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通过观察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的经验，才能理解中国模式，也才能回答上述这些问题。在过去的数年里，《中国模式（修订版）》作者郑永年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做了大量、深层次的观察和思考，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功底、独立的批判精神，透过各种纷繁表象，超过各种政治化的主义纷争，探求中国模式的核心，对中国模式的优势和劣势给予了冷静、公允、坚实有力的分析和阐述。

　　《中国模式》一版出版之后即成为中央党校的指定教材和《亚洲周刊》的2010年十大好书，。此次修订，新增十几万字内容，并对原有内容进行了细致的精简，内容的更新超过了50%。

作者简介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执教北大，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专著20多部。其中，英文著作7部、中文著作22部，包括《未来三十年》《不确定的未来》《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保卫社会》《通往大国之路》《改革及其敌人》等。先后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如在《比较政治研究》《政治科学季刊》《第三世界季刊》等期刊上。

精彩书摘

　　中国模式的未来

　　21世纪初，正当中国经济高速平稳发展而西方经济遭遇困难的时候，就有西方学者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和已经存在的“华盛顿共识”相对应。尽管“北京共识”只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概念，但也引出了大量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讨论的早期，人们努力去认识什么是“中国模式”，就是说中国模式包含哪些内容。但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模式的讨论迅速政治化。一些人看到中国有效应对了金融危机，认为中国模式优于其他模式，包括西方模式。在这个群体中，诸多利益集团试图把既得利益固定化和制度化，也鼓吹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而另外一些人则着眼于中国这些年来所产生的各种问题，诸如国有部门的大扩张、贫富差异和社会分化等，大力鞭笞中国模式，认为中国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它。这些人只知道“西方的是普世的”，在他们看来，中国模式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这个群体中，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向西方国家学了市场经济而已。

　　我很早就提出“中国模式”问题。我特别反对“北京共识”的概念，因为这一概念意味着中国可以向其他国家推广其发展模式。我相信，各国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找到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排除向其他国家学习经验。但同时，我认为的确存在着中国模式，那就是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模式高度政治化的讨论显然并不能帮助我们对中国模式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充分的认识。那些强调中国模式比其他制度优越的观点已经超出了我的讨论。我要解释的是中国体制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个体制在应付各种问题时的优越性和劣势。如果认为中国模式比其他模式优越，不需要发展和改善了，那么最终只能埋葬这个模式。任何体制都是这样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也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是最优越的，但没过几十年，这个体制自己埋葬了自己。同样，在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一片乐观主义，认为基于自由市场之上的民主制度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人类最后的体制。但没过多久，就发生了经济危机，并殃及世界其他地方。如果人们不想终结中国模式，那么就要研究其劣势，思考如何改革和完善这个体制。

　　另一边，那些相信“西方的是普世的”人的观点也不在我讨论的范围内。我并不认为市场价值观就是西方的，市场只存在于西方。如上所说，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市场也曾经非常发达，中国人也认识到市场对于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的重要性。计划经济时代的确消灭了市场，中国改革开放又引入市场机制，但这并不是说市场观念就是西方的。再者，我也不认为西方市场经济模式是唯一的模式。尽管现在西方市场模式发生了那么大的危机，但这些人仍然用西方市场经济模式来评判中国模式，这既无助于在对西方模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改进西方模式，更不能认识中国模式所面临的真正问题。

　　从中国自己的发展经验和西方模式所遭遇的困境，我更加相信中国模式的存在，中国模式在全球化环境中发生和发展。不过，如同西方模式，中国模式也面临挑战。在界定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改善中国模式，这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任务。

　　模式即结构，就是说，人们之所以把一种东西说成模式，是因为存在着一个结构。研究一个模式就是要研究其结构，而不仅仅研究这个结构内的个体行为。支撑中国模式的是一个个结构。这里强调三个主体性结构，即经济结构、经济和社会结构、国家和社会结构。说中国模式面临问题，就是说它在这些方面面临不平衡，即经济结构内部的不平衡、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的不平衡、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不平衡。要改革和完善中国模式，就要取得这三方面的平衡。

