教材、专著类7部，《行政权力的结构与解构——一个个案解析》《永不松懈》《人民陪审员：我的经验与感悟》等论文类70余篇。

精彩书评

我认为，我们的法律应该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就是对特殊群体的特殊关照。可以想象，如果法律没有灵魂，那么这个社会就丧失了童心和天真，而社会是需要这样的童真的。

——皮艺军（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

医生的经济条件很差，社会地位极低，与其这样，还不如去卖药。所以，很多应届毕业生包括医生都去卖药了。如何留住他们？第1，让公立医院开更多的口子，取消所有医疗领域里的编制；第二，提高社区医院医生的待遇，建立社区医院与公立医院的双向流动机制。

——刘国恩（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现代城镇化的转型是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一部分，而现代化转型最核心的东西是社会结构和关系的重新调整。也就是说，每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以前是三六九等的，现在人民都一样了！只有在这方面进行调整，才能从根子上把旧有的城镇化模式逻辑慢慢改变，才真正有可能使中国从传统的不可持续的城镇化老路迈向可持续、更公平、更有效的城镇化新路。

——宣晓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P2P、众筹并不是天然就和非法集资联系在一起的，而是人为的事情。对于这些，我们要做的恰恰是呵护和宽容，给他们一个创新的空间。应该慢一点，给一个观察期，三到五年后，等产品定型，再进行行业自律、监控，逐渐从法律上来规范和完善。所以，从民间金融到互联网金融，正是因为有监管的漏洞，才有创新的空间。

——黄震（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

精彩书摘

皮艺军（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

我从两方面来讲：一是谈现状，二是谈青少年犯罪和少年保护的认识误区。

转型时期，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反应最快的是孩子。青春期的孩子的心理特点是敏感，对外界的反应是最快的。改革开放以来，青少年犯罪率飙升。在青少年犯罪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暴力犯罪。我举个例子，几个中学生为了筹钱上网，把一个出租车司机绑在车里，堵上嘴，然后找个地方就把人给埋了。如此残忍，难以相信是几个中学生所为。他们到底是生性残忍，还是受文化的影响，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这种暴力事件的发生，让我们看到了孩子的暴力心理和冷血无情。

现在，少年犯罪中的“物欲性”动机很强。以前少年犯罪无非是一种游戏，“少年犯罪无预谋”是国际公认的，这种游戏性的行为方式是没有物欲性的。青少年犯罪是戏谑型的——仅仅是因为觉得好玩，比如青少年拿刀上街扎人的原因是“刚磨了一把刀，想试试快不快”。

对于这种动机，成年人无法接受，但对于孩子来说，他的人生正如他的犯罪一样，游戏性在其中是特别重要的。当我们进入商品化社会后，孩子们的物欲动机在不断强化。当然，除了“暴力”“物欲”因素之外，还有“性”的因素。虽然“性”的因素在少年犯罪中并不是很突出，但少管所有很多少年强奸犯。比如一个男孩跟一个女孩谈恋爱，发生性关系已经一年多。突然有一天，男孩和朋友们喝了酒，一起轮奸了女孩。女孩回家后，觉得自己吃亏，就告了他们。于是，他们全成了强奸犯。

在司法制度上，我们没有一套独立的、区别于成人的少年司法制度，所以我们无法用一种独特的视角去观察。在中国，青少年犯罪就叫作“青少年犯罪”；在国外，青少年犯罪有专门的词。虽然同是犯罪，但青少年犯罪和成人犯罪的罪名是不一样的。

关于嫖宿幼女罪，我不知道是哪位立法专家定了这样一个罪名。“嫖宿”该如何定义？是不是给钱了，就合法了？我不清楚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罪名。“嫖幼”其实就是“奸幼”。我去澳大利亚时，一个澳大利亚的“中国通”法官告诉我，澳大利亚有些男人非常坏，他们到中国去猥亵男孩，因为中国的强奸罪针对的是女性被害人，猥亵男孩不会被定罪。所以，他建议我回来赶紧跟立法者呼吁一下。

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比起其他国家，中国人在思想和观念上存在着严重的混乱。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应试教育就是去势教育》。有人说，中国最有能力的文化是太监文化。应试教育去掉了孩子的天性，甚至把男、女生性别上的美感也去掉了。比如，中学生一律必须穿校服，目的就是免得他们产生性别吸引。

