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栖居之重：全球背景下的上海近现代佳宅设计》分为发展回溯、案例重绘、样本测试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论文图表为主体，对上海主要住宅形式——里弄、工人新村以及公寓大楼作了历史整理和调研分析，并与西方同时期或者同类型的建筑案例作对照比较。第二部分是22 个上海近现代住宅案例实录以及12位现当代国际建筑师集合住宅户型的归类和比较。第三部分是选定场地条件下的样本测试，将上海住宅区的发展方向和程度放在一个多样化的“标准”背景中去思考其形式取舍。

作者简介

　　蜗牛工作室（Studio G） ，2009年由杨之懿创立于上海，专注于东亚大都会地区城市发展及建筑形态的理论研究与设计实践。杨之懿毕业于荷兰贝尔拉格建筑研究学院（Berlage Institute）。Km3: Excursions on Capacity（MVRDV，2005）以及Brussels: A Manifesto Towards the Capital of Europe（NAI，2007）课题组成员。深圳双年展大运与深圳U站工作坊（2011）及FW: Living系列展（2012/2013）联合策展人。Transforming city联合研究参加2013香港双年展。著有城市发展进行时（2010）、商业造城（2011）和栖居之重（2014）。曾执教于国内多家大学。另一位主持人程文杰是东京大学建筑学博士候选人，2012年加入工作室。曾工作于CAT小岛一浩建筑设计事务所和原广司建筑设计研究所。《高密度城市街区的研究：东京，纽约，香港与河内》以及《越南河内街区密度与形式的调查研究》课题组成员。

内页插图

精彩书摘

　　《栖居之重：全球背景下的上海近现代佳宅设计》：

　　最后对房间组合关系以及形成的流线做些讨论。江南地区传统住宅的房间组合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经过性房间（房间有两个以上出入口与周边环境连接）的数量和作用要高于纯粹末端（房间只有一个出入口）或者封闭性房间。上文提及的交通空间不足，需要房间内部流线的弥补可能只是某种传统空间组织体系的外化。现象上看，公共活动和家族成员间联系的重要性大于个人私密的基本理念是这种现象的暗示。早期里弄建筑通过沿用民居空间形式将这种生活形态保留了下来。公顺里和兆福里中经过性房间的数量占了房间总数的一半以上。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现代生活方式快速发展促使过渡性房间从原本含混的功能定位中逐步明确和独立出来。长乐村案例中我们已经很难找到原本“堂、厢、间、室”等概念，取而代之是起居、餐厅、浴室、卧室等功能更精确的称谓。概念上的转变使得传统空间格局不再合乎使用要求，过渡性房间的做法也很自然的逐渐离场。到20年代中后期，现代住宅的功能空间已经趋于成熟，正如静安别墅表现的那样。这里必须留意均益里这样具有复古意味案例的提示：对于刚刚接触现代都市生活的人们而言，要从封建家族制的形态中完全转换出来并不是那么顺其自然和果决的，发展进化中的摇摆在所难免。与传统空间在徘徊中前行的现象相对，为尽快形成稳定的现代住宅格局，产生了许多“过早”出现的套路化作法。楼层重复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做法之一，较早的静安别墅，后期的景华新村、沪江别墅、懿园都是二三楼平面完全一致。平面重复在传统民居中也很常见，做法是各楼层格局一致或相近，但房间功能保持弹性。在功能独立的现代住宅布局中，平面重复其实暗含了对于生活细节及其变化理解不足，存在“权且”保证数量和急于自我模式明确的嫌疑。这种猜测可以从少数几个二三楼功能和格局都不相同的案例中得到部分验证。以渔光村平面为例，它的二层有供主卧单独使用的起居室，空间层次的丰富度以及由此促成的生活方式得到了很大提升和进化。三层因保证晒台面积而缩小了平面，并分隔出三个较小的卧室，这样与二层的功能定位及空间体验清楚地区别开来。从这一情况来判断，虽然现代生活已经进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但是全面和深入程度还不很充足，对新生活和新空间的理解与“创造”也就必然有限。也许借助流线可以对上面的问题作进一步讨论。虽然同为沿用传统模式、经过性房间比例很高的案例，但是公顺里与兆福里在空间属性的界定上还是有各自比较明确的倾向。公顺里主要的流线沿进深方向，分左中右三个轴线展开，彼此只有楼梯间发生联系，所以尽管流线较长似乎活动范围很大，但几根流线间保持高度约束性，并不能说有高开放度，与传统住宅空间的特征基本一致。兆福里则有改良的做法。虽然该案例中将诸多经过性空间布置在二楼且形成较高贯通性的原因不很清楚（是不是仅将二楼作为阁楼而保持使用弹性？），但是客观上尝试将经过性空间与私密空间作了楼层上的划分。效果上看，底层空间的房间独立性较公顺里有了大幅度提高，并促使流线集中在交通空间周围，因为不用穿越房间而大大缩短。这种看似细微偶然的变化在后来的案例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挥。其实，从斯文里开始通过楼层私密度的划分（通常底层较开放，二楼以上较私密），现代住宅功能分区得到了初步的尝试。上文提及的楼层重复也应该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围绕交通空间的集中短小的流线做法也为后来的案例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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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时代”的上海

