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美国，日本只服苏联，为什么？被打服的！
　　要打就要打疼它！
　　作品点击量过亿，著名军事畅销作家关河五十州，
　　继《一寸河山一寸血》《战神粟裕》《虎部队》之后重磅作品！
　　关东军与苏联红军战力大对决全记录！
　　近百幅珍稀历史图片，走入真实战场！
　　深刻影响了“二战”命运的生死相搏！
　　
　　海报：
　　

内容简介

　　关东军，一个臭名昭著的名字。在“九一八”冒险军事行动中，这支部队吃尽了甜头，也由此被视作日本陆军的精锐，所谓“皇军之花”。但是在二战前夕，关东军在与苏联红军的战役对决中，却暴露了自身的严重缺陷，乃至到二战后期被苏联红军犁庭扫穴完全击溃。而苏联红军和关东军的对决，也深刻影响了二战的走向。本书首次将关东军与苏联红军的历次战役进行了全景式描写，对双方战役指挥、指挥官及士兵素质、情报运用、武器配置及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对比，并配以近百幅珍贵历史图片，将人们真实带入那硝烟弥漫的二战战场。

作者简介

　　关河五十州，原名赵劲，畅销军事纪实文学作家，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颇深，代表作有《虎部队：国民党抗日王牌七十四军》《战神粟裕》《地狱绝杀：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一寸河山一寸血》《铁血雄兵川军团》《战争从未如此热血》等，在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拥有粉丝无数。

内页插图

第一章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001
第二章卖金的撞着了买金的 //029
第三章距离不是产生美 //057
第四章凑够一撮人马上走 //083
第五章从堤坝里喷涌而出的怪兽 //109
第六章知道什么是幸福吗 //139
第七章不幸的穿越 //169
第八章还能活多久 //193
第九章玉碎还是散花 //219
第十章时事如棋局局新 //263
第十一章反其道而行之 //297
第十二章打蛇打七寸 //329

精彩书摘

　　最后一道关
　　针对“稻田计划”，各部门开始坐下来进行商谈。外务大臣（外相）宇垣一成首先表示反对，他顾虑的主要是国际形势，觉得边境纠纷终究还得靠双边谈判来解决。
　　军部向来是擦屁股时才会想到外务省，所以宇垣的想法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接下来一个人的意见却不得不姑且一听。
　　这个人是海军大臣（海相）米内光政。米内担心，武汉会战在即，长江上的登陆作战需要大批军舰护卫，以保证武器和兵员的运输，到时大部分小型舰艇都要拿去使用，万一再同苏联开战，海军将无法确保图们江及朝鲜海峡的交通安全。
　　海相的不同意见很快就被稻田给顶了回去：放心，苏联不会动手，我们陆军正是要取得苏联不动手的确证，所以才要打这一仗，你们海军就放一百个心吧。
　　这一似是而非的说法很难让米内信服，但军部这些人却都很听得进去。
　　据史学家研究，武汉会战前，正是日本战时经济得以顺利维持的顶峰，也就是说，战争消耗和生产力水平恰好维持住了平衡，这也是稻田的理论能够在军部大行其道的一个重要物质条件。
　　眼看作战命令即将下达，只剩最后一道关了。
　　这道关本来不过是一个形式主义的过场，让军部意想不到的是，到头来它却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难关。
　　在张鼓峰行使武力，以及进行必要的动员，必须取得裕仁天皇的准许。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是裕仁的叔叔，关系自然非同一般，他预先进宫跟裕仁打了个招呼：“必须以武力夺取那个有争议的地区（张鼓峰）。”
　　见裕仁没反应，载仁察言观色，赶紧补上一句：“陛下如不批准，当然不能行动。”
