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59-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第一批代表团工作人员。曾任外交新闻司司长和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曾于2003-2007年任国际展览局主席，是担任这一职位的第一位亚洲人。2009年正式从外交部退休。现任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生平：

　　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同年被外交部录用，给毛主席、周总理、陈毅、李先念等领导人做过若干次翻译。

　　1971年，成为第一批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

　　1987年开始，担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调研组组长兼代表团党委委员。

　　1989年1月至1990年12月，在中国常驻欧共体使团和驻比利时使馆工作。

　　1991年1月到1994年9月，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

　　1993年，担任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代表团发言人

　　1994年至1995年，担任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1996年至1998年，担任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1998年至2003年，担任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2002年申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被吴仪副总理封为“前线总指挥”。

　　2003年6月，被希拉克总统授予大将军勋章。

　　2003年7月至2008年4月，担任外交学院院长。

　　2003年至2007年，当选为国际展览局主席。担任此职实现了三个第一：第一个中国人，第一个亚洲人，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担任此职。

　　2005年至2008年，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发言人。

　　2009年4月，正式从外交部退休。

　　现任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精彩书评

　　经过多年的外交生活，我逐步形成了这样的人生哲学：一个人来到世界上，就是要做点事，实现人生的价值。我这50多年经历的事情很多，不少情况下是在见证历史。

　　长期以来外交太神秘，老百姓不知道外交是什么。我这个搞了一辈子外交的人，把我所经历的外交，特别是一些有趣的故事奉献给大家，希望让更多的中国民众对外交有所了解。

　　随着中国与世界利益的融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世界，这就需要有更多的中国人懂得一点外交，懂得如何与世界打交道。我把我对外交的一些认识和看法奉献给大家，也希望能够促进大家的思考。

　　——吴建民

　　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对外交的事情品头论足，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外交当中，这就需要我们大多数人都懂一点外交，从而更加理智、更加专业地看待一些问题。

　　吴建民大使搞了一辈子外交，算是把外交这件事搞透了。鉴此，我认为《吴建民谈外交》的出版是很有意义的，希望广大的读者都好好读一读，会从中得到很多启示。

　　——龙永图原国家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副部长

精彩书摘

　　在伟人身边学到的

　　1965年8月，我离开布达佩斯，回国后被安排到外交部翻译室，给国家领导人做翻译。我给毛主席当过两次翻译，给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做翻译的次数就多一些。

　　现在学外语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时尚”，要想成为一个好的翻译，心理素质很重要。俗话说“艺高人胆大”，有的翻译虽然水平很高，但是想得太多，反而影响发挥。我们当年有个男同事，笔译水平很高，但他第一次给周总理当口译时，腿一直在哆嗦。总理一看，说你怎么这么紧张啊？算了，你下去吧。

　　周总理懂英语，法语也能听懂一些，所以，一般给总理做翻译是很紧张的。刚开始的时候老同志教导我要“目中无人”，就是做翻译时不要想东想西，要排除杂念，全神贯注。

　　人一旦紧张，就不可能全神贯注。这有个过程，需要慢慢修炼，关键要有一颗平常心，别害怕失败，即使这次做得不好，也可以吸取很多经验教训，下一次争取改进就是了。

　　那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很幸运能给我国一些杰出的领导人做翻译，在伟人身边或直接或间接地做一些工作，这对我后来的外交生涯有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一个人，对他远距离跟近距离观察不大一样。做翻译的好处是你可以近距离观察他，而且，他讲的话你得翻译出去，外国人讲话你得翻译过来，你的眼睛，除掉记录之外，得一直看着人家，从近距离观察会受到很多的影响。

　　政治领袖并不光靠权力才有魅力。他们是最好的老师，言谈举止都能让人领悟许多。我看他们就像小孩子看大人一样，他们的一举一动总吸引着我的目光，感觉值得回味。

　　毛泽东：“凡是搞大国主义的人，我都主张整一整”

