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夫卡为20世纪初叶重要的德语作家，与乔伊斯、布鲁斯特等同为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长篇小说《城堡》、《诉讼》及中篇小说《变形记》等为他赢得了世界范围的广泛、不朽的声誉。
　　《卡夫卡全集（插图本套装1-9卷）》由知名学者、翻译家叶廷芳主编，译者有张荣昌、章国锋、赵蓉恒、卢永华、黎奇等，均为德语翻译界卓有建树的翻译家。
　　《卡夫卡全集（插图本套装1-9卷）》从国外有关书籍中遴选图片392幅，作为插图，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内容简介

　　《卡夫卡全集（插图本套装1-9卷）》共9卷，由知名学者、德语翻译家叶廷芳先生主编。全书创作部分主要依据卡夫卡生前好友马克斯·勃罗德的版本编纂的，而略作调整；书信则依据近年发现的资料作了较大补充。第一卷为短篇小说，根据保尔·拉贝《卡夫卡短篇小说集》和马克斯·勃罗德《乡村婚事》重编。第二卷收录两部长篇小说《失踪者》和《诉讼》。第三卷收录长篇小说《城堡》。第四卷收录随笔、残篇以及谈话录，随笔包括卡夫卡留下的八个八开本笔记本，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第五卷为卡夫卡日记，末附作者的几个旅游日记。第六、第七两卷为书信集，第六卷收录的是除情书和家书以外所有1900－1921年之间致友人的书信；第七卷收录1922－1924年之间致友人的书信，其余为家书，末附卡夫卡写于1919年而最终并为寄出的知名长信《致父亲》。第八卷收录情书。卡夫卡所写情书数量之多，在现代大作家中实属罕见，约占卡夫卡全部文字的一半左右，而先后给两个热恋对象写的情书又占了其中一半以上。本卷主要为卡夫卡致与之两次订婚、又两次退婚的菲莉斯·鲍威尔的情书。第九卷一部分仍为卡夫卡致菲莉斯·鲍威尔的情书，另一部分为致有夫之妇密伦娜的情书。
　　《卡夫卡全集（插图本套装1-9卷）》译者有张荣昌、章国锋、赵蓉恒、卢永华、黎奇等，均为德语翻译界卓有建树的翻译家。
　　上世纪90年代，《卡夫卡全集（插图本套装1-9卷）》曾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此次再版，我们依照现行规范改换了个别文字，并从国外有关书籍中遴选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图片资料392幅，以作较大补充，其他未作更动。

作者简介

　　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 –1924），20世纪初叶最重要的德语作家，与乔伊斯、布鲁斯特等同为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长篇小说《城堡》、《诉讼》及中篇小说《变形记》等为他赢得了世界范围的广泛、不朽的声誉。卡夫卡出生于奥匈帝国晚季的布拉格，父亲是靠勤劳获致中产阶层的犹太商人，个性刚毅、严酷，这一特定的时代和家庭环境在卡夫卡的个性和创作中打下鲜明的烙印：奥匈帝国的专制主义与欧洲现代潮流的悖逆，犹太民族的无家可归与受歧视、受压抑的处境，以及父亲家长制的威权，这一切都导致卡夫卡对现实世界的陌生感和异己感，他在自己的生命中深切地感受到黑格尔、克尔凯戈尔哲学中所指出的现实世界的“异化”，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完整地反映了出来。卡夫卡曾三次订婚而又三次解除婚约，一生又曾与多个女性发生恋爱。凡此种种一波三折、优柔寡断的情感经历，亦在他的小说、书信、日记中留下了印记。
　　卡夫卡作品所描写的对象多为底层不知姓名的人物，他们深受帝国官僚体制的挤压，内心充满孤独、恐惧、迷惘与不安，情节多支离破碎，从中折射出帝国末季的社会矛盾及众生世相，成为那个时代的典范之作。卡夫卡的作品除几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外，还有大量幻想故事、隐喻性寓言、杂感性随笔、哲理性箴言，并留下大量的书信、日记。