中国对青少年犯罪的基本定位就是把青少年作为打压的对象。1979年的方针认为，我们这个社会就不应该存在青少年犯罪，以为通过治理、严打，就可以把青少年犯罪的现象消灭，但现在可以看到，青少年犯罪是社会中的常态。文明所需的土壤和犯罪所需的土壤是一致的，比如，土壤中存在的要素——开放、变动、改革、转型、人财物的大流动、个性的解放、个性的张扬。所以，是否应该用一种客观、理性的方式看待青少年犯罪？现在动不动就提出“法盲犯罪”的概念，说青少年不懂法律，要进行知识性、机械性的普法，用知识竞赛的方式普法，非常不妥。普法教育应该是法治的教育、规范的教育，是底线价值的教育，但我们的社会对此有一种误认。

《北京青年报》上曾经赫然出现了一个大标题：未成年人被赋予了4项权利。未成年人本身就具有权利，需要赋予吗？参与权，孩子能参与什么？有多少孩子能参与校规的制定？《儿童权利公约》的明文规定有50多条，包括言论自由等。我在全国人大上提出，为什么不能有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和优先原则？人大把优先原则采纳了，利益最大化原则没有采纳。副委员长说，中国国情满足不了孩子这么多权利。也就是说，给孩子的4项权利也是空的，谁也不知道那4项权利是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社会对于儿童权利的基本看法。

中国有三个群体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都有“权益”二字，但《未成年人保护法》没有“权益”二字。对此，可能立法者认为，他们不是独立的主体，因此他们没有权益，“权益”二字也就没写上。我想说的是，难道我们只需保护青少年的肉体，像动物一样把他们养大，其他方面就不需要保护吗？由此可见青少年权利保护的重要性。新《刑事诉讼法》中涉及未成年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方面的内容有11条，其中有附条件不起诉、前科消灭制度、减少羁押等。我曾跟最高院的有关人士提到，少年司法跟成人司法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不仅在“性质”“量”上有区别，在“从轻”和“减轻”上也有区别。在这11条中，有一个基本原则：教育为主、惩罚为辅。这是什么原则？保护未成年人正当权利的条款，为什么连一条都没有勇气写进去？

目前，从专家的层面来看，少年司法的基本理念也是非常混乱的。比如少年司法专家姚建龙在他的书中提到“双保护原则”，即社会和儿童权利双保护。提“双保护原则”是可以的，问题是：两者发生了冲突怎么办，如何去保护儿童权利？当儿童权利跟成人社会发生冲突时，成人社会必须为它做出牺牲。我们愿意为此做出牺牲吗？

中国有一个“恤幼”的传统，前人决定社会的价值走向。在少年司法研究层次的最高层，包括立法专家在研究少年司法时，一定要有原则，没有原则，我们在具体的实务中就很难操作。比如，一个女孩为了得到一包化妆品，帮别人带摇头丸，结果被抓，判了15年。从这件事上来看，女孩纯粹是虚荣心作怪，为了一包化妆品，被判15年。警察说这已经是“从轻”了。新《刑事诉讼法》中强调“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我认为对于未成年人应该是“保护”，而不是“惩罚”。有人说，把他关进监狱是保护性惩罚。试想把一个孩子关进监狱，是对社会的保护，还是对孩子的保护？哪个优先？对于主观恶性、危险性大的孩子，必须把他关起来，关起来对他好，对社会也好。这才叫儿童利益优先。《刑诉法》中的表述基本上是为成人社会着想，孩子是其次。

记得在一次研讨会上，我问很多人：儿童利益优先怎么解释？他们说，就是在保护社会的前提下保护儿童。说完后觉得不妥，怎么解释都不通。其实，这一条是比较难理解的。现实中公检法对于孩子的取保候审，包括缓刑、假释，往往参考成人司法，低于职务犯罪的标准，就叫保护了。这完全是成人司法。我曾就青少年保护问题问过很多青少年犯，有“资深”的、在少管所里待了很多年的少年犯。他们说，这哪是什么少年保护，分明判的跟成年人一样，除了不判死刑，其他完全是按成人标准。理念是对实操的指导，实操是理念的实现。中国少年法庭圆桌审判，看起来很好，其实最后还不是一个孤零零的未成年人对抗强大的社会机器？大家看美国的庭审，律师始终跟孩子在一起，他知道孩子会吓得发抖，他要在旁边做孩子的支撑。这一点我们不如人家。当我们大谈什么保护青少年权益时，从根本理念上想通、想明白没有？新《刑诉法》把减少对未成年人的拘禁、审前羁押、拘留写进去了。国外有一个原则，就是把拘禁（包括拘留和逮捕）当作一个迫不得已的手段，所有警察、检察官和法官都会注意这个原则。少年司法中应该遵循“重重轻轻”原则，所谓“重”是指犯罪主观恶性重、危险性重。少年司法不是以结果判刑，而是以原因，我们的社会调查制度也强调原因，而不是结果。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刑事政策，叫“三击不中出局”——孩子犯罪三次后，才对他有一个严厉处罚，给孩子一个机会。