　　20年代到30年代也是上海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这基于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繁荣和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以及上海在地缘政治和经济身份上的特殊性，同时不能忽略国内“战争”状态下相对“平静”的租界环境。这些因素通过租界房地产市场的蓬勃生机表现得一览无余，里弄建筑和公寓是当时居住类建筑的主要投资门类。相比里弄建筑的规模庞大以及在社会层面的“成效”显著，公寓在数量上算是地地道道的小众类型。然而因为位置上大多位于城市繁华地段，而且设计、施工、设施质量普遍较高，最重要的是相比里弄建筑更多偏好摩登的外观和体量较大，对城市核心区域的整体面貌影响很大，所以甚至更为醒目和受到关注。除了上文提到的政治上的原因，租界内各国各时期建筑风格的包罗万象，以及当时民众对于西化、洋化、近现代化并无二致的接受心态，以及市场求新求异的推波助澜，上海建筑形态呈现出比意大利更为花样杂呈的局面。这些也在公寓设计中客观的反映出来。即便如此，从众多案例的归类分析中还是可以依稀找到其中的类型差别和发展线索，尤其是近现代居住模式的特征。在户型布局和单元组合方面既有与欧美公寓类似的常见情况，也有源于当时本土生活方式和社会条件的特别案例，表现出公寓设计在概念和手段上的诸多不均衡。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公房和公寓大楼

　　事实上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上海公寓因为战局动荡已经没有可能继续沿着小众化的方向继续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系统全面转向社会主义更加明确了这一状况。一方面，原本的中产阶级和所谓上流社会一夜之间被打倒，他们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体验被扣之以“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帽子遭到了新社会的唾弃。小众化设计的社会基础分崩离析，再也没有合适的土壤以供培育。另一方面，原本从事一线设计的建筑界活跃人物因为政见不同分道扬镳，其中一些离开上海去往港台或海外，而留在国内的建筑师则大多进入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默默无闻的履行自己的专业职责。“悄无声息”恐怕是对建国初期因政治震荡设计活动停滞的最好描述。无论如何，百废待兴的社会状况督促政府尽快给出指导路线。根据当时政治体制上的关联性和经济上的现实压力，更重要的是急需从政府管理部门到专业技术人员的执行经验，苏联作为最早建立且最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实例，成为唯一可参照的指路明灯。不过受限于低下的工业和建设水平以及捉襟见肘的经济条件，对于具体的住宅建设而言，向苏联学习并非是（也没有可能）直接做类型上的套用，而主要是在政策和“原则”层面上进行。一方面依照国家工业化的指导方针，生活方面的保障需要给生产建设让路。“生产第一、生活第二”的原则从根本上决定了后来数十年间住宅建设在国家建设中所饰演的配角角色。另一方面，依照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家庭与公共生活关系的理解，以及对无产阶级社会需求的认识，“集体化”成为理所当然得到赞赏和提倡推广的模式。其中不仅对人们日常起居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出要求，同时也对规划和建筑如何作为物化的保障做出相应的规定。这成为衡量居住建筑类型和形式的无形准绳。同时，为了倡导工业化设计与施工，以及控制造价和提高使用效率，住宅建设开始使用统一的标准化设计，每年由市级政府部门统一提供1~3种标准平面。当然，住宅作为生活耐用消费品必须根据按需分配的原则统一生产和供给，符合计划经济体系的基本运行逻辑。这是另一项对住宅设计和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其维系时间之长大大超过前述两项。上海到20世纪90年代末仍在孜孜不倦的绘制2000年住宅标准，这恐怕对现在大多数年轻设计人员以及建筑专业的学生而言都是很难理解的。另外，有必要对当时提出的“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这一设计原则（《坚决降低非生产性建筑标准》，1955）略作补充说明。“适用”可以理解为符合使用要求或供求匹配的前提下（对于政府计划而言）对多余或补充细节的限制。“经济”即不可浪费，除了是对建设投资控制的提示，还暗含了对设计方案应注重使用实效的鼓励。“美观”显然是与形式有关，不过这里不单是指建筑外观样式的直观视觉感受，还包括建筑内部由空间、尺度带来的间接场所体验。“在可能的条件下”其实意指除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通常情况下不作相关考虑。这三方面的原则其实互为补充的阐明非生产性建筑应作为“生活必需品”加以克制和节俭的对待。这虽然是来源于对苏联国家建设的理论和经验总结，但是国内的情况使这一指导方针变得更为苛刻和束缚。如果标准定型设计图纸是在操作层面对住宅设计的运作和规范做出限定的话，那么“三原则”则是在美感和居住体验层面对设计基调和品质方面做出了相应约束。1949年以后上海居住建筑设计与建设活动就是以上述政策原则为背景，关于住宅样式的纷争和极端现象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线索或依据。当然，公寓从小众类型向社会化的跳跃式转变也在范畴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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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要认识一个城市，可以从各个方面加以研究，比如商业建设、交通节点、公共设施等，但是对于真正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来说，最能够形成某个城市印象的，恐怕应该还是居住建筑。居住建筑不仅在城市中所占面积比例最大，也是最为基础的部分，往往最能切实地反映出某个城市建筑活动的基本条件和状况。