　　……

前言/序言

　　修订版序

　　新形势下的中国模式

　　2009年，我把之前写的一些相关文章和演讲稿合在一起，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的书。当时出版这本书的国际背景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危机发生之后，无论是中国本身还是西方各国，都对中国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中国模式”的概念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流行开来的。不过，如果从内容看，更早开始流行的所谓的“北京共识”实际上也是讨论中国模式问题的。“北京共识”的概念是同当时在各国流行的“华盛顿共识”相比较提出来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西方到处推行“华盛顿共识”，而“北京共识”的作者则看到了“华盛顿共识”的不足，指出了中国改革模式的一些优势。不过，这个概念到了中国便经常被解读成“北京共识”优于“华盛顿共识”，前者应当取代后者；而在西方，人们则开始把中国模式视为对西方模式（也就是“华盛顿共识”）的威胁。也就是说，无论中外，人们对“北京共识”的解读都过于政治化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对立情况更趋明显。中国人对中国模式的兴趣在于中国较之西方更有效地抵御了金融危机。在更高一个层面，一些人也由此推论出，中国模式优越于西方模式。实际上，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有一些人开始给西方上课。也有西方人对中国模式产生了兴趣。不过，他们对中国模式感兴趣，与其说是他们了解中国，倒不如说是他们对西方模式的失望。和中国人一样，很多西方人看到了西方危机是如何发生的，而中国又如何有效地抵御了金融危机，并在危机之中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很多年里，中国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一支最主要的力量。也正因为这样，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又开始谈论中国模式对西方模式可能构成的威胁。

　　作者长期以来关切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当时就觉得人们无论对“北京共识”还是对中国模式的讨论都过于政治化，充满了太多意识形态的偏见。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有太多先入为主的意识，而和中国实际经验不相吻合，结果是无助于帮助人们认识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决定把先前的相关文章收集起来，作为对这场讨论的参与，并直接把书名称为“中国模式”。但正如作者日后多次解释的，作者所说的“中国模式”并不像其他参与者那样在道德判断的前提之下简单地颂扬或者批评中国模式，而是把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作为一个社会事物来做经验探讨。因此，作者加上了一个副标题，“经验和困局”。很显然，在作者看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既有宝贵的经验，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这次出版修订版不是简单地重印，而是出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深化，中国模式的问题在今天再次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国际层面，中国发展和改革的现状已经产生了两个全然不同的预测，一个是“中国世纪”来临，另一个是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进入“残局”。我觉得，作为中国研究者，不能简单地在这两者之间做选择，而是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第二，在过去的数年里，作者并没有因为出版《中国模式》而中断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相反，作者对这个问题做了更多、更深层次的观察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写下了不少文字。这些文字则刚好可以回答上述有关世界是否已经进入“中国世纪”或者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是否进入“残局”的问题。这次修订，作者增加了将近10万字的新内容。当然，为了控制篇幅，也删去了几篇内容有些重复的文章。

　　多年来，海内外就中国模式一直具有争论，但各种争论并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共识。总体上看，已经持续多时的争论中，人们关注的对象并不在于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而是变成了要不要、该不该有中国模式的简单问题。毋庸置疑，争论已经过于政治化，甚至道德化。这种局面的持续，并不能对人们认识中国模式有很大的帮助。

　　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的存在？这个模式究竟是怎样的？其内在和外在含义是什么？这个模式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无论就中国本身的发展，还是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而言，都有必要回答这些重要的问题。不过，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去政治化。

　　海内外，人们对中国模式都存在着高度政治化的认知错觉和幻觉。在西方，围绕着中国模式，人们可以看到三种不同但又互相关联的观点。第一种是人们所说的“捧杀派”，就是对中国模式大加赞扬，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模式不久就要取代西方模式。在“捧杀派”内，人们“捧杀”中国的出发点不同。很多商界的人一直看好中国模式，因为他们本身的利益和中国相关。因为利益相关，他们也很希望中国模式能够可持续发展。也有一些人的确希望中国能够发展出一个和西方不同的模式来。这些人往往对西方模式已经失去了信心，也不认为西方模式一直可以持续下去。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了这些人一个希望。中国一些人说他们是“捧杀”，其实并不见得。当然，也很容易发现他们往往光看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看不到这些成就背后的代价和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

