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精装）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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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英文版初版于1974年。作者黄仁宇先生是对明代财政政策作了全面说明的头一人，对许多新发现的细节性材料进行了全面的历史性透视。

内容简介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英文版初版于1974年。黄仁宇先生以明实录、明人奏疏笔记、明代地方志等史料为基础，充分吸收了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欧美、日本的研究成果，对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与税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黄仁宇先生是对明代财政政策作了全面说明的头一人，对许多新发现的细节性材料进行了全面的历史性透视。

作者简介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目录

序
致谢
度量衡说明
明代诸帝
明代的两京十三省图
第一章 财政组织与通行的做法
第一节 政府机构
第二节 农村组织和税收基础
第二章 16世纪的现实与主要的财政问题
第一节 国家的收入水平与变动因素
第二节 土地和人口数据
第三节 军队的维护
第四节 货币问题
第三章 田赋（一）——税收结构
第一节 税收结构的复杂性
第二节 区域性差异
第三节 役及其部分地摊入田赋之中
第四节 税收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第四章 田赋（二）——税收管理
第一节 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
第二节 影响一般管理的因素
第三节 征收水平
第四节 税收收入的支出
第五节 田赋制度的**后分析
第五章 盐的专卖
第一节 盐的专场机构
第二节 政府的管理与控制
第三节 16世纪的管理周期
第四节 国家收入、食盐价格及其对消费者的影响
第五节 专场制度失败的责任
第六章 杂色收入
第一节 工商业收入
第二节 管理收入
……
第七章 财政管理
第八章 结语
书名略语
附录A 免纳正税的田土
附录B 1561年浙江淳安县的常例和额外服务
附录C 1535年每引盐的开中则例和余盐银
附录D 《明实录》所载1581年土地清丈的部分结果
参考文献
译者后记

精彩书摘

　　为了保证柴炭供应，宣德皇帝在北京西100英里左右的易州设立山厂，专门生产柴炭。按规定，采烧人夫从山东、山西及北直隶的三个府中征派，其数量超过30000人，他们每年要服役3个月。工厂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相继以工部尚书或侍郎督厂事。在初期，该山厂每年大约生产1000吨木炭和好的引火木柴。到1442年，它的产量已经上升了6倍。向首都运输柴炭变成了沿途居民一项额外的负担。这段距离虽然很短，但估计拖运一吨柴炭也要花费5两白银。这种办法很不经济，因此到15世纪末，一部分柴炭从京师购买，佥派到易州山厂的劳动力也逐渐由士兵取代。即使在那时，每季还要从民户中佥派采烧人夫19900人。据此我们可以估计15世纪京城每年消耗的柴炭燃料需要花费500000两白银，这些花费朝廷要用现金来支付。
　　宫廷的实际生活费用难以估算。其供给仓库很多，应役者甚众。宫廷人员消耗的白米是田赋正额的一部分。毛皮是由地方上供，缎匹是作为田赋附加税来征集，或者坐派地方。一些**，诸如皇帝想要的瓷器，因为它们是**的，所以实际上无法计算其价值。1433年，宣德皇帝谕准江西烧造各样瓷器443000件，一直到弘治皇帝1505年去世时，瓷器烧造未完者还有300000件。一些物品甚至有意被列入征收项目之中。所有已知的供应宫廷的各种花费每年可能要超过500万两白银。
　　这些项目多由“役”来补偿，这抵消了低水平税收造成的后果。由于此类款项主要为劳役和运输费用，这样做很可能造成税收负担更多地落到穷人和本分人身上，他们常常被征召无偿服役。
　　与宫廷开支密切相关的是公共建筑和陵寝的建设费用以及在首都的超编军事人员的生活费用。京军各营变成了一支庞大的建筑队伍，建筑材料则从各省征用。从15世纪初到17世纪营建计划从未间断，它们可能已经不是政府财政资金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后者已经组织得更好。很明显，考虑到王朝有限的财力，优先安排这些建筑工程是很不合适的。由于财政资源的划拨缺乏深思熟虑，军队陷入了巨大的苦难之中。这除了造成京军各营缺乏战斗操练外，在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的好几个皇帝还以不合格的编外人员填充官军数额。
　　……

