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研究生教学用书)》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专著。魏晋时期战乱不断动荡不安，这也是个思想异常活跃、精神空间开阔、文化环境宽松的时期，杰出的极富个性的人物辈出，文学成就也极高。《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研究生教学用书)》详尽勾勒了这近四百余年间文学思想的发展脉胳，点明各时期的特征，力求描述文学思想发展的真实面貌，凸显出发展的总趋势。作者治学严谨，评价客观公正，读来有如沐春风之感。

引言
第一章建安的文学思想
第一节士人心态的巨大变化
第二节非功利、主缘情、重个性、求华美的文学思想的出现
第三节追求慷慨悲凉的美

第二章正始玄风与正始之音
第一节正始玄风与士人心态的变化
第二节表现老、望而却步人生境界的文学创作倾向
第三节文学创作的哲理化
第四节美文学技巧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节正始玄风接触到的文学理论问题

第三章西晋士风与西晋文学思想
第一节西晋士风的变化
第二节文学思想变化的缓慢的开始
第三节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的创作倾向
第四节对文体特征的探讨
第五节陆机《文赋》的理论贡献
第六节重真情，西晋诗歌思想的别一支

第四章东晋的文学思想
第一节偏安心态与江南山水所带来的审美趣味的变化
第二节玄、佛合流与以玄理入诗
第三节葛洪文学思想的意义
第四节陶渊明的创作倾向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价值

第五章元嘉与永明的文学思想演变
第一节文学环境的悄然变化
第二节元嘉文学思想的新变
第三节永明的文明思想

第六章刘勰的文学思想（上）——刘勰文学思想的产生和《文心雕龙》
第一节刘勰文学思想产生的背景
第二节刘勰的生平和《文心雕龙》的成书

第七章刘勰的文学思想（中）
第一节刘勰的杂文学观念
第二节刘勰文学思想的主要倾向
第三节刘勰的批评观
第四节刘勰的文学史观

第八章刘勰的文学思想（下）——刘勰的理论成就
第一节刘勰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及其理论方法
第二节物色论
第三节神思论
第四节风骨论
第五节体论
第六节势论
第七节味论
第八节术论

第九章文学思想的多元发展
第一节 “文”的观念的辨析
第二节主质朴、重功利的文学思想
第三节尚自然、主风力的诗歌思想
第四节重娱乐、尚轻艳的文学思潮

第十章北朝的文学思想
第一节北朝文学思想发展的背景
第二节重实用、尚真实、求朴野的文学思想倾向
第三节南北朝文学思想融合的趋势

结束语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后记
部分引用书目

精彩书摘

　　《总术》篇有一段话，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微妙态度：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请夺彼矛，还攻其盾矣。何者？《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果言文，不得云经典非笔矣。将以立论，未见其论立也。予以为发口为言，属笔日翰，常道日经，述经曰传。经传之体，出言入笔，笔为言使，可强可弱。《六经》以典奥为不刊，非以言笔为优劣也。《总术》是下编文术论的总结性篇目，为什么要在这篇的开头谈文、笔问题？我以为，其用意正在说明，文术论各篇，既涉文，亦涉笔。此一段文字，可注意者有三。谓古时并不区分文、笔，区分文、笔，乃自近代始，此其一。此一点可注意，看似与对待文、笔的态度无关，而其实却是一种委婉的表态。如果我们考虑到他论述各种文体时都索其原始，并且在论文之枢纽时主宗经的话，那么这“别立两名，自近代耳”，其中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含有微辞。又一可注意处，是他对于颜延之以有文无文区分言、笔的观点，持反对的态度。颜延之的言、笔说，相当于其时所讨论的笔、文概念，言相当于笔，笔相当于文④。从刘勰的反对意见里，可看出这一点涉及到刘勰的根本主张上来了，把经典归入“言”中，就把它排除出文学的范围，在刘勰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因此，他提出来经典“出言入笔”的主张，意谓经典本身有“文”，在“文”之列。此可注意者二。此一点可注意，证明他关于文、笔问题的观点，是隶属于他的宗经主张的。最后他提出评价“文”的优劣，以内容为主，而不以有文无文，“《六经》以典奥为不刊，不以言笔为优劣也”。此三点可注意，足以说明，刘勰虽“论文叙笔，囿别区分”，但其目的，仅在以有韵无韵分别论述各体文章的发展过程与写作之不同要求，而不在以文、笔区分文学与非文学，在刘勰看来，文、笔均属于“文”，一以视之，都是他论“为文之用心”的对象。
　　《文心》一书论及文体81种，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为有韵之文；史传、诸子、论、说、诏、策（诏策又包括七种细目）、檄、移、封禅、章、表、启、议、对、书、笺记（笺记包括二十五种细目）为无韵之笔，计有韵之文14种，无韵之笔46种。杂文19种中，典、诰、誓、问、览、略、篇、章为笔，其馀为文。谐、隐无一定之体，可归入文，亦可归入笔。是则可明确归人文者25种，可归入笔者54种，另有两种界限不明。这81种或属文、或属笔的不同文体，都在他论述的范围之内。其中的一些文体，当然不易分出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要视具体的写作情形而定，如檄、移，既可能写得非常实用，形同布告；亦可写得文采斐然，气扬采飞，如后来唐人骆宾王之为徐敬业檄武则天。但是，另一些文体，则不管怎样写也不可能属于文学作品的，如笺记二十五种中的谱、籍、簿、录、方、术、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等等，完全属应用文牍之类，与抒情写性，形象创造了无干系，但是刘勰仍然列之于“文”之内，说：“并述理于心，著言于翰，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书记》）它们仍然是“艺文”，只不过是艺文的末品而已。这些都足以说明，《文心》一书，不只是为文学作品之写作而作，而且是为文章的写法而作。刘勰的文的观念，是一种杂文学的观念。
　　不过他的这种杂文学的观念，有着颇为复杂的特征。从他论“为文之用心”而无所不包，从他婉转地反对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看，他是复古的，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是一种观念的复归。诚如杨鸿烈所言，后来的唐代古文运动的提出，与他不无关系。但是在论及文术时，他却又事实上接受了文学与非文学区分的观念，他下篇论文术，涉及的可以说多是文学的写作问题，着眼点差不多都在文学的特点上，论神思，论物色，论风骨体势，论夸饰声律，论丽辞事类，论比兴练字，无不如此。非文学作品，是不会以这些为写作关捩的，应用文如谱牍簿录之类自不必说，即如诸子史传，亦未必以这些为写作之途径。似乎可以说，在论述这些问题的时候，刘勰的心中浮现的是文学的种种特点，是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表现出来的种种特点启发了他，为他的理论阐释提供了依据。因此又可以说，他的“文”的观念里有着许多的发展了的文学观念的印记。从这个意义上，他的杂文学的观念又与古代的“文”的观念很不同，它已经加入新的东西。它是一种折衷，是古代的“文”的观念加上已经发展了的文学观念的折衷，是复归，又不完全是复归，是一种全新的杂文学观念。这种折衷的思想特征，在《文心》一书中处处可见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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