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高水平的专业智库,需要做到理论顶天、实践立地的“顶天立地”。在长期的智库建设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不仅与国家部委、地方政府、企业等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能够做到及时了解和洞察实践的新动向和“一手”需求,同时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支撑专业智库的学术平台,推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目录
第一章 当前中国工业化的阶段与特征
一、当前中国工业化阶段的判断
(一)2010年工业化水平
(二)2013年工业化水平与发展趋势
1.人均GDP
2.产业产值比
3.工业结构
4.城市化率
5.产业就业比
二、当前中国工业化的特征
1.工业化发展很不平衡
2.面临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
3.中高速增长成为工业化的“新常态”
4.进入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
5.进入“四化”同步发展的新阶段
三、工业发展的意义
1.工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2.工业是重要的就业吸纳部门
3.工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
4.工业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5.工业是绿色低碳发展的重力
第二章 美国政府促进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最新部署
一、工业化中后期的美国产业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一)工业化中后期美国政府促进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
1.为信息通信技术(ICT)、生物技术和先进材料3类核心通用技术提供持续的高强度研发投资
2.每年支出数亿美元支持中期性的应用型研究跨越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
3.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支持小企业开展技术研究以激发产业界创新活力
4.通过立法促进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
5.利用政府采购和国防军工合同为新兴技术创造市场以促进先进技术突破
(二)对我国的启示
1.围绕创新链配置稀缺的政策资源
……
第三章 日本政府促进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最新部署
第四章 德国政府促进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最新部署
第五章 韩国政府促进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最新部署
第六章 从国际经验看我国工业发展战略与产业政策调整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真实的产业政策 发达国家促进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最新实践》:
(2)日本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基本思路
日本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包括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通过增强国内制造基础、培育战略新兴产业、改善投资环境、培育新的出口企业来提高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微观层面,通过支持新一代技术、基础共性技术的开发,推进产业化合作和产业人才培养来支援企业提升盈利能力。
第一,调整国际分工战略,增强国内制造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增加,国内生产比重下降,产品进口增加,造成国内生产空心化,制造能力削弱。近年由于国外劳动力成本提高、国内新技术出现等原因,出现了生产基地回归国内的现象。日本制造业面临重新定位国内外生产基地功能、调整优化国际分工体系的挑战。为了促进日本企业增加国内投资,将高生产率和高附加价值制造基地留在国内,日本决定加大对企业设备投资的减税力度,对企业装备升级提供租赁补贴、补助金等优惠。与此同时加大国家技术投资,以此为纽带推动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合作开发有较大社会需求和发展潜力的新一代制造技术,提升成本竞争力,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同时以出口形式占领国外市场,形成新的国际分工体系。
第二,培育战略新兴产业。日本面临着能源制约、少子高龄化、自然灾害多等社会问题,对能解决或缓解此类社会问题的技术及产品有着非常大的潜在需求。日本复兴战略把健康医疗、环境与能源、新一代基础设施、农林水产设定为战略领域。在此基础上,日本经济产业省选定了7个重点领域,决定调动财政、科研及制度变革等政策手段,重点促进这些领域的研发、投资以及产业化,以应对当下的能源制约、老龄化、防灾等的社会需求,同时在国内形成新产业、新市场,提供能满足日益变化的社会需求的、高附加价值的产品。这7个重点领域是机器人、新一代汽车、飞机、碳纤维、iPS再生医疗、生化医药和新化学产业。主要政策包括四方面:一是设立国家研究开发项目,推动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合作开发关键技术。二是政府禾口企业合作推进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的国际标准化。三是通过修改法律或制定新法律来规范新产品的安全使用、安全生产与安全责任。四是对新产品的生产设备、服务、周边消耗品制定标准。关于培育战略新兴产业,日本提出要形成自主开发、自主生产和自主供应的完整体系,对目前部分依赖进口的产业,要实现替代进口的目标,如生化制药。
