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诞生于西方，但是它们之间确有许多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之后，因为时代变化而发生了主题的变化。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经济与政治”的话，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则是“文化与政治”。本书选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时期的理论代表人物作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思想，尤其是在主体性研究、上层建筑研究、意识形态研究和大众文化研究方面的得失。

作者简介

　　欧阳谦，贵州贵阳人，哲学博士，现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兴趣在西方哲学、当代法国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等。已发表论著有《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20世纪西方人学思想导论》等，译著有《健全的社会》和《众说苏格拉底》等，教材有《西方哲学智慧》（合著）和《西方哲学问题研究》（合著）等，另外在《哲学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若干篇。

导言 “文化的转向”
第一章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问题
第一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
第二节开掘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维度
第三节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的辩证法
第四节构建“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
第二章社会变革与主体性问题
第一节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向
第二节卢卡奇：总体性与阶级意识
第三节葛兰西：文化革命与领导权
第四节布洛赫：一种“希望哲学”的理论建构
第三章社会哲学与文化批判
第一节阿多尔诺：“文化工业”与意识操纵
第二节马尔库塞：爱欲与人性解放
第三节弗洛姆：人本主义的社会哲学
第四章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法国哲学
第一节当代法国哲学与新启蒙运动
第二节萨特：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第三节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第四节阿尔都塞：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与新左派
第一节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
第二节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补充
第三节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之比较
文化与政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目录第六章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政治
第一节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政治图景
第二节德里达与“马克思的幽灵”
第三节福柯的新政治观