　　本书在研究思路上作了两个尝试。其一是“基于相似性的比较”。这里可能要借助个人体验来做个类比。长期在上海和东京两地生活，常常会有这样的困惑：两个城市存在不同似乎毫无疑问，但要被问起到底有何不同或者为什么不同，往往只能从零星的印象上回答，很难给出精确完整的描述。甚至可能一拍脑袋，“因为土地所有方式不同”“发达程度不同”等等。另一个疑问可能更令人纠结：假设上海最终和东京同样发达，土地所有方式也类似（当然这种假设本身就不成立或毫无意义），两者在建筑现象上就一样了吗？问题虽然莫名，答案倒不难给出。两者的不同点确实到了一定的数量级，以至于不可能依靠几个要素的一致就能获得外在形态的靠近。然而，问题的答案也不会真的只剩下因为不同，所以不同。仔细想想此处的不同，其实有共性的差别和个性的特征两层含义。本书主要集中在前者的讨论上，既有寻找区别依据之意也有定位程度高低的企图。直白些来讲，就是在试图谈论某种互相的参照性。另外，比较会带来某些意想不

　　到的启发性其本身也很有吸引力。

　　其二是“超越类型的影响”。重新回到居住反映城市建筑活动的基本条件和状况这一话题，还是以上海和东京为例。一方面，对于在两个城市都有居住经历的人们，通过其中任何一个居住区域都可以感受到两地明显的差异，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差别，会通过建筑活动，以一种最直接的自下而上的状态反映在居住形态上。另一方面，对于走马观花的旅行者来说，认识上海和东京往往只是通过旅游指南上那些城市名片地区——例如上海的外滩、南京路、淮海路或者东京的银座、新宿、涩谷，来得到关于两者的基本印象。如果只是借助城市中心商业区来感受两个城市的差异，总觉得似是而非，不怎么说得清楚。可能对于大型商业建筑单体本身来说，自上而下的全球化标准模式使得它们在操作方式上并没有很大区别。那么我们真切感受到的两个城市商业中心之间的差别到底来自何处呢？简单来说，第一是观念层面上，它们必然受到所在城市“建筑活动的基本条件和状况”下某种集体潜意识的影响或制约；第二是物理层面，

　　这些商业中心的形成不可避免地来自与周边居住环境的互动，这些互动的痕迹在很多地方都清晰可辨。因此在一个城市中，不论是对于显见的居住建筑还是各式各样的“非居住”的公共建筑，“居住”作为地方化身体感受性的重要部分，对它们的烙印是最基础、最广泛或许也是最深刻的。

　　如此看来，对于居住主题的讨论可能会自然而然地超越自身类型的边界，触及诸如体制指引、地方文化、建筑观念和形式趣味等更大的命题。More than Living 也可以理解成“不仅仅是关于居住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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