前言/序言

财政的脉络与税收的重负：探寻明代中晚期地方治理的韧性与危机 本书聚焦于明代中晚期（约1550年至1644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深入剖析了江南地区，特别是苏州府和松江府这两个经济最为发达、商业活动最为活跃的区域，其财政结构、税收制度的运作方式、赋税负担的实际分配，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了地方社会结构、士绅阶层的权力运作和最终的王朝危机。 本书并非仅仅是对传统明代赋税制度的简单梳理，而是试图以一种社会史与经济史交叉的视角，重构特定时空背景下国家权力、地方精英与普通百姓在财政供需关系中的互动逻辑。我们认为，理解明末的财政困境，不能脱离对具体地方执行层面的微观考察。 第一部分：江南经济的勃兴与财政需求的激增 本部分首先建立研究的地理与时间框架。明代中后期，随着白银货币化的深入和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江南地区尤其是苏松的农业生产附加值和手工业产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经济繁荣，一方面极大地充实了国家的潜在财富基础，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对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边防压力的增加（如倭患的残余影响及后期的辽饷压力）、漕粮运输的成本上升，以及内部公共工程（如河道治理）的持续投入。 我们通过分析地方志、税册残本和士绅文集，详细描绘了苏松地区工商业收入在地方财富中的占比变化。一个核心论点是：随着商业财富的积累，传统的以田亩为基础的税收结构（如税法中的“黄册”和“鱼鳞图册”的局限性）与实际的经济活动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痕。 这种裂痕，为后来的税收改革和地方抗税提供了结构性土壤。 第二部分：税收制度的“法定”与“实际”：赋役黄册的黄昏 本章将焦点投向了明代财政制度的核心支柱——赋役黄册与里甲制度。我们探讨了在江南高度城市化和商业化的背景下，黄册制度如何逐渐失效：大量田产隐匿、人口流亡、以及新兴的“非正业”收入群体（商人、工匠、佃户中的富裕者）如何有效地规避或减轻了直接的田赋负担。 本书细致考察了明代后期地方官员为应对财政缺口而采取的各种“变通之法”。这包括： 1. “摊派”与“就近征收”的惯性： 探讨了税收负担如何从名义上的平均分配，演变为更加依赖于地方士绅的协调能力和最终的基层官僚的执行效率。尤其关注在里甲制度瓦解后，地方“乡绅共议”的税收分配模式，揭示了这种模式下，地方权力精英如何通过掌控摊派比例，实现对自己阶层的保护。 2. “火耗”的制度化： 详细分析了银两征收过程中，地方政府为弥补损耗、劳力成本及官员日常开支而附加的“火耗”或称“耗羡”。本书认为，火耗并非仅仅是腐败，它在很大程度上内化了国家无法通过正规渠道征收的财政需求，成为地方政府维持运转的“第二财政”。我们通过对比不同府县的火耗比例，揭示了这种隐性税收在不同地方治理能力下的巨大差异。 第三部分：劳役的重负：人丁的转移与税负的转移 在明代赋役体系中，丁银（人头税）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书专门辟出一章，研究了在苏州府和松江府这类人口密度极高、劳动力商品化的区域，人丁税的负担如何转移。 我们分析了“佃户逃亡”与“地主代缴”之间的复杂关系。随着土地兼并加剧，大量自耕农沦为佃户，他们的人头税负担往往被转嫁给了地主。然而，地主阶层为了维持稳定的劳动力来源和减少与地方政府的直接冲突，有时会选择“代缴”部分人丁税，从而使富有的士绅阶层通过财富的累积，实现了人丁税上的相对“减负”。这与土地税的累进效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剧了社会阶层间的财政不公。 第四部分：地方动员与税收抗争：士绅阶层的双重角色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我们不再将士绅视为单纯的“税吏代理人”或“纯粹的抗争者”，而是将其置于一个复杂的双重角色中进行考察。 一方面，作为地方的“理财能手”和“舆论领袖”，士绅阶层是国家征税的必要中介。他们通过协调里甲、组织乡绅会议，确保了地方税收的有效率地完成，从而维护了自身在政治上的合法性与社会经济上的特权。 另一方面，当国家财政压力过大，中央政府试图通过非常规手段（如辽饷的摊派、额外加派）侵蚀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时，士绅阶层立刻转变为最坚决的抗税同盟者。本书详细梳理了崇祯年间，苏州府士人针对“三饷”采取的联合请愿、地方罢市、乃至组织乡勇抵制粮差的事件链条。我们论证了，明末的财政危机，本质上是中央政府试图打破地方士绅阶层在赋税结构中建立的权力平衡的产物。 结论：财政失衡与王朝的末路 本书最后总结道，明代中晚期的财政困境并非仅仅是“银荒”或“贪污”所致，而是源于一个结构性的矛盾：一个高度商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依然试图用一个基于农业时代设计的、僵化的税收体系去供养一个日益膨胀的官僚-军事开支。 江南地区的地方精英成功地将新的经济财富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将国家财政的压力转嫁给了最脆弱的群体，或通过隐性税费的形式内部消化。当中央政府试图强行干预这一平衡时，地方精英的联合抵制，最终成为了压垮王朝财政的最后一根稻草。 本书旨在为理解明末社会动荡提供一个扎实的财政经济基础，侧重于制度的失效、地方治理的韧性与局限，以及财富与权力在税收负担分配中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