　　裕仁回头召见了自己的心腹、内大臣汤浅仓平，问他怎么看，汤浅直言不讳：“从大局来看，目前不应同苏联交战。”
　　裕仁沉吟半晌，忽然问：“即使我不同意，他们（军部）仍要独断专行，怎么办？”
　　汤浅的回答是：“如果任由他们独断专行，今后就无法控制陆军了。若引起对苏战争，不知日本的命运将会如何，实在令人担忧。”
　　裕仁恨恨地说：“大概不到这种地步，陆军是不会醒悟的。”
　　元老西园寺公望听到这番宫中对话后，显得很是忧虑。因为此时裕仁已挂着陆军大元帅的头衔，陆军全是他的部下，现在眼看着部下可能将国家拖入危险境地，他自己却摆出一副瞧热闹的旁观者姿态，实在是不负责任。
　　西园寺对他的秘书说：“陛下的看法似乎很不对头。对陛下来说，眼下需要的是坚决不予批准。万一对苏联使用武力而引起战争的话，近卫首相也负有责任，他最好辞职！”
　　西园寺是三朝重臣，从裕仁的爷爷明治天皇开始，就享誉朝野，虽已不当政，但他的话对裕仁和近卫内阁多少都有一些影响力，所以当陆军大臣（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代表军部正式进宫请示时，裕仁不予接见。
　　裕仁之所以拒绝接见，除了有汤浅和西园寺相谏的原因外，实际上他还想借这个机会摆摆架子，给给脸子，因为裕仁虽自恃陆军大元帅、军队统帅大权的掌握者，但在一些具体环节上，却常常被陆军绕开。他认为自己受到了陆军的漠视，内心感到很是恼怒，一有机会就想给军部大臣穿小鞋，以便让这些人更加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裕仁没有露脸，露脸的是侍从武官长，他传达了天皇的旨意：“如果你们是请求允许行使武力，朕不想批准，也不必为此觐见。”
　　一听这话，板垣和载仁都愣住了。
　　1938年7月20日，经过板垣等人的再三恳求，天皇心里舒服了，这才答应接见。
　　见面时，裕仁当场问道：“这件事同有关大臣联系过了吗？”
　　板垣顺口答道：“外务大臣、海军大臣都表示赞成。”
　　板垣是在扯谎，不幸的是天皇还知道他在扯谎。裕仁看上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坐在家里，一副痴痴呆呆的样，其实骨子里是个精到内伤的人。他早就征询过外相和海相的态度，知道那二位都不同意在张鼓峰行使武力，于是大为震怒，他声色俱厉地斥责道：“陆军的做法根本不像话！”
　　板垣、载仁一听就知道露了馅，顿时尴尬到无地自容。裕仁仍然不依不饶地进行数落：“陆军不是第一次这样了，‘满洲事变’的柳条沟（指九一八事变）也好，这件事件开头的卢沟桥（指七七事变）的做法也好，都完全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在当地独断专行，甚至多次使用卑劣的手法，这是朕的军队所不应该的……”
　　裕仁摆出陈年老账，并不是说他当初不想发动侵华战争，或者真的大权旁落了。其实所谓统帅权，始终都在他手里牢牢攥着，只是他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得失来作出决定，有时故意放松，有时又格外收紧，比如“九一八”前，裕仁明明知道关东军“独断专行”的气氛，但他想从中渔利，便故意放松统帅权。到七七事变也一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陆军的“独断专行”，恰恰是裕仁故意纵容的结果。
　　如今他又像祥林嫂一般的婆婆妈妈，无非是因为侵华战争搁浅在了那里，让他左右为难，只有摆脱自己在其中的干系，才能继续显示出天皇的永远英明。
　　裕仁最后扔下话来：“今后没有朕的命令，一兵一卒也不许动用。”
　　板垣和载仁听得虚汗直冒，十分惶恐，退出后两人便表示了辞职之意。
　　军部大臣举足轻重，可不是一般角色。参谋本部满腹委屈地嘟哝：“如果大元帅陛下对陆军不信任的话……”
　　陆军省方面，则由首相近卫文麿居间进行调停。侍从武官长也在宫里劝裕仁：“希望陛下对军部大臣以温言相加。”
　　见戏的确演得有些过了，裕仁又重新换上了一副新的脸孔，对板垣和载仁进行挽留。