最后，我想谈一下对少年权利的理解。每次谈到这些话题时，总有人说我是老愤青，其实我不是。愤青应该是比较天真、仅有一腔热血的，比如《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男孩，现实社会中这样的愤青太少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即怎样看待法律。我认为，我们的法律应该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就是对特殊群体的特殊关照。可以想象，如果法律没有灵魂，那么这个社会就丧失了童心和天真，而社会是需要这样的童真的。最后，我希望全社会都能对青少年的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也希望大家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体会。

刘国恩（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我认为大家应该比较客观、冷静地思考一下医疗卫生这个行业特殊的属性。和其他行业相比，医疗卫生行业是一个具有出现事故和争议高度可能性的行业。为什么？在社会上，三种情况下汽车才响起警报：一种是警车与匪徒斗争，一种是消防车跟火灾斗争，一种是救护车在抢救生命。除此以外，系统性响着警报器的汽车就不应该在大街上出现，每个国家都是如此。在这三种情况下响着警报器的汽车，都是在处理事故。警车出现时，是非对错非常明确，我们知道是警察去追匪徒，我们应该义无反顾、无条件地站在警察这边，判断不可能有误。火灾，消防队员去救火，要么把大火扑灭，把人救出来，要么没有扑灭大火，自己还牺牲了，是非对错也非常明确，也没有争议。只有救护车警报器响时会有争议。救护车把病人送到医院里，医生对病人进行救治，结果要么是治好，要么是没有成功救治病人，进而出现事故，并且在事故责任认定的问题上可能产生分歧，医生对错与否，不是非常明确。还有一点，医生在救治病人时，面对的群体和其他社会性服务面对的群体有一个

特别大的不同：我们面对的人群，基本上都是正常的或者具有正常功能的人群；而医生面对的人群，要么是身体上有障碍，要么是心理上有障碍，都是非正常状态下的人群。当一个人处于非正常状态时，思维逻辑、沟通就有障碍。所以，我们要认识医疗卫生行业的特殊属性。

病人到医院去以后，出现失控、失态的情形，无非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是疾病很严重，导致经济上的负担非常重，不堪重负，没有办法支撑生活；一种是疾病非常严重，虽然有钱，但病治不好，也可能失去控制。在制度设计上，如何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

“十二五”医改规划，提到对减轻老百姓经济负担的相关措施安排，即医疗服务埋单问题：中国是否要推行或者应该推行全民的免费医疗？

关于“免费医疗”，我想给大家做一个解释。从经济学角度理解，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免费医疗。世界上找不到哪个地方有免费医疗。为什么？因为医疗必须耗资源，资源必须有人来埋单，只是埋单资源的来源不一样、地点不一样而已，而非免费。全世界有两大类医疗保障制度：一类是国家医疗体系，比如英国。英国是基于税收的医疗服务体系，在生病之前，所有人都纳税了，之后生病，国家通过公共财政拨款下来，把款拨到医疗卫生行业，通过国有医院让老百姓享受这个服务。这是否是免费？不是，只是在就诊时不用再交钱，因为这个钱在以前已经交过了。再退一步讲，在大多数实行国家医疗的地方，看病也有很多限制，包括自费比例、上限、各种药品目录等。超过这些限制的部分，需要民众自己负担。

另外一大类医疗保障体系，是基于付费的国民基本医疗保险体系。这种体系不是从基本的税收拿钱，而是靠公共财政补助，以及个人在每年的某个时期缴纳保费，参加医疗保险。有了保险，去看病时，保险出大头，自己交小头。我们叫基于免费的全民医疗保险，这个钱是雇主、国家出的。在享受这个服务时，也有一定的约束，要么有自费部分，要么有自付部分。

