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操与物质利益：经济生活中合作的基础/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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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道德情操与物质利益：经济生活中合作的基础/当代世界学术名著》集合了多位跨学科专家，主编队伍中包括赫尔伯特·金蒂斯和萨缪·鲍尔斯等著名经济学家。本书运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包括博弈论、实验经济学、进化论、文化人类学、写作学和政策分析，分析了人类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合作的种种基础。

作者简介

　　赫尔伯特·金蒂斯，美国经济学家、行为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博士，Santa Fe Institute的教授。

目录

前 言
第一篇 引 言
1 道德情操与物质利益： 起源、证据与结果
第二篇 合作的行为生态学
2 灵长类动物群体中合作的演化
3 人类食物分享和合作的自然史：研究 综述和新的规范协商的多个体路径
4 高成本信号传递与合作行为
第三篇 强互惠的建模与检验
5 强互惠的经济学
6 构建强互惠模型
7 利他主义惩罚的演进
8 规范服从与强互惠
第四篇 互惠与社会政策
9 挤出互惠与集体行动的政策
10 互惠与福利国家
11 公平、互惠和工资刚性
12 互惠的逻辑：信任、集体行动和法
13 社会资本、道德情操与社区治理
译名对照表

前言/序言

　　行为科学历来存在两种有关合作的对立解 释。一种解释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倾向的， 将个人私利服从于群体需要的意愿视为人类本 质的组成部分。另一种解释则为经济学家和生 物学家所青睐，将合作看做自私的行动者为最 大化其长期个人物质利益而彼此互动的产物。 《道德情操与物质利益:经济生活中合作的基 础》则认为绝大多数人都不属于这两种类型。 相反，他们是有条件的合作者（conditional co- operators）和利他主义惩罚者（altruistic pun- ishers）。我们将这类人称为强互惠者（strong reciprocators），并证明了当社会群体内部存在 足够比例的强互惠者时，就能达成一定水平的 合作，然后我们讨论了这种现象在政治哲学和社会政策上的含义。
　　本书所提出的研究酝酿于1997年，最初的想法是受到恩斯特?费尔 （Ernst Fehr）及其苏黎世大学的同事的早期经验研究以及罗伯特?博伊德 （Robert Boyd）和彼得?里彻逊（Peter Richerson）所开创的文化演进的分 析模型的启示。1998年10月，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行为科学家们聚在马萨 诸塞大学，探讨了各种基本假设。我们从一些作者那里邀约了稿件，并于 2001年3月在圣达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重聚，以审查和交流我们 的研究结果。经过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修改和更新，再加上一些新约的稿 件，就构成了以下诸章的内容。
　　该研究的特色不仅在于其结论，而且也在于其方法。第一，我们根据 实验室控制下的实验数据和田野调查得来的数据来做出有关人类动机的判 断。第二，我们忽略了那些有碍发展出具有一般性意义的关于人类行为的 分析模型的学科畛域，从而得以融合经济学、人类学、演进生物学、人类 生物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见解。我们共享相同的博弈论术语和具有 一致性的行为方法论，从而得以在分析的层面上将这些学科结合起来。
　　对那些参与了我们的研讨会而其文章没有被收入本文集的学者，我们 表示感谢。他们包括莱达?科斯米迪（Leda Cosmides）、乔舒亚?爱泼斯坦 （Joshua Epstein）、史蒂夫?弗兰克（Steve Frank）、乔尔?古特曼（Joel Guttman）、凯文?麦凯布（Kevin McCabe）、阿瑟?罗布森（Arthur Rob- son）、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和 约翰?托比（John Tooby）。我们受益于约翰和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 会的慷慨资助与精神鼓励，这让我们得以构建这个关于规范和偏好的本质 与起源研究的网络组织，在五大洲的一些国家进行跨国的实验、收集和分 析数据的工作。我们还特别感谢肯?宾默尔（Ken Binmore），他参加了我 们的第一次会议，并鼓励我们将本书纳入他主持的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 版的系列丛书“经济学习与社会演进”。我们还要感谢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的高级编审伊丽莎白?莫瑞（Elizabeth Murry），她使本书得以完善并出 版。我们还向麦克阿瑟基金会主席阿黛尔?西蒙斯（Adele Simmons）表示 特别的感谢，她极力支持对人类行为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想法，并且坚持不 懈地努力将这一想法付诸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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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8年中国教辅类图书行业发展规模与行业企业发展状况分析报告》显示，至2015年中国图书出版品种将增至41.9万种，图书出版总印数将增至79.2亿册，报纸出版总印数将增至552.3亿份，期刊出版总印数将增至42.2亿册，人均年拥有图书数量将上升至5.8册/人，每千人拥有日报份数将达100.6份/千人，国民综合阅读率将提高至80.0%。这预示着图书行业需求将稳步增长，行业销售规模有望持续扩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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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一词最早出现于《史记·萧相国世家》，刘邦攻入咸阳时，“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这里的“图书”指的是地图和文书档案，它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图书是有区别。进一步探求“图书”一词的渊源，可追溯到《周易·上系辞》记载的“河出图、洛出书”这个典故上来，它反映了图画和文字的密切关系。虽然是神话传说，但却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字起源于图画。图画和文字确实是紧密相连的。古人称各种文字形态为“书体”，写字的方法为“书法”，“书”字还被作为动词，当“写”讲，如“罄竹难书”、“奋笔疾书”、“大书特书”等等。以后，“书”便进一步被引申为一切文字记录。如“书信”、“文书”“刑书”、“诏书”、“盟书”等等。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于图书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到了今天，人们已经不再把一切文字记录都称作“书”了。例如文书、书信、诏书、盟书，虽然都带有“书”字，但已不包括在图书的范围之内。古文记载，其内容多是记事性质的，如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其作用主要是为帮助记忆，以便需要时检查参考，其性质相当于后世的档案。以后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这些记录的材料可以改变成总结经验、传授知识的工具。于是便出现了专为传授知识、供人阅读的著作。这样，图书一词便取得了较新而又较窄的意义。到后来，凡不以传播经验、传授知识、供人阅读为目的的文字记录就不算图书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运用文字来宣传思想，传播知识，同时也逐步地形成了一套书籍制度，而处理日常事务的文件又形成了一套文书制度。于是，图书与档案就逐渐被区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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