　　经过这番折腾，“稻田计划”算是彻底夭折了。军部声明：“对张鼓峰中止行使武力，着重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相关命令随即传至第19师团。第19师团枕戈待旦，盼星星盼月亮，结果盼来的却是取消作战命令，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恼火透了。
　　坏人也要坏到不像人
　　尾高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这一期在士官学校的历史上被称为“荣耀的第十六期”，日本陆军中的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都是尾高的同学。
　　有这样显赫的学历背景，尾高向来自命不凡，动不动就喊打喊杀，只可惜他分在了第19师团，有那心也没那机会。
　　同属“朝鲜军”，第20师团早在九一八事变时就进入了东北，此后一直在中国关内作战，第19师团不一样，它有一个固定任务，那就是一旦日苏正式开战，就必须出兵攻占海参崴。因为负有这一特殊使命，第19师团不得不整天待在家里，眼睛一眨不眨地死盯着苏联，等于哪也去不了。
　　日苏什么时候开战呢？鬼才知道。第19师团自成立后，一次都没有出动过。尾高上任后，也始终看不到和冈村等人并驾齐驱的可能，他常对此抱怨不已，多次请求“朝鲜军”司令部给予第19师团出兵的机会，以便增加师团的“光荣传统”。
　　现在机会终于上了门，可是突然又失之交臂，能不让人打心眼里感到郁闷吗？
　　当年的日本陆军将校里，像尾高这样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还有很多，由于实在找不到“立功”的机会，他们甚至不得不铤而走险。
　　比如一个叫长勇的家伙，曾是参谋本部的参谋。1931年10月，参谋本部的一批少壮军官阴谋发动政变，建立军人内阁。长勇赫然就在其中，他不仅是指挥者之一，预设的军人内阁里还有他的席位，乃“警视厅总监”。
　　政变不幸中途流产，沦落为“十月事件”，长勇受到审查，并被从参谋本部驱逐出去，下放到了部队。
　　又如田中隆吉，没他煽风点火，“一·二八”淞沪会战恐怕还打不起来。那时田中是驻上海的副武官，为了给陆军找到出兵上海的借口，他不惜使出各种下三滥手段，什么打伤自家的日本僧人，焚烧工厂，无所不为。之后的绥远战役，在满蒙军背后摇头晃脑、指手画脚的也是这位仁兄。
　　长勇、田中都在第19师团，前者为步兵联队长，后者为山炮兵联队长。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名叫佐藤幸德的联队长，最受尾高信任和器重，而且同样属于冲动型。
　　可以这样说，第19师团就是日本军人中不得志者和冒险家的乐园。这群渣渣聚一堆，就跟干柴似的，全仰着脖子等火星上身呢。
　　如果军部高层铁板一块，纵使他们等到心焦掉也无济于事，问题在于，军部根本就不是一块铁板。
　　主张息事宁人的主要是板垣征四郎、载仁这些军队高层，所谓“既得利益者”，做什么都瞻前顾后，现在既遭天皇斥责，差点丢掉乌纱帽，也就不愿再去冒险了。稻田等处于中低层的少壮派可不一样，对他们来说，冒险就有机会，不冒险就一点机会没有。
　　稻田改变不了高层的决定，但没人能堵得了他的一张嘴。他一直在背后唠唠叨叨，闲话一大堆，其主旨自然还是论证作战有理。
　　论据之一，不打仗还能成名，此事古难全。第19师团长驻朝鲜，缺少实战经验，正好利用这次机会，让第19师团接受锻炼，从而一夜成名，把它打造成对苏作战的第一兵团。
　　论据之二，好人要好到不像人，坏人也要坏到不像人。不给苏军一点苦头吃吃，以后边境事件还会有增无减，而第19师团的将佐们正是“坏到不像人”，可以痛扁苏联老毛子的最佳人选，如果说他们还完不成对苏作战的任务，日军里面就再也找不出更合适的了。
　　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所以稻田的“坏”不是指缺点，而是优点。别人说尾高鲁莽，稻田就说他大胆果断，敢作敢当，乃最可贵的“纯武人性格”。对尾高以下的长勇、田中、佐藤，稻田也是赞不绝口，称为豪气干云。