　　回到外交部没多久，我就接到通知：为中共中央最高领袖毛泽东做翻译。

　　那是1965年10月22日，毛主席接见刚果（布拉柴维尔）的总统马桑巴-代巴的夫人。此前一年中国与刚果（布）建交，中国一直在财力物力上对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两国友好往来频繁。

　　马桑巴-代巴夫人到中国后，受到毛主席的亲自接见。那天，我陪外宾从钓鱼台来到中南海，进的是新华门。那时我还年轻，只有26岁，又是第一次给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最高领袖当翻译，虽然内心一个劲地念叨：不要太激动，要镇静，要好好翻译，但当毛主席出现在会见厅时，我还是感觉很激动、紧张，心里怦怦直跳。

　　好在我在布达佩斯时有过不少在国际会议上做翻译的历练，而且这次会面是礼节性的，内容不太多，难度也不大，我的现场表现还行。我记得毛泽东主席身材魁梧，脸色很好，他说话时湖南口音很重，但我基本上听懂了。

　　后来，我又间或给毛主席做了几次翻译。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问我：“你姓什么啊？”我说我姓吴。毛主席说：“姓吴？”我说：“口天吴。”“你这个国家早亡了，”毛主席哈哈一笑，“吴国嘛！”

　　我第二次给毛主席做翻译是1967年10月，毛主席会见刚果（布拉柴维尔）的总理努马扎莱。这一年，我国驻刚果（布）使馆的代办举行国庆会，在同刚果（布）政府打交道的时候颐指气使、很傲慢，瞧不起刚果（布），引起了刚果（布）领导人和政府的不满。这件事情后来被毛主席知道了，很生气。毛主席在会见努马扎莱时，向对方表示了歉意，并严厉批评了中国代办的大国主义做法。毛主席说：“凡是搞大国主义的人，我都主张整一整。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毛主席对大国主义深恶痛绝，我终身难忘。

　　还有几次毛主席会见外宾，由齐宗华翻译，我见习。在几次与毛主席的接触中，我感觉毛主席深思飘逸，语言特别生动。他常常寓庄于谐地说出一些意味深长富含哲理的话。

　　毛主席见到黑非洲国家一个一个取得独立的时候非常高兴，坚决支持他们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认为非洲很有希望。他在会见黑非洲朋友时很开心，对他们观察得很仔细，看到他们黑黝黝的皮肤说是“有色金属”。有色金属比普通金属更稀有贵重。

　　周恩来：“你要别人尊重你，首先你要尊重别人”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兼任了很长时间的外交部长，他非常懂外交，是我们中国当代外交之父。1965到1971年间，我曾若干次在周总理接待外宾的场合担任翻译工作，有过不少接触。周总理尊重对方、平等待人的观念和态度，让人印象深刻。他曾经说过：“你要别人尊重你，你首先要尊重别人。尊重是相互的。”话不长，讲得多好啊！

　　外宾来的时候，总理会到门口迎接；外宾走的时候，他又一直送到门口。这个门口有的时候不是会见厅的门口，而是人民大会堂的门口。

　　周总理会见外宾的衣服就那么几套，但从来都是干净整洁的。有几次，我们到了接见外宾的现场，明明看见总理也来了，眨眼间又不见了。原来总理到旁边的小屋子里刮胡子去了。这样稍微整理一番，再出来时整个人就更精神了。

　　我第一次给周恩来总理当翻译，是会见非洲一个国家的代表团。外宾还没有来，也许是为了让我能放松一些，总理主动问道：“你是什么地方人？”听我回答说是南京人，总理说：“哎哟，又是江浙一带的人。”因为外交部里的干部祖籍江浙一带的比较多。