　　和“捧杀派”相对的是“中国模式威胁派”。“威胁派”不仅看到了中国模式的存在，更看到了中国模式对西方的长远影响。这些人看到中国经过了数十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时发现中国的发展并没有根据西方的逻辑，向西方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相反，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而这个模式已经颇具竞争力。他们相信，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已经对西方模式构成了很大的压力。“威胁派”中的一些人更是把中国模式提到价值论的高度，认为中国模式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和西方不同的价值，不仅对西方价值构成竞争，而且说不定会取代西方价值。

　　和“捧杀派”与“威胁派”不同，西方很多人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中国模式不定论”。这些人大多看到中国的发展所包含的种种问题和制约因素，不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为“模式”的东西，也不相信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持续。他们中间有一些是比较了解中国发展的，能够从比较深的层次来看待中国问题。他们看到了中国体制内部的种种弊端，评估着中国会不会解体甚至崩溃。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在意识形态上敌视中国，他们希望中国解体和崩溃。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根本不配产生一个模式。

　　有趣的是，与西方相对，在中国内部，对中国模式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大赞中国模式，认为不仅存在着一个中国模式，并且这个模式较之西方模式优越。人们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左派话语”。左派并不讳言他们确立中国模式，是要和西方争取国际话语权。左派里面很复杂，有的从毛泽东思想那里寻找中国模式的起源，有的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中国模式的理论根据，也有从比较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概括地说，尽管左派对中国模式做了很多经验性的研究，但对中国模式的评介过于意识形态化。当从特定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时，客观性就少了，他们有关中国模式的话语也就失去了解释中国的能力。

　　与左派相对，亲西方的自由派则不承认存在着中国模式。对自由派来说，或许根本就不需要中国模式，因为中国的发展是否成功，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发展出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现有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中国模式从何谈起？自由派因此往往是以西方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如果中国是橘子，西方是苹果的话，在自由派看来，橘子的发展目标就是要把自身改造为苹果，在橘子没有变成苹果的时候，橘子本身就什么也不是。

　　第三种观点可以称为“中国模式未定论”。他们的出发点当然和西方不同。这种观点大多盛行于官方学者和官员中间。他们认为，中国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现在提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秉承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相信中国自己不宜宣扬中国模式，担心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

　　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就像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价这座房子。这里可以用比较科学和客观的方法，来研究有关这座房子的诸多问题：这座房子是怎样的？如何盖成的？为什么会盖成这样而不是那样？这座房子是否根基牢固？如何改进？如此等等。但也可以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待这座房子。如果是后者，那么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倾向性就变得不可避免。很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待中国模式问题大多是从审美的角度进行的，对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没有什么认识，对其审美的评论倒是不计其数。

　　有些人不承认或者贬低中国模式，是因为他们把模式看作一个非常理想的东西。这也不符合历史观。在社会领域，任何一个模式都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任何模式都具有历史性，西方模式也是一样。例如，西方的民主模式走了很长的路，从早期的贵族民主，到工业化时期的商业精英民主，到现在的大众民主，经历过很大的变化。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也一样，从早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有个改善的过程，有个进步的过程。就是说，任何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必须改革自身，以符合时代的需要。

　　中国模式也是客观的，但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种文化的人都有权利去看，去解释这个模式。正因为这样，东西方之间对中国模式的争论永远不会中断。就像对西方民主一样，东方人经常从自己的角度去看西方的民主模式，他们所得出的结论，跟西方人看自己的民主模式是很不一样的。重要的是，要把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和对这一模式的审美趣味区分开来。过分审美就会导致过分的政治化或者道德化。

　　对中国本身来说，中国模式既然已经存在，那么重要的是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就是回答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变得很重要。就内部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中国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认识，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不同的社会群体已经开始从不同的意识形态角度来定义自身的中国认同。种种意识形态的定位无助于中国认同的确立，中国认同的确立必须建立在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识之上。

　　就外部来说，中国模式涉及的是中国的国际认同问题。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目前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已经无助于向国际社会解释“我是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模糊性也是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发展存在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同样，确定性只能来自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知。进而，如果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便无从谈中国模式（修订版）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