第一卷短篇小说洪天富叶廷芳译
第二卷长篇小说《失踪者》《诉讼》张荣昌章国锋译
第三卷长篇小说《城堡》赵蓉恒译
第四卷随笔*谈话录黎奇赵登荣译
第五卷日记（1910-1923）孙龙生译
第六卷书信（1900-1921）叶廷芳黎奇
赵乾龙谢建文何敏译
第七卷书信（1922-1924）叶廷芳黎奇谢建文译
家书王建政张荣昌黎奇译
第八卷致菲莉斯情书（I）卢永华等　译叶廷芳校
第九卷致菲莉斯情书（II）卢永华等　译叶廷芳校
致密伦娜情书叶廷芳黎奇译

精彩书摘

　　不过，这不再是昔日那种轻松活泼的闲谈，已往每逢格里高尔在小小的旅店房间里不得不疲惫不堪地钻进潮湿的被窝里时便常常怀着几分渴念想到那样的情景。他们现在往往很沉默。吃罢晚饭后不一会儿父亲便在扶手椅里睡着了；母亲和妹妹相互告诫保持安静；母亲把头低低地俯在灯下，给一家时装店缝制精致的内衣；已经当上了售货员的妹妹在晚上学习速记和法语，将来也许可以谋到一个较好的职位。有时父亲醒过来，仿佛他根本不知道他已睡了一觉了似地，他对母亲说：“你今天又干了这么多针线活！”说罢立刻又睡着了，母亲和妹妹则神色疲倦地相视一笑。
　　父亲怀着一种固执，在家里也不肯脱掉他那身制服；睡袍一无用处地挂在衣钩上，而他却穿戴得整整齐齐在座位上打瞌睡，仿佛他时刻准备着应差，在这里也等候着上司的吩咐似的。因此虽然有母亲和妹妹加以悉心保护，他那身一开始就不是簇新的制服还是渐渐显得脏了起来，格里高尔常常整夜整夜地望着这身沾着层层污渍、闪着经常擦拭的金纽扣亮光的衣服，老人就穿着这身衣服极不舒服却又极安宁地睡觉。
　　时钟一敲10点，母亲便轻声细语，设法唤醒父亲，随后便劝说父亲上床睡觉，因为这里睡不安稳，父亲6点就要上班，极其需要睡个安稳觉。但是由于自从他当上杂役以来便犯上了这种犟脾气，他总是坚持要在桌子旁边多待一会儿，尽管他通常都会睡着，后来反正得花尽九牛二虎的力气才能说动他以床换扶手椅。不管母亲和妹妹怎样和声细语劝诫他、催促他，他总要慢慢摇上一刻钟脑袋，闭上双眼，不站起来。母亲扯他的袖管，对着他的耳朵说些奉承拍马的话，妹妹放下功课过来帮助母亲，可是父亲就是不听劝告。他更深地沉陷在他的扶手椅里。直到妇人们抓住他的胳肢窝，他才睁开眼睛，交替着望望母亲和妹妹并惯常说： “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我的平静的晚年。”于是在这两位妇人的搀扶下，他站起身来，颇费周折，仿佛他对他自己便是极沉重的负担似地，让妇人们一直扶到门口，在那里挥手叫她们回去，独自继续往前走，而母亲和妹妹则急忙分别扔下针线活和笔，追上父亲，以便继续助他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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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为任何一种事业殉难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要说胆小鬼做不到，窝囊废做不到，一般的凡夫俗子也做不到。这需要一种顽强的意志和毅力，还需要一种把性命豁出去的牺牲精神。也许有人会说，卡夫卡自己都承认：一切障碍都能把他催毁。是的，表面看，他确实不是一个进攻型的斗士，而是防守型的小民，某种程度上，《地洞》中那位精心营造了他的防御工事的主人公就是他自己的写照，他甚至还通过这位主人公的口说：对于任何一种比较认真的进攻，他都准备退让。但是前面说过，那个悖论的逻辑不仅左右着他的思维方式，而且还指导着他的生存方式，甚至可以说，他的整个精神结构根本就是一个悖谬：一个方面表现的软弱，正意味着另一个方面必定是坚强；或者说他在一个方面对软弱的牺牲，在另一方面必定是对坚强的增添。因此我们固然不应忘记他“手杖上”的上述铭语，我们同样不能忘记他在不止一个场合写的箴言：人是不可能没有一种“不可摧毁的东西”而活着的。他认为他自己身上就有这种东西，因此他的内心是“好斗”的。