这两种模式都不是免费的，只是出资形式不同：一种是国家通过一般税收，把钱直接投在公立医院，接受服务不用再交钱而已；另外一种是让百姓在每年的某个时期缴纳一定的费用参保，从而通过保险减少自己的负担。

中国目前采取的是后者——公共财政补助和个人多方参与缴费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这个制度现在运行得较好，中国已经有超过90%的百姓被三大医疗保险体系覆盖了。三大医疗保险体系，其中之一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由城镇职工和所在单位的雇主共同缴纳保费。另外，很多人群没有正式的固定工作，如农民、自由职业者等。对此，国家安排了两大制度：一是对农民提供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没有雇主，所以雇主缴纳的部分是由公共财政帮助缴纳的。“十二五”医改规划想加大缴费的力度，从而提高保障的力度。二是为城镇居民建立了医疗保险，也是采取同样的办法。

“十二五”规划里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国家、政府这只手，要加强对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和人员队伍的建设。只有基层医疗服务的条件大大改善，人员队伍大大充实，老百姓才可能逐渐恢复或者建立起在社区看病的信心。

如果容许医生多点执业，会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一批由他们引导的社区临床诊所，而这些临床诊所会在很大程度上把病情较轻的病人留在社区，只有病情严重的病人才送到诸如301、协和等大医院去救治。这样，大医院的资源和条件就可以翻倍提供给每一个重症病人。这是“十二五”规划关于如何改善医疗服务条件的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是“十二五”规划里涉及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内容。

我个人认为，有效地推进医生多点执业应该成为未来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如果没有270万名的医生多点执业，把单位人变成社会人，我们上哪儿去找医生？所以，我认为再怎么强调容许医生多点执业都不过分。

以专家的名义建立临床团队，会使医学院学生的流失减少。我去协和做过一次演讲，我问在场的学生：有多少人毕业了要从医？要从医的现在举手。当时场上有100多个学生，举手的人不到三分之一。我问其中一个未举手的学生为什么不举手，他说我从协和毕业，如果想学到很好的医术，得到很好的平台，就要去大医院工作，而这些医院目前都是受编制管制的，要进这些医院非常难。我说可以去社区，他说我为什么去社区，社区条件那么差，我跟谁学？而且病人都不到社区看病，尤其是重症病人不来。医生的经济条件很差，社会地位低，与其这样，还不如去卖药。所以，很多应届毕业生包括医生都去卖药了。如何留住他们？第一，让公立医院开更多的口子，取消所有医疗领域里的编制；第二，提高社区医院医生的待遇，建立社区医院与公立医院的双向流动机制。

黄震（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

我想谈谈从民间金融到互联网金融。

第一，新一轮互联网金融的爆发，是因为民间金融已经积蓄了很高的势能，民间资金的“堰塞湖”已经积得很高，民间募资需求非常强烈，互联网工具一对接，就形成了很大的爆发力。

第二，互联网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价值追求。在中国，人们把互联网提升为“互联网精神”“互联网思维”等，通过互联网，可以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等美好的价值追求。而在美国、欧洲，互联网仅是一种工具。

第三，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是以互联网企业为基础的，它不同于美国、欧洲的互联网金融（以金融机构为主体而延伸）。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只要用户多，不挣钱也行。民间金融为什么会爆发？因为中国企业融资难，中国民众投资难，两难。中国的中小企业目前有三难：融资难、融资贵、融资险。其一，融资难是当前民间金融的最大问题。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使老百姓有了更多的融资渠道，民间融资自然就难了。其二，融资贵。在互联网金融出现以前，信息不透明，为了防止资金断裂，很多企业会以高年化利率去融资。其三，融资险。非法集资、集资诈骗，最严重的可以判死刑，我非常赞成废除死刑，以解决融资险的问题。

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必须划清界限。打着P2P（网络借贷）旗号进行非法集资的平台，不是P2P平台，而是集资诈骗或者非法集资的平台。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P2P、众筹并不是天然就和非法集资联系在一起的，而是人为的事情。对于这些，我们要做的恰恰是呵护和宽容，给它们一个创新的空间。应该慢一点，给一个观察期，3到5年后，等产品定型，再进行行业自律、监控，逐渐从法律上来规范和完善。所以，从民间金融到互联网金融，正是因为有监管的漏洞，才有创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