　　我回家跟施燕华说起这事，她说第一次为周恩来总理做翻译时，总理也问过她是什么地方人，听她回答祖籍浙江后，周总理也说了一句“外交部江浙人真不少”。

　　和周总理在一起，有些人经常会感到紧张，因为他有时会突然提一些问题。一次，他突然问：“诺曼底登陆是哪月哪号啊？”当时在座的人都答不出准确日子。周总理问我，我也答不上来。当时礼宾司副司长韩叙也在场，立即打电话去问，随之得到答案：“是1944年6月6日。”周总理立刻表扬了他，说：“韩叙就这点好，他能勤问。不知道的就要问。”

　　很多人在屋子里聊天，周总理一走进来，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了。周总理从不强加于人，而且非常讨厌大国沙文主义，发现国内的同志稍有此种倾向，就会立即指出。

　　比如，我们去非洲，有的同事嫌脏，不吃那里的东西。总理知道了就狠狠批评：人家能吃你为什么不能吃？再比如，与外国人会面，礼宾司的同志来通报，说我们中方的人都到齐了，是不是叫外宾哪？总理一听，眼睛马上就瞪起来了：‘什么叫，请！’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一字之差，大有文章，我是后来才慢慢懂得的。总理尊重人家，特别是小国，所以他在全世界受到尊重不是偶然的。

　　我最难忘的一次是在1968年10月，周总理会见刚果（布）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乌尔。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谈中，为周总理做翻译，也是翻译时间最长的一次，从晚上11点一直翻到第二天凌晨5点，整整6个小时。

　　谈话结束后，周总理像往常一样把客人送到人民大会堂门口。门一开，一阵晨风吹来，我感到丝丝凉意。那一晚一翻译就是6个小时，很辛苦，但我完全被周总理深邃的见解和有说服力的言谈所感染，竟然越翻译越精神，中间一次厕所也没上，一直翻译了下来。送走外宾后，周总理依然不知疲倦、神采奕奕，还在电梯里亲切地夸奖我：“这么长时间，你辛苦了！你这个人很精干！”

　　邓小平：“没有虐待你们吧？”

　　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召开，这是联合国成立29年来第一次举行专门会议，讨论反对发达国家的剥削掠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毛泽东亲点邓小平率团出席，并在联大发言。

　　此前一年邓小平刚刚复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他来联合国的那些日子，就下榻在林肯汽车旅馆改造的中国代表团住地，住在第十层。我每天早晨都有晨练的习惯，发现邓小平喜欢早晨起床后散步。因为不能随便外出，他便在楼道里来来回回地走。

　　有一次中国代表团请来参加大会的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长吃午饭，我当翻译。餐桌上，我觉得邓小平的言谈很风趣。饭吃到最后，邓小平对阿尔巴尼亚人说：“今天的饭菜怎么样？没有虐待你们吧？”阿外长马上说：“没有，没有，非常好。”我当时有点愣，不知道邓小平为什么要这么说。过了很多年以后，我了解了更多中阿关系的情况，这才知道，当时两国关系已经出现一些裂痕，对中国不能满足其无限制的援助要求，阿领导人已经开始抱怨。

　　邓小平在联合国时主持开过几次会，我只参加过一两次，一个很深的印象是邓小平主持开会效率很高。有什么主要情况大家讲一讲，他不喜欢听车轱辘话，不喜欢拖泥带水。会开到一定时候，邓小平就说：“好，今天就这样吧！”

　　特别联大会议前后开了三周，邓小平在纽约只停留了一周多，日程排得很满，先后与四五十位外长会面晤谈。4月13日是个星期六，没有会，大家征求邓小平的意见，到纽约的什么地方看看？邓小平脱口而出：“去华尔街。”“周末的华尔街没有人啊。”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美国通”唐明照提醒道。“没有人也可以看看么。”

　　当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眼里，“华尔街”可以说是最反动的金融寡头大本营，是罪恶之源的代名词。第一次到美国，仅有这么一次观光机会，邓小平却执意要去看华尔街，这让当时中吴建民谈外交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