第三,改善日本国内的投资环境。日本不仅劳动力成本高,而且税率、能源成本、汇率也高。要促进日本企业在日本国内投资和开展经营活动,必须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提高国内的投资吸引力。作为改善国内投资环境的主要举措,一是实施日元贬值政策,二是降低法人税。从实施效果看,日元贬值政策使出口企业获利不浅,还将持续实施下去。
……
前言/序言
钢铁与丝绸的交响:一部跨越时空的全球制造业变迁史 导言:当蒸汽机的轰鸣消逝,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来,那些曾经在工业革命中叱咤风云的国家,其制造业的兴衰轨迹,隐藏着怎样的宏大叙事? 本书并非聚焦于国家层面的具体产业扶持工具箱,亦不详述某一国别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补贴、关税或技术引进策略。相反,它试图从一个更为宏观、跨越洲际与世纪的视角,剖析全球制造业的“地理”与“技术”的迭代演变,揭示隐藏在经济周期波动之下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我们不再将目光局限于“政策”这一微观操作层面,而是着眼于“产业资本的跨国流动”、“技术范式的转换如何重塑国际分工”,以及“传统工业强国如何应对后工业化时代的挑战”。 第一部分: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地理大发现”与重工业的崛起 本部分追溯了工业革命初期,技术进步如何驱动世界财富的重新分配。我们详细考察了英国如何凭借蒸汽机和煤炭的独特优势,一跃成为“世界工厂”,以及这种“先发优势”是如何通过殖民体系和贸易网络被固化和扩张的。然而,重点并非在于英国政府颁布了哪些鼓励纺织业的法令,而是分析: “区位经济学”的初步形成: 为什么特定的自然资源(如英国的煤铁分布)与早期技术(如焦炭冶炼)相结合,形成了不可复制的初始集聚效应。 技术溢出的路径依赖: 当西欧大陆和美国开始追赶时,他们并非简单地复制英国模式,而是通过建立新的、更大型的工程技术体系(如德国的电气工程、美国的标准化生产),实现了后发优势下的超越。我们关注的是这些技术体系是如何在教育、科研机构和企业间形成内部循环的,而非外部政策干预的细节。 全球供应链的雏形: 探讨美洲的棉花、南亚的茶叶、拉丁美洲的矿产如何成为欧洲核心工业区的“原材料输入端”,揭示早期全球化对不同地区“比较优势”的固化作用。 第二部分:战后重建与“福特主义”的辉煌与衰落 二战结束后,全球进入了一个以规模经济和组织创新为主导的时代。本章探讨了汽车、家电等大规模生产部门如何主导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以及这种模式对发达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的影响。 “规模经济”的极限: 详细分析了福特主义(Mass Production)的内在逻辑——如何通过高度垂直整合的企业结构和流水线操作,实现了单位成本的极大降低。重点在于分析企业自身的组织创新,而非政府对汽车产业的特定扶持。 “产业中心”的转移: 考察了美国战后在航空航天、电子计算等高附加值领域的早期垄断地位是如何形成的,这主要归功于冷战背景下的“政府委托”与大学基础研究的结合,而非商业化的产业政策工具。 福特主义的内部矛盾: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后勤复杂性的增加,这种高度集中的生产模式在70年代开始显现出僵硬和效率低下的问题,为后来的转型埋下了伏笔。 第三部分:1970年代至今——范式转换与“去工业化”的迷思 本书的后半部分聚焦于技术范式——从机械化转向信息、网络与自动化——如何彻底颠覆了前两个世纪建立起来的工业地理和生产逻辑。 “丰田模式”的兴起与全球化重构: 深入解析了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的哲学,这是一种组织与流程的革命,强调“即时化”(Just-in-Time)和质量控制。我们分析了这种新的生产范式如何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将生产环节分散到全球各地,而不必再依赖于传统的重工业集群。 全球价值链的“碎片化”: 详细描绘了全球价值链(GVCs)如何被拆解、重组和优化。重点探讨了设计、研发、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如何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几个“知识枢纽”(如硅谷、伦敦),而制造环节则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转移。这并非政府政策推动的结果,而是跨国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然选择。 “去工业化”的结构性解释: 对于发达国家内部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减少,本书提出了一种纯粹的结构性解释:这主要是由技术进步(自动化替代人工)和价值链转移(将组装环节外包)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的贸易政策失误所致。我们考察了这些国家如何转向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演变路径。 结论:知识、网络与韧性——面向未来的工业图景 本书最终总结了工业发展史的几个核心驱动力:技术范式的转换、资本流动的内在逻辑、以及知识和信息在地理空间上的重新集聚。我们认为,决定一个经济体在全球工业版图中地位的,不是其是否“保护”了特定行业,而是其在知识创造、流程创新以及构建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网络的“韧性”。那些成功转型的经济体,是因为它们能够快速放弃过时的组织模式,拥抱新的技术语言。 本书不提供任何现成的“产业政策手册”,而是呈现了一部关于资本、技术、地理和组织如何共同谱写全球制造业兴衰史的厚重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