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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华语世界中华花道”教父”黄永川, 对中国古代插花艺术的两部最经典著作《瓶史》《瓶花谱》进行讲读解析,并遵循明代瓶花插作原则实际插作示范,完成超值精美画册《瓶花别册》!真正中国式插花之正宗,真正中国式"一日一花"!自然与人文的交汇,清雅深稳的呈现!
内容简介
插花艺术在中国历史上原是重要的生活艺术之一,但历来从事者多,研究者少,因此明代人说:“幽栖逸事,瓶花特难解,解之者,亿不得一。”明代以后,尤其万历以降,研究渐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张谦德的《瓶花谱》与袁宏道的《瓶史》,这也成为中国古代插花艺术的两部最经典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既是对前代中国人对插花艺术的总结之作,更是反映明代文人插花的“圣经”式著作。
书中所示例的实际插作,都是遵循明代瓶花插作原则的文人花。瓶中供花,在文人看来,是幽栖逸事,也关系着文人性情之雅俗高下的学问。即使是最难解的瓶花,在一定的学养和才情之外,通过不断地反省、实践、插作,融入、内化成生活哲学、生命价值,作品自然而然会流露出文人气质,从而为现代文人花做出新的诠释。如何插好一件文人花,是学习者所关心的问题,其实它最终是自然生态与人文情思如何互动的问题。
作者简介
黄永川,台湾嘉义人,一九四四年生,先后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及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一九七九年考取公费留学英国大英博物馆,从事博物馆学及美术史之专题研究,除擅长美术文物史及国画创作外,兼治中国插花艺术史论。
黄氏曾任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中华花艺文教基金会创办人,现任董事长,兼任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研究所及台湾艺术大学教授,中华海峡两岸文化资产交流促进会名誉理事长。著有《六朝时代新兴美术之研究》《善业泥造像之研究》《黄永川作品集》《黄永川书画集》等书。
插花为中国传统生活艺术,影响日韩甚深,却被国人所忽略。黄氏深感于此道之重要,潜心研究,史论与技术并行,先后著有《中国古代插花艺术》《中国古典节序插花》《中国茶花之道》《中国插花艺术》《瓶史解析》《瓶花谱解析》《采芹斋花论》等书,部分被选译为英日文等传世。
内页插图
《浮光掠影: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图景》 一部深入剖析二十世纪中国知识群体精神脉络的史诗级著作 本书并非仅仅罗列历史事件或学说,而是致力于在宏大历史背景下,立体勾勒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那段复杂、矛盾而又充满生命力的心灵世界。它以细腻的笔触和严谨的考据,带领读者潜入那段风云变幻的年代,去倾听、去感受那些引领时代思潮者的内心深处的挣扎与抉择。 第一部分:旧梦的坍塌与新思的萌芽(约1890s - 1919) 本卷聚焦于“开眼看世界”的初始阶段。我们不再满足于描述洋务运动或戊戌变法的表层,而是深入探究传统士大夫在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的认知危机。 “格物致知”的异化: 探讨儒家传统知识体系如何从立身之本,逐渐演变为束缚进步的枷锁。书中细致分析了早期留学生群体,如恭亲王幕府后的翻译家们,他们引进西方科技知识时,内心如何进行痛苦的文化转译,以及这种转译过程中产生的“似是而非”的理解偏差。 “救亡图存”的焦虑谱系: 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分化被置于显微镜下。梁启超的激进与康有为的保守,其深层动力并非简单的政治路线之争,而是对“中国之根基”应如何重塑的根本分歧。我们关注那些被主流叙事忽略的中间力量——那些试图在儒家伦理框架内修补现代性的“温和改良派”,他们的失败,恰恰揭示了时代变革的彻底性。 文学革命的底色: 新文学的兴起,不仅是语言工具的更替,更是一场对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命感的新诠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争论,核心在于知识分子的身份如何从“经世济民的儒者”转变为“启蒙大众的导师”。书中通过分析彼时文人私人信件和日记,还原了他们面对“白话文是否会使国民素质下降”时的真实忧虑。 