这一正负型的精神结构导致他的命运的悲壮性，使他成为作家中“生活上最没有成就的人”，而在现代艺术的探险中却是“表现主义文学中最有成就的人”①。但在生活上那“负”的一方经常规劝他“放弃吧！”② 承认自己的失败，把婚约解除；而“正”的一面却始终坚持一个音响：解除了，再爱，再订，……因此第三次婚约的解除，并没有妨碍他不久又热烈爱上密伦娜，失败后又爱上多拉·狄曼特，并且要与她结婚，只是对方家长的反对而作罢，最后还是以同居方式让多拉陪伴他到死。而在成就上，那“负”的一方经常使他感到“没有找到适合于自己口味的食物”，艺术上并不成功，不应该作为作家而存在，应把文稿统统烧掉；而“正”的一方却始终坚持：一定要“把艺术推向顶峰”（《饥饿艺术家》），拿到“那顶放在最高处的桂冠”（《歌女约瑟芬》），即便因此导致肉体毁灭也在所不惜。因此，嘱咐焚稿后他并没有停止写作，甚至直到生命最后一个半月，还在病床上校阅清样。你看他生活上的每一次失败，生命血本的每一次偿付，都意味着他艺术上的再一次奋起。卡夫卡就是凭着这种悲壮性的坚韧精神，把他完成“紧急使命”的努力一步一步坚持下去的。这是一种尼采式的抗衡悲剧命运的精神秉性。无怪乎法国加缪在寻找他的美学建构方法时，很快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看到了“希望和荒诞”，他无疑在那些诸如进不了“法的大门”等到老死也不后撤的乡下人身上，在得不到城堡批准的户口证永远不停止抗争的土地测量员K.身上，在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决不进食，宁可饿死的饥饿艺术家身上……看到了西绪福斯的现代原型。
　　卡夫卡也许确实不能像巴尔扎克那样能够“粉碎一切障碍”，但他在实现自己目标的“专线”上可以说把“一切障碍”给粉碎了！过程当然是残酷的，代价是巨大的：实际上他把生命价值的一半交给了魔鬼，以成全他另一半的成功。也可以说他为了“灵”的完美，作出了“肉”的牺牲。
　　卡夫卡的个人牺牲和殉难给他人、给后人，特别是给世界文学带来了福音。由于他的个人牺牲所换来的贡献，为本世纪的世界文学史增添了奠基性的篇章。作为享受这一福音的后人，我们除了对卡夫卡本人表示敬意外，对促成他成功的一些有关人员也表示钦佩。第一位无疑是马克斯·勃罗德。这位卡夫卡大学年代的犹太同窗，在卡夫卡尚未成名的时候，就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作家。他是卡夫卡价值的最早发现者和鼓励者。早在1916年，在卡夫卡才写出了《判决》、《变形记》、《司炉》、《在流刑营》和《失踪者》以及《诉讼》一部分的时候，他就指出，卡夫卡是一个堪与当时的第一流作家如霍普特曼等人相提并论的大作家。卡夫卡在作家中是个罕见的现象：他只对朗诵自己的作品有浓厚的兴趣，但对发表却很少关心，以致他生前几乎每篇作品的发表，都要经过勃罗德“强求硬讨”。马克斯·勃罗德的最大贡献是他出于慧眼没有执行卡夫卡要他烧毁其全部书稿的遗言，而把它们一一整理发表，尤其是三部未写完而稿页零乱的长篇小说《诉讼》（1925年）、《城堡》（1926年）和《失踪者》（1927年，勃罗德为其改题为《美国》），并于1935、1936年和1949、1950年先后两次编纂了卡夫卡文集六卷集和九卷集，从而使卡夫卡的作品迅速走向世界。勃罗德作为作家和学者，又是卡夫卡的最亲密的知己，由他来从事卡夫卡的遗稿整理工作是最理想不过的。作为见证人他所撰写的《卡夫卡传》和有关卡夫卡的学术著作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幸哉卡夫卡，“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另一位卡夫卡的发现者当推莱比锡的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及其同名社长。他认识卡夫卡时（1912年6月），卡夫卡还才出版过一本薄薄的《观察》，其他名篇均尚未问世。但他一开始就喜欢卡夫卡的作品。此后，凡是卡夫卡的作品经马克斯·勃罗德动员交出来发表的，沃尔夫几乎来者不拒，在他写给卡夫卡的一封信里这样表示：“凡是您自己能决定的、能给我们的任何手稿都欢迎，并保证以书的形式出版。”