主要参考书目

精彩书摘

　　本书的论述以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视角。其根据在于，当代西方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基本上遵循了“文化主义”的理论逻辑，提出了取代“经济主义”的种种理论方法及其思想概念。尽管各式各样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都在 “翻新”和“超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有些理论观点甚至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始基，比如鲍德里拉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拉克劳的激进民主政治理论，但可以肯定这些思潮始终直面西方社会现实，并以推动社会变革作为理论宗旨，这样就必须在思想观点上不断地推陈出新，修正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逻辑。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从卢卡奇一代到新左派一代，从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回到马克思到超越马克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往往集中在一个时代课题上面，即重建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理论，或者说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旨在解决社会变革中主体性问题的“文化的转向”，除了根源于西方社会现实的巨大变化之外，在理论方法上与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密切相关。自19世纪末叶开始在西方就出现了种种“文化危机理论”，流行以“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为取向的文化批判思想。在生命哲学（包括新黑格尔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等思潮）、现象学（包括了存在主义等思潮）、分析哲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运动思潮中，都贯穿了一种文化主义的倾向或者说“文化的转向”。论是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大家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往往“把文化认知视为根本上全新的东西，似乎以前没有人点明过它的存在。”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力图“回到马克思”的过程中，积极吸收并且发挥了当代哲学的各种新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有着很大的差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代哲学方法论的变革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演变注入了诸多崭新的思想元素。
　　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往往集中在文化问题上面。文化的辩证法代替了经济的辩证法，文化政治学批判取代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卢卡奇等理论家在西方工人运动失败之后的奈选择（如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的观点），美国学者雅各布更是将这种文化主义逻辑称之为“失败的辩证法”，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几乎不知道什么叫做革命的成功。然而这种判断是有问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的转向”并不是逃避之举，也不是躲在书斋里面的幻想，而是在积极回应现当代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这就是文化意识形态在社会斗争中起到的强力作用，这就是大众消费文化起到的操纵作用。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有了改观，而且文化上层建筑也有了深刻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关注社会意识形态问题，更加倾向于思考社会大众的心理问题，更加强调研究文化实践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文化批判”、“文化分析”、“文化研究”几乎变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词，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这种“文化主义”的理论范式意图打破“经济决定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图解，强调资本主义的瓦解并不是由单纯的经济规律决定的，因为其中还需要有人的主体意识的参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专注于文化问题的探讨，实则是要揭示历史发展中的“人的因素”，力图用人本主义甚至是唯心主义来打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成为一种以主体性为前提的革命理论。
　　庸置疑，经典马克思主义更加重视“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更多关注大尺度的和长时段的历史规律描述，比较疏于“文化分析”和“文化研究”，缺少小尺度的和微观化的日常生活批判。马克思为后人留下了深刻比的“资本论”，但是却没有留下可为后人所用的“文化论”。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广义的文化分析，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文学作品的意义有过一些评论。从一定意义上说，通过这些零散有限的论述，“马克思提出了一种解释的方法，但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一把可以自动打开文化之门的万能钥匙。” 如果打一个比方，马克思留下来的只是一把钥匙胚子，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这样的类比，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样的论述等。这些类比和论述显然还不足以成为一个解释分析文化现象的理论体系，而且还极容易导致经济决定论或者生产力决定论的思想公式。正因为出现了经济主义的图解，恩格斯明确说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论是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内容的、抽象的、荒诞稽的空话。” 这里已经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始人并非没有看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的那种复杂性和相互性。论如何我们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经济主义，等同于机械唯物主义或是经济还原主义。我们还必须看到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大多是在论战中萌生形成的，他的许多理论观点事实上还缺少系统化的论述和梳理，因此给后继者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理论问题。如果采用阿尔都塞的说法，马克思在其理论文本中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矛盾”、“空白”和“沉默”。最为突出的地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空缺的文化维度问题，这个问题往往导致简单化地用经济、政治、阶级等范畴来描述历史的发展演变，从而使得历史活动完全失去了其应有的丰富内涵。
　　从理论和现实的问题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构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当成了一个时代的理论主题。正如英国新左派理论家威廉斯所申明的那样，其“文化转向”和“文化主义”的理论逻辑并不是要离弃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是要否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原则。按照他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描述，构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主要是为了将“经济基础”从狭隘的经济活动或者技术抽象物中抽离出来，使其面向人类现实的社会生活关系。上层建筑并不是一个被反映和被决定的派生现象，而是属于社会实践的一个领域。事实上，文化上层建筑也是一种实在的物质生产形式。换言之，文化具有一种物质性的力量。为了充实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同时也是为了澄清文化实践与政治变革之间的复杂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重建”。首先他们提出了“总体性”这一方法论范畴，旨在克服经济决定论的片面性。不过，在对“总体性”范畴的理解上面又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卢卡奇等人的“总体性”是以“主体性”为基础的，阿尔都塞等人的“总体性”则是以“结构性”为基础的。尽管存在这样的分歧，但他们的“总体性”都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和充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内容，更加强调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整体性和过程性，重新认识“上层建筑”的内涵与作用。其次，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进行了整体主义的解释，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将“决定”理解为设定界限和施加压力，使得“决定”一词不再具有命定论或者宿命论的意思。“决定”的过程不再是单一力量的作用过程，而是一个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的复杂变化过程，是一个包含着人的意志和目的的实践活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不是由上帝预先安排好的，而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最后，他们将社会实践斗争的主战场转到了文化和日常生活领域，即经验意识层面上的主观活动。对于他们来说，“文化研究”或者“文化批判”既不是为了纯粹的美学也不是为了纯粹的哲学，而是为了构建一种文化政治理论。因此，当他们从过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今天的文化政治学批判的时候，他们事实上遵循了一种文化的逻辑而不是资本的逻辑，而且设计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道路。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共同体中，“文化”显然是一个关键词，而且也是一个处不在的核心词。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传统的和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只是盯住比较狭隘的经济生产活动，完全忽略了更具中介性特征的文化实践活动，因此使得“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都变得过于狭窄。因此，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将“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放大。寻求人类的解放，离不开政治斗争，更离不开文化斗争。文化与政治其实是相互渗透的。政治离不开文化，而文化也离不开政治。文化与政治都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都代表了一种斗争方式。当然这种“文化主义”的理论逻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有一个不断深化和扩展的过程。从卢卡奇代表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开始，历经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其中，每一种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尝试都与当代西方社会的阶段性发展相对应。所以在章节安排上，本书大体按照一个历史过程，用“文化的转向”作为一个贯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依次探讨了自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文化理论上面的种种尝试。除导言之外，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概论，主要讨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路径问题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以“文化唯物主义”为依据概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主义逻辑；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三位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取向，特别突出了他们的奠基性作用；第三章主要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尔、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在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方面的种种主张；第四章集中分析了萨特、阿尔都塞、列斐伏尔在将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嫁接方面的基本观点；第五章论述了英国新左派以及伯明翰学派在“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理论成果；第六章初步论述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理论。从某种程度上讲，本书也可以看作是对作者许多年前发表的《人的主体性与人的解放》的补充和深化。当然，书是永远读不完全的，本书所做的研究也是不完全的。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只有待以后想清楚了再来弥补和充实。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显然是一个庞大的理论课题。本书仅仅是抓住了其中的一条线索，挂一漏万再所难免，只能指望读者给以指正和批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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