第二部分:理想的熔炉与个体的淬炼(约1920 - 1937) 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面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承诺,进入了高密度的思想实验阶段。本书将重点审视他们如何在多元思潮的冲击下,塑造自身的价值体系和生活美学。 大学教授群体的职业伦理: 详细描摹了蔡元培时代的北大精神,但焦点在于,当知识分子的身份与政治活动开始深度耦合时,他们的学术独立性面临的挑战。书中对比了文科与理科教授在国家危机面前的不同反应,特别是关于“教授是否应参与街头运动”的激烈辩论,揭示了知识分子职业操守的内在张力。 “人的文学”与“大众的文学”之辩: 鲁迅、周作人等人的论战,表面上是文学流派之争,实质上是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与“人民”关系的哲学探讨。他们如何处理自身的精英身份与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之间的鸿沟?本书剖析了这种张力如何转化为作品中深刻的批判性与内在的疏离感。 乡土中国的重访与幻灭: 五四理想的局限性,促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广袤的农村。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是知识分子试图回归“本土经验”的壮举。然而,这种回归并非坦途,而是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浪漫化与现实残酷性的碰撞。书中探讨了他们如何理解和记录农民的智慧,以及最终因体制性障碍而产生的深刻的无力感。 第三部分:战火中的坚守与流散(约1937 - 1949) 战争的洗礼,对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进行了最严峻的考验。他们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历史洪流中无法逃避的参与者或受难者。 西南联大的“铁三角”与精神的庇护所: 联大现象,不仅是教育史上的奇迹,更是知识分子在极端困境下对学术精神和人格尊严的集体守护。本书深入分析了在物质极度匮乏、外部政治压力巨大的环境下,冯友兰、闻一多、吴有训等如何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构建起一个拒绝犬儒主义的道德共同体。这是一种基于良知和专业的“隐性抵抗”。 沦陷区的“沉默的抵抗”与“合作的悖论”: 对于那些留在日据区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生存选择构成了最沉重的伦理困境。本书避免简单的道德审判,而是细致考察了不同知识群体在“保全文化遗产”与“不与政权合作”之间的微妙平衡。例如,那些在日伪机构中担任翻译或职员的学者,他们如何在不暴露核心思想的前提下,利用体制的缝隙保护青年学子和学术资料。 解放区知识分子的“改造”与“新生”: 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大批知识分子面临着全新的意识形态要求。本书细致梳理了延安整风运动后,知识分子对自身“小资情调”和“脱离群众”的反思过程。这是一种主动的自我批判,同时也是一种必须适应新政治环境的内在重塑。我们关注他们在理论学习和体力劳动中的心理波动,他们如何学习用“人民的语言”来阐述学问。 结论:未竟的遗产与未来的回响 全书最后总结了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在历史进程中的集体特征:他们是历史的承担者,是民族情感的放大器,也是现代性探寻的先驱。他们的贡献与局限性,共同构筑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底色。本书旨在让读者理解,知识分子的“文人”身份,从来不是一个轻松的标签,而是背负着民族命运的沉重承诺。他们的每一步探索、每一次妥协与坚持,都值得我们以历史的深度去重新审视和铭记。
从主题的立意上看,这本书触及了一些非常宏大且永恒的议题,比如时间流逝、记忆的不可靠性,以及个体在宏大历史背景下的渺小与抗争。这些沉重的主题,在作者的处理下,并没有让人感到压抑,反而有一种历经沧桑后的豁达感。他没有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将选择权和思考的空间留给了读者。我尤其喜欢书中对于“遗忘”这一主题的探讨,它不是简单地被动失去,而是一种主动的、带有仪式感的保存或放手。这种深刻的哲学思辨,使得这本书的价值远远超越了文学范畴,更像是一部关于生命哲学的导读。每当我合上书本,内心深处都会泛起一股宁静的力量,仿佛经过了一场洗礼,对世界和自身的认知都得到了微妙的提升,非常值得细细品味,反复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