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井冈山精神》对井冈山精神产生的社会条件、思想渊源及其作为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的历史地位做了系统的考察，对井冈山精神的科学内涵及其与革命战争年代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及98抗洪定神的传承与发扬、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做了深入的研究和阐释。
　　《论井冈山精神》再版版本在对井冈山精神科学内涵的阐释、对井冈山精神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分析、对井冈山精神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的论述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提升，加重了论著的学术价值，是井冈山精神研究的一部力作。

第1章奠定中国革命胜利基础的井冈山斗争
第一节逼上井冈山
一大革命的失败
二反抗与挫折
三毛泽东的抉择
第二节星火燎原
一点燃星星之火
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
三坚持湘赣边界
四进军赣南闽西
五十万工农下吉安
第三节中国革命的摇篮
一复兴中国革命的榜样
二聚集革命力量的主阵地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之作

第2章井冈山精神的科学内涵
第一节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精神
一中国革命要走自己的路
二开创新的革命大本营
三 “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四 “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第二节坚定信念、矢志不移的精神
一毛泽东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回答
二朱德的“这是中国的年”的判断
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科学预言的提出
四党和人民坚信“星火燎原”的客观依据
第三节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
一困难“有时真是到了极度
二 “好在苦惯了
三自力更生渡难关
四民主主义的大熔炉
第四节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
一火线上的殊死拼搏
二用鲜血和生命塑造的悲壮丰碑
三巾帼英雄的壮丽画卷
四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
第五节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精神
一 “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二众志成城反“会剿
三秋毫无犯的群众纪律
四党政军民鱼水情深

第3章井冈山精神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第4章井冈山精神源远流长
第5章井冈山精神永放光芒

后记

精彩书摘

　　《论井冈山精神》：
　　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和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极为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动摇了它们的统治根基。在共同的反动本性驱使下，中外反动势力不约而同地加紧活动，采取从外部、从内部和内外勾结的多重手段，破坏大革命运动。以英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在支持北洋军阀的同时，自始至终以武力公开胁迫中国人民，除五卅惨案外，还制造了沙基惨案、万县惨案、南京惨案等一系列事件，甚至策划更大的武装行动。这种赤裸裸的外部干涉，并不能吓倒中国人民，真正对大革命造成严重危害的，是国民党右派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活动。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基础，是一些留在党内的地主买办分子、官僚政客、南方军阀。他们利用自己在党内占据的有利地位，不断兴风作浪。
　　大革命兴起之初的1924年6月，右派分子邓泽如、张继、谢持以中央监察委员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8月又发表所谓《护党宣言》，公开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纲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给予了坚决回击。1925年3月，孙中山因病逝世，右派活动日益猖獗，目标直指革命的领导权。仅1925年间，就连续发生了戴季陶提出为右派篡党夺权作舆论准备的戴季陶主义、暗杀左派核心人物廖仲恺、“西山会议派”公然反共和另立国民党中央等事件。当时革命分子在国民党中央权力机构仍占据很大优势，这些反共分裂活动遭到了有力的回击。然而右派势力明显增大，老右派们仍占据高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势力又开始抬头，情况更为复杂。
　　辛亥革命后，混迹于上海帮会和交易所中的蒋介石，怀着个人野心和投机目的，努力接近孙中山并博得孙中山的信任，担任了黄埔军校校长的要职。他表面上非常革命，“起了一些一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作用”，骨子里却充满着反苏反共意识。孙中山逝世后，他一面继续以左派面目出现，一面阴谋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志在攫取最高权力。
　　蒋介石摆出一副维护国共合作的姿态，却接二连三地提出限共、溶共的要求。1925年8月第二次东征后，他要求共产党人要么退出黄埔军校和他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要么退出共产党。1926年初他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和国民革命军总监，立即于3月间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事发前，他指使军校的右派学生到处散布“共产党要暴动”的谣言，然后间接命令共产党员李之龙任局长的海军局，派两艘得力军舰到黄埔军校候用。中山、宝壁两舰遵令到达时，他却不见人影。李之龙好不容易找到他并经他同意，两舰又开回广州。就这么一件简单的事，他却大做起文章来。既矢口否认发出过调舰命令，又以防止“变乱政局”为借口，于3月20日凌晨宣布广州戒严。他派兵占领中山舰并解除其武装，逮捕了李之龙；他派兵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他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和著名共产党人的住宅以及全市的共产党机关；他拘捕了黄埔军校及第一军的全体共产党员，将时任军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软禁一天，并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革命军。5月间，他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整理党务案》，对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作了全面限制和贬低。六七月间，他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终于达到了攫取最高领导权的目的。
　　1926年11月，北伐军占领南昌，北伐胜局已定，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反革命嘴脸更加暴露，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立场深受中外反动势力的青睐。在南昌，他反对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武汉，力主迁到南昌，以便由他控制，但遭到国民党左派的抵制；他与日、美帝国主义达成了“谅解”，与北洋军阀奉系首领张作霖达成了“妥协”；他公开发表反革命演说，指使部下制造一系列压制工农群众、杀害共产党人的事端。1927年3月6日，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被害。此后，蒋介石从赣州、南昌、九江、安庆，一路杀向南京、上海。在上海，他与受英、美帝国主义指使的大买办虞洽卿谈判，就发动反革命政变讨价还价，完成了与帝国主义和中国买办阶级的勾结。国民党右派也就成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
　　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之所以能够屡屡得逞，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共产党中央存在着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错误。
　　共产党虽然与国民党建立了合作关系，但党内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问题，始终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只能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即领导权应归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并认为民主革命的前途是资产阶级得到政权，无产阶级要得到政权必须视那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这就是所谓“二次革命论”。党内不少同志对此持反对意见。所以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只有作为最坚决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只有去发动和组织作为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者的农民，才能取得领导地位；党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自己的组织。由于会议精神得到贯彻，才出现了大革命的前期和中期的大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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