① 后来他完全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这里值得提及的还有两位先后和卡夫卡相爱过的女性——菲莉斯·鲍威尔和密伦娜·耶辛斯卡。前者和卡夫卡恋爱了五年，前后订了两次婚，又都解除了，原因如前所述，多半在卡夫卡，他自己也承认：先后给两位姑娘带来了痛苦（另一位是1919年与卡氏订婚的沃里切克）。菲莉斯后来嫁给别人了，但是她并没有记恨卡夫卡，相反她精心保存着卡夫卡写给她的525封信件，成为卡夫卡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密伦娜与卡夫卡相爱了半年，这期间卡夫卡的爱火几经挫折不但丝毫未减，其烈焰程度反而达到顶点。他在几个月里写给密伦娜的18万字（按：译成的汉语文字）情书按笔者浅见是最具文学价值的。它们也由密伦娜相当完好地保存了下来，特别是在法西斯追捕期间，她想方设法辗转交到了可靠的朋友手里。1921年1、2月份，就在她与卡夫卡的关系破裂以后不久，她在致勃罗德的信里依然对卡夫卡作了很高的评价：“我相信，我们大家，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有病，唯独他是唯一健康的、理解正确的、感觉正确的、唯一纯粹的人。我知道，他不是反对生活，而仅仅是反对这一种生活。”① 这两位女性，密伦娜和菲莉斯，都表现了不平凡的眼光和胸怀，是值得称道的。
　　卡夫卡从30年代后期开始越出国界，历经英国、法国、美国，形成巨浪后又返回欧洲大陆，并向拉丁美洲、亚洲、非洲铺开，60个春秋过去，其势头迄今方兴未艾，他的作品被选进德语国家甚至更多的国家的中学课本、大学讲坛；他的书一版再版，翻译的语种越来越多；至少每两年有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研究他的著作不计其数，产生了一大批研究专家和不止一个国际学术团体。卡夫卡研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他的人来自各种不同的世界观——从天主教徒到马克思主义者。研究方法不拘一格，既有社会学的，也有宗教神学的；有心理学的，也有传记学的；有存在哲学的，也有实证论的；有现象学的，也有语言学的；……。这使卡夫卡的作品更加多采多姿，深邃难测，从而为其多义性、多重解释性的特征获得了科学依据，并丰富了现代诗学的内涵。
　　卡夫卡的原始资料主要存放于英国牛津。勃罗德死后，一部分资料由他的妻子I·E·霍弗掌握，可惜她于1986年把它卖给了一家拍卖行，曾引起学术界的愤懑。80年代以来，由卡夫卡的一位外甥女授权，G·诺伊曼教授、J·波尔恩教授、M·帕斯莱教授等五位德、英学者联手合作，利用牛津的资料，经过多年努力，完成了卡夫卡著作的校勘工作，出版了校勘本。这个版本纠正了旧版本中的某些疏漏，并标出了被作者删去或涂改过的段落和字句，可以看到卡夫卡在创作过程中的各种动机（motiv）和想法，为进一步研究卡夫卡的作品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这是国际卡夫卡学术界近年来的一个重大进展。当然从专家角度看，新版本也不是没有缺点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读者对西方现代文学包括卡夫卡的接触比较晚。60年代中期出了一本《〈审判〉及其他小说》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那只有少数专业人员有机会看到。70年代末，随着我国开放时期的到来，卡夫卡和其他许多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终于获得我国的“签证”，并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的欢迎。尤其是卡夫卡，无论他的“文格”还是“人格”都受到我国读者的充分肯定和看重。17年来，各报刊、出版社争相发表和出版他的作品和关于他的评论。现在我国已有卡夫卡著作的译本十余种，传记四种，评论几十篇，专著——嫌少一些——两种。