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化关系：巴林特小组的理论与实践》是一本极为明白晓畅的著作，我为什么要在其前言中写这些呢？Oknophilie是比喻与疾病的链接还是与一个特殊的小组工作的链接？我是如此地喜欢Philobathie，而奥登医生就是这样的化身。她坚持寻找新的可能性，将原爱整合——或者说翻译——进入医疗日常工作中，就像她将雕塑工作加入到巴林特工作中（第9章）。奥登博士对将巴林特工作从德国传播到国际上所做的贡献几乎无人可及。
　　第1关系，原爱，用于医患关系中，被巴林特——就像一个真正的英国人一样——翻译得相当枯燥：“双方投资公司”。这是一个漂亮的幌子。他警告医生注意“使命”、还有永远都比患者知道更多的幻觉——或者毛病。这就是所谓的家长制作风。现在的医患关系趋势是伙伴型医患关系，患者和医生是合作的分工关系。一方负责控制自己的情绪，另一方负责检查。医生可以建议如何处理疾病，但是我作为患者必须学习。我只能说我的感受怎么样。奥登医生谈到“参与决策”。这是我在原。爱和双方投资公司概念背后读到的。关于职业化关系，我们可以从彼此那里学到很多。巴林特在他的“对关系的培训暨研究”要求医生进行这样的学习。这就是《职业化关系：巴林特小组的理论与实践》的主题。
　　《职业化关系：巴林特小组的理论与实践》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我们这个时代“卫生系统的野蛮”；换言之，将患者的真正健康知识以及他们与疾病和生病这个状态相处的自身经验，与医生和帮助他们的人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就像将罗马的文明和希腊的文化结合起来。

作者简介

　　海德·奥登（Heide Otten）医学博士，1944出生。1964-1970年在哥廷根和慕尼黑学习医学。1972年至马克思一普朗克精神研究所深造，师从Norbert Matussek教授。她有3名子女，分别生于1969年、1973年和1978年。自1979年起，在Wienhausen自我执业做家庭医生，自1991起只从事心理治疗。自1991年起担任德国巴林特协会主席。自2001年至2007年为国际巴林特联盟（International Balint Federation，IBF）主席。

第1章引言

第2章医患关系变迁
2.1 古典时代
2.2 旧约
2.3 阿拉伯医学
2.4 中世纪至文艺复兴
2.5 罗曼派
2.6 工业时代
2.7 精神分析时代：弗洛伊德，费伦齐，巴林特
2.8 21世纪

第3章巴林特工作的发展
3.1 一起如此开始
3.2 观念的传播
3.3 国际联盟

第4章会谈的流程

第5章有躯体疾病医生参与的巴林特小组

第6章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心身科医生在巴林特小组中

第7章有学生参与的巴林特小组
7.1 为学生设立的Ascona-Balint奖
7.2 和大学生的小组工作

第8章同质或异质巴林特小组
8.1 不同职业的小组
8.2 不同文化和国籍
8.3 在不同的国家

第9章结合其他新颖元素的巴林特小组
9.1 雕塑
9.2 角色扮演
9.3 心理剧
9.4 想象

第10章前提

第11章小组长培训
11.1 小组长讨论会
11.2 对小组长的督导

第12章研究成果

第13章在其他职业小组进行的巴林特工作

第14章总结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职业化关系：巴林特小组的理论与实践》：
　　初级医生
　　一个耳鼻喉科医生曾对我说：“我大部分时间像家庭医生一样工作。很多患者不经转诊就直接来找我看咽痛、耳痛、听力障碍以及很多其他问题。我知道他们的家庭，倾听他们的家务事，看心身症状。”
　　很多其他专科医生，像皮肤科医生、妇产科医生、心内科医生、儿科医生、肾内科医生、精神科医生、泌尿科医生、牙科医生等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不仅进行高度专业的诊断治疗，还与人发生联系，并和他们建立职业化关系。
　　在此，为了患者的利益和医生自身的愉悦感，就需要理解医患互动。临床中的案例可以清楚地展示这一点。
　　案例
　　年轻医生和年老患者
　　有一位年轻的同事几周前到地方诊所做一个全科医生的低年资合伙人。他接待了一位来自邻村的70岁的患者，这是他第一次给这个患者看病。当时他的高年资合伙人不在门诊。这个看来健康、不善言辞的农民，乍一看令医生颇有好感。医生快速采集了病史，并注意到这属于急性症状。患者主诉气短和胸痛。医生在心电图上看到存在心律失常，颇感担心。他想进一步确定患者的情况并建议住院治疗。但是患者强烈反对。于是，医生向其说明如果不予治疗的后果。但是，患者没有改变主意。他甚至拒绝吃药。医生感到患者没有听他的，也不再信任他。自这第一次见面后，患者又多次因背部疼痛、咳嗽等轻微主诉而在门诊时间来看病。心律失常自发消失了。医生在与患者的每次见面之后，都觉得患者怀疑他，并且可能是想和他的合伙人约一个看病时间。这让他越来越不安。他不知道如何才能和这个患者建立一个持久的关系。
　　小组成员——大多也是刚开始工作前后的年轻医生——对这种情况表示了很大的理解。几乎所有的小组成员都讲述了作为“起步者”的类似困难，即不能得到患者的信任。一个年长的女同事也很生动地回忆了她工作后接诊的第一个患者，虽然事经多年，“但无法忘怀”。在谈到如何克服不确定性的讨论之后，小组转而讨论患者的情况。是什么促使他到门诊来？在家出现病痛情况之前发现了什么？有人让他来的？妻子，孩子们？他害怕了吗？他是怎么接受心电图异常这个信息的？他对要立即把他送到医院去的青年医生是什么感受？他又是带着什么样的感受离开门诊回家的呢？
　　在小组交流中，案例提供者脑海中凝聚形成了这样一些问题：是什么拦着他去医院？什么对他如此重要，以至于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去医院？时至今日，他都没有想到要去问他这些问题。案例提供者打算回去就问这个问题。
　　在下一次巴林特小组上，案例提供者高兴地报告：他问了患者。这实际上并不难。患者最初像以往一样寡言少语。但最终，他告诉了医生：这个70岁的农民和他儿子一起在村子里工作。儿子有许多新主意，对此他不甚满意。在第一次来看病前，他和儿子为了是否购置一台新机器大吵了一架。老农夫觉得这个新机器并无必要，而且太贵了。儿子坚持说，他需要这台机器。吵完架后，患者感到胸痛和呼吸困难。他怕出现心肌梗死，因而来了门诊。当他听到这“只是”心律失常而不是心梗时，他松了一口气。他想立刻回家，盯住儿子别做“没意义”的事情。所以年轻医生的话他当时一点也没听进去，而是全都在想自己家里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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