　　稻田的言论是朝着高层发的，可惜上面不屑一顾。比如板垣，当初就是靠策划“九一八”冒险上位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比较能看穿稻田等人的用心，无非“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想靠冒险一夜走红而已。
　　板垣属于过来人，持的就是过来人心态：你们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你们得明白一个道理，钻石恒久远，多了不值钱，第一个冒险成功了，不等于第二个、第三个就能复制成功。
　　稻田的话触动不了高层，然而当传到第19师团耳朵里时，效果却完全两样。
　　参谋本部有一个作战参谋到张鼓峰视察，把前后经过，特别是稻田对作战的支持，一五一十地透露给了尾高。尾高如遇知音，腰杆一下子硬了起来。
　　按照“朝鲜军”中村司令官的命令，第19师团主力应于7月28日前返回原驻地朝鲜罗南，尾高却迟迟不愿回撤，一直拖到7月29日，实在拖不下去了，他才被迫下令撤兵。
　　主力走了，就连师团部也回了罗南，只有作为师团长的尾高还留在最初部署的位置上，仿佛在等待着什么意外发生似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这天早上，尾高突然接到侦察报告，约有十名苏联兵开始在沙草峰南面构筑工事。
　　沙草峰是位于张鼓峰以北两公里的一座隆起山峰，高度尚不及张鼓峰，但张鼓峰属于“界限不明地区”，沙草峰则是苏方承认的“满洲国”领土。
　　尾高眼前一亮，立刻来了精神：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干它！
　　最佳人选
　　应该说，如果不是肃杀，朱可夫还不一定能得到如此重用。
　　第一代红军领导层中名将太多了，完全可以用灿若繁星来形容，不说加伦，即便是朱可夫曾经的顶头上司乌鲍列维奇，也十分了得，此人被誉为“二战”前苏联最优秀的军区司令员。显然，从资历到实战经验，无论他们中的谁，都比朱可夫更有资格担任前线总指挥。
　　正因为这些更有资格的人都挂了，朱可夫才会成为斯大林的最佳人选。
　　朱可夫出身骑兵，是布琼尼元帅的得力助手和下属。到肃杀结束，五大元帅杀了三个，留了两个，留下的这两个，一为伏罗希洛夫，一为布琼尼，二位同属于苏联国内战争时第一骑兵军的将领，而第一骑兵军称得上是苏联的精锐部队。
　　顺着布琼尼这条线，朱可夫在政治上首先达到了“及格线”，这也是朱可夫能够保住项上人头的重要前提之一。
　　除此之外，就得有点真本事。朱可夫从骑兵排长做到骑兵军长，有着指挥机动作战的丰富经验，同时指挥军区演习的经历，又使他初步具备了调度大兵团的那种宏阔眼光。
　　还有一点也可能是苏联高层予以考虑的因素。那就是抗战爆发后，朱可夫曾作为军事顾问援华，尽管他当时只是在技术问题上为中国军队提供咨询，并未参与具体作战计划的制订，但多少积累了一些对日军的认识和作战经验，如今在诺门罕战场上正用得上。
　　1939年6月5日晨，朱可夫乘飞机抵达蒙古，重点是研究驻蒙古的第57特别军在诺门罕战役中的指挥得失。
　　让他想不到的是，第57特别军司令部竟然设在距离诺门罕前线120公里之外！
　　朱可夫十分吃惊，接着他来到特别军司令部，见到了军长费克连科等人，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费克连科至今未到前线去过，什么都一问三不知。
　　军参谋长库谢夫向朱可夫报告了局势，朱可夫一听，就知道这位军参谋长也一样没到过前线，不了解诺门罕战场的真实情况。
　　朱可夫调查下来，在军司令部的高层指挥人员中，只有军政委尼基舍夫去过事发现场。
　　朱可夫怒不可遏：你们这算打的什么仗，为什么不把军指挥所设在前线？
　　见朱可夫发了火，费克连科很是慌张，结结巴巴地辩解说，不是他不愿意到前方指挥，是因为那里找不到构筑指挥所的木料。
　　如此荒谬的解释，对于以性格火暴著称的朱可夫来说，只能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他扔下费克连科等人，气冲冲地赶到哈拉哈河东岸，亲自对诺门罕战场进行了考察。