这些读物在我国问世，对我国文学观念和审美习惯的更新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如果说，西方读者对卡夫卡的“热”度已趋于稳定，那么我国读者仍在剧增。我国德语文学界的卡夫卡研究也在迅速取得进展，已开始走向世界，并有学者参加关于卡夫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其发言受到与会者注意。正是根据这一形势，河北教育出版社在计划出版《世界文豪书系》的时候，卡夫卡成了入选的重点对象之一。应该社之约，笔者欣然与之合作，负责卡夫卡全集中文版的编纂工作。
　　作为一位世界级的大作家，卡夫卡的作品数量不算多，共约三百余万字。但作为一位业余作家，特别是作为一位多年疾患在身、年寿夭折的业余作家，这个数量已经是相当可观的了！事实上，卡夫卡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作家，他的业余时间已经利用到极限——不，超过了极限，就是说都是用必要的休息和睡眠时间换来的。而且每个字都是在灵魂深处饱浸了作者心血后迸发出来的，因此这些文字“水分”很少。
　　这些文字的构成有个特点：想像性文字，即属于通常概念“创作”的作品如小说，比例不高，仅占三分之一，而书信却占了总数的一半略强，其中情书又占了书信的一半以上。但卡夫卡的书信不能等闲视之，它们都是卡夫卡思想和情感的真实流露，具有很高的文学性。特别像《致父亲》这封超级长信，不啻是一篇杰出的政论。还有他的情书，尤其是《致密伦娜情书》，也是非常出色的抒情散文。至于他的日记、笔记、随笔、箴言等，也都是用生命写成的，都有很高的思想和文学价值。
　　提到卡夫卡的书信，我们有个幸运：卡夫卡的家书即那本《卡夫卡致家属和奥特拉》中的晚年部分有好多空缺，这部分散佚信件直到1986年才在布拉格被发现，但迟迟未见出版。去年春天，卡夫卡全集译稿即将截稿，正准备写几句向读者表示遗憾的话，这时突然收到一位德国友人给我寄来的一本小书，打开一看，正是这部分空缺的信件，不啻是“及时雨”！这样，卡夫卡的家书终于以近乎完璧的面貌与读者见了面。这位寄书的德国朋友叫韦伯夫人，与她相识15年来，她经常关心我的卡夫卡研究，随时注意这方面的信息，有时主动给我寄书来，使我获益匪浅。趁此机会，向韦伯夫人表示敬意和谢忱。
　　这部全集基本上是根据马克斯·勃罗德的版本翻译和编纂的。但勃罗德编的文集是以单行本的面貌出现的，有的篇幅很少，如《致父亲》，也算一集，反之亦然，如《致菲莉斯》，800多页，并且不分顺序。根据国内外通行的惯例，我们的这部翻译的全集由笔者作了重新编排，以各集的篇幅不太悬殊为原则，或分或合，恰好归纳成九集。其中，古斯塔夫·雅诺施的《卡夫卡谈话录》（一译《卡夫卡对我说》）的真伪问题学术界不无争议。但根据马克斯·勃罗德的鉴定，内容是可信的，故作为卡夫卡作品的一部分一并编入。短篇小说集主要是根据保尔·拉贝编的版本编纂的，但作了较大的调整，编者从《八本八开本笔记簿》和散页笔记中抽出一些短篇或超短篇小说补充进去，这样使读者对卡夫卡短篇小说的全貌有个较完整的了解，特别是对他的大量的“超短篇”小说有个较深的印象。（卡夫卡堪称“超短篇小说”或“微型小说”的鼻祖！）全集中每一卷或每部作品都加了前言，有些地方根据情况由译者或编者名义增添了一些注释。
　　上述校堪本出版的时候，本全集的组译工作早已完成，有的译者已交了译稿，故改换版本已不可能。这多少有些遗憾。但笔者认为，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老版本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作为中国第一部卡夫卡全集，老版本很能给人一种历史感。
　　这部全集是在忙里偷闲情况下编成的，部分译文不够成熟。而这篇序言更是在国外考察、东奔西跑、没带资料卡片情况下写成的，粗浅更可想见，谨向读者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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