　　经过实地考察以及对苏蒙军前线官兵的询问，朱可夫确认，刚刚过去的战役绝不是普通的边境冲突，而且正如伏罗希洛夫所说，日军没有被打服，在退出742高地后，一定还会再次发起“严重的军事冒险”，而以第57特别军现有的精神状态和实力根本无法取胜。
　　1939年6月8日，朱可夫向伏罗希洛夫递交了自己的调查报告，提出了对局势的判断分析以及进一步行动计划。报告当天便得到答复，费克连科因“丧失战斗意志”被撤职，朱可夫兼任第57特别军军长。
　　朱可夫走马上任后，军指挥所立即被移至哈拉哈河西岸，第57特别军迅速占领了河东的所有要点，开始昼夜不停地构筑永久性工事。
　　兵派上去容易，关键是还得吃饭饮水。朱可夫在前线考察时注意到，诺门罕战场附近是一片广阔的不毛之地，无法就地征用物资，从武器、弹药、燃料，到所有粮食用水，都必须从外地运过去，如此就牵涉到一个兵站运输的问题。
　　在朱可夫的要求下，苏联开始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向博尔集亚火车站大量运送作战物资。最初是几列军列为一批，每隔一定时间便开往博尔集亚，之后，时间间隔变得越来越短，军列也越来越密集，有时甚至多达三十列军列为一批。
　　货物卸在博尔集亚，还得继续运到诺门罕，中间没有铁路，由此又给朱可夫出了个大难题。
　　对朱可夫是难题，对日军则是武器。
　　1939年6月10日，按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诺门罕地区的日军地空部队全部撤回了原驻地。日军的撤退不是要将诺门罕拱手相让，而是认为诺门罕的地形将自动绑住朱可夫的手脚。
　　按照日本陆军的兵站常识，当使用大兵团作战时，陆地兵站线的长度一般不得超过两百至两百五十公里，而从博尔集亚到诺门罕，兵站线长达七百五十公里。
　　以“两百至两百五十公里”为标准，辻政信判断苏军再怎么添加兵力，也没法集结和动用大兵团，相反，他相信日军能做到。
　　辻政信在地图上计算了一下，从海拉尔到诺门罕，不到两百公里，如果利用内蒙的白阿铁路，距离还要更短一些。
　　这下辻政信有把握了：日军可以出动大兵团，苏军至多只能供应中小兵团，以我的大兵团吃你的中小兵团，还会有困难吗？
　　日本驻苏大使馆武官土居明夫大佐回国述职，正巧在开往西伯利亚的列车上看到苏军增援部队，据他估计，起码有两个苏军的机械化师。
　　到达东北后，土居马上来到关东军司令部，向植田及其幕僚们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且连声嘱咐：“赶快让国内增援坦克和飞机，如果做不到，就只有引兵后退，求得妥协。”
　　植田听后默然无语，辻政信则在旁边一个劲地冷笑。他倒不是不相信土居的话，他是坚信自己的“兵站极限论”：兵站补给线是瓶颈啊，懂不懂？老毛子有再多的机械师，也通不过瓶颈，都得卡在那！
　　生怕土居回国传播这条消息，以致动摇了参谋本部及国内舆论的作战决心，辻政信过后把土居拉到另一个房间，带着威胁的口气恐吓他说：“像今天这样的软弱话，将危及土居君的生命，你回东京以后千万不要乱说，要不然当心那些少壮军官把你给宰喽。”
　　辻政信对前景自信满满：“这次作战，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苏联坦克抓到新京（即长春）来，举行庆祝胜利的阅兵式。”
　　辻政信摇着个鹅毛扇，不慌不忙，做闲庭信步状，让一向对他言听计从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好不欣赏。
　　关东军司令部由此制定了一个缩回拳头打人的策略，即先撤出诺门罕，然后找准时机，集中兵力给苏军以“分期分批地”严厉打击。
　　植田和辻政信都把对手估计得太低了，朱可夫也有标准，但不是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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