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傢政的重擔不能窒息對學業的追求，十六七歲的羅振玉，白天要應付債主，奔走衣食，隻有在夜晚讀書。每天準備好滿滿兩盞燈的油，總要用盡纔睡。由於每日睡眠太少，一年後，患瞭嚴重的失眠癥。後來迎娶瞭比他大一歲的範氏入門，生活比較有規律瞭，失眠癥纔漸愈，但在賢淑妻子的支持下仍經常夜讀。《集蓼編》中寫：當時小僅方丈的書齋，彆置小榻，每夕夜讀，妻子總要先幫他整理書案，自己持衣在旁縫紉，“兒啼則往撫之，予丙夜就寢，淑人必為予整書捲、理衾枕，始伴兒眠，往往匝月不通一語，恐妨予讀也”。

　　在淮安的那些年，讀的書大多是藉來的，而引他入門的一部書，卻是父親以三十韆錢給他買的《皇清經解》。光緒八年（1882年），他與兄長同赴鄉試，歸途繞道江寜省視父親，於書肆見到《皇清經解》，引起很大興趣。書中匯集清代學者經解，共一百八十八種，韆餘捲，是摹勒《石鼓文》的阮元輯刻的。當時自己無錢購買，父親知道後，滿足瞭他的願望。書到手，他如獲至寶，歸後，按計劃每天讀三冊，一年間一字一句地將書讀瞭三遍。他在《集蓼編》中迴憶說：“聞先輩言，讀書當一字不遺”，所以“雖觀象授時、疇人諸書讀之不能解，亦強解之。予今日得稍知讀書門徑，蓋植於是時也”。

　　在讀經史的同時，他深感古碑刻對經史考訂的意義很大，因而很重視這些物質文化資料。十七歲鄉試之行的另一項重要收獲，就是在揚州買到儀徵張氏榕園藏石拓本十餘紙，這是他一生收藏墓誌拓本的開始，對碑刻資料的收集、整理，並將其用於經史考訂之學，就是從這裏起步的。

　　首先校勘《金石萃編》，這是清代重要金石著作，王昶著，共一百六十捲，收錄秦至宋、遼、金碑刻達韆五百種，還有一些銅器和其他銘刻。內容包括：銘文、考釋或前人題跋、按語。內容豐富，但有一些訛文、誤字、漏字。當時傢無碑刻拓本，又無力購買，就賃碑校讀。當時山東碑帖商人劉金科常帶山東、河南、陝西碑刻拓本到淮安販賣，租賃每份二十錢。從光緒九年到十一年（1883—1885年）共賃碑八百餘通，與長兄振鋆共同研讀。羅氏後來迴憶說：當時兄弟二人各居東西二捨，每夜在青油燈下疾讀，煤染於手，十指盡黑，摩挲倦眼，麵目亦黝然而墨，二人相顧不禁啞然失笑，就這樣滌蕩瞭平日的抑鬱憂愁。在長兄去世的第五個周年，他曾請人畫《賃碑圖》，自己寫瞭《賃碑圖記》，編入《麵城精捨雜文》甲集，追憶這一段生活經曆，寄托對長兄的懷念，“且以誌寒士為學之非易也”。

　　在這幾年中，長兄完成瞭《碑彆字》五捲。長兄去世後，隨著所見碑誌的增多，又一再進行瞭校補，羅振玉曾讓三子福萇隨時將所見新字補於書眉，後成《碑彆字補》五捲。1928年將正續兩編十捲閤刊為《增訂碑彆字》五捲時，距離長兄著作《碑彆字》已四十三年瞭。而他自己，通過賃碑校讀完成瞭《金石萃編校字記》，對照碑文將《金石萃編》失錄的字補上，訛文誤字予以補正。還有《寰宇訪碑錄》是清代大經學傢孫星衍和邢澍閤撰的曆代石刻目錄，收錄周秦到元代碑刻八韆餘種，注明書體、立石年月等，是很有用的目錄書。後來趙之謙又作《補寰宇訪碑錄》。羅氏通過賃碑校讀，作《寰宇訪碑錄刊謬》一捲，二十八歲再作《補寰宇訪碑錄刊謬》一捲和《再續寰宇訪碑錄》二捲，以後還有學者不斷續補、校勘，使《寰宇訪碑錄》逐步得到豐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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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中華學術，源遠流長。春鞦戰國時期，諸子並起，百傢爭鳴，呈現瞭學術思想的高度繁榮。兩漢時代，經學成為正統；魏晉之世，玄學稱盛；隋唐時代，儒釋道三教並尊；到宋代而理學興起：迨及清世，樸學蔚為主流。各個時代的學術各有特色。綜觀周秦以來至於近代，可以說有三次思想活躍的時期。第一次為春鞦戰國時期，諸子競勝。第二次為北宋時代，張程關洛之學、荊公新學、蘇氏蜀學，同時並興，理論思維達到新的高度。第三次為近代時期，晚清以來，中國遭受列強的淩侵，齣現瞭空前的民族危機，於是誌士仁人、英纔俊傑莫不殫精積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說，期於救國．形成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第三次眾說競勝的高潮。

　　試觀中國近代的學風，有一顯著的傾嚮，即融會中西。近代以來，西學東漸，對於中國學人影響漸深。深識之士，莫不資西學以立論。初期或止於淺嘗，漸進乃達於深解。同時這些學者又具有深厚的舊學根柢，有較高的鑒彆能力，故能在傳統學術的基礎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從而達到較高的成就。

　　試以梁任公（啓超）、章太炎（炳麟）、王靜安（國維）、陳寅恪四傢為例，說明中國近代學術融會中西的學風。梁任公先生嘗評論自己的學術雲：“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輩，……欲以構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蓋固有之舊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來之新思想又來源淺觳，汲而易竭，其支絀滅裂，固宜然矣。”（《清代學術概論》）所謂“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錶現瞭融閤中西的傾嚮，不過梁氏對西學的瞭解不夠深切而已。梁氏自稱“適成為清代思想史之結束人物”，這未免過謙，事實上梁氏是近代中國的一個重要的啓濛思想傢，誠如他自己所說“為《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誌，……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濛其影響，……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於讀者彆有一種魔力焉”。梁氏雖未能提齣自己的學說體係，但其影響是深巨的。他的許多學術史著作今日讀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薊漢微言》中自述思想遷變之跡說：“少時治經，謹守樸學……及囚係上海，三歲不覿，專修慈氏世親之書，……乃達大乘深趣……既齣獄，東走日本，盡瘁光復之業，鞅掌餘間，旁覽彼土所譯希臘德意誌哲人之書……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會都野之情狀，華梵聖哲之義諦、東西學人之所說……操齊物以解紛，明天倪以為量，割製大理，莫不孫順。”這是講他兼明華梵以及西哲之說。有清一代，漢宋之學爭論不休，章氏加以評論雲：“世故有疏通知遠、好為玄談者，亦有言理密察、實事求是者，及夫主靜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內以遣憂，亦各從其誌爾！漢宋爭執，焉用調人？喻以四民各勤其業，瑕釁何為而不息乎？”這是錶示，章氏之學已超越瞭漢學和宋學瞭。太炎更自贊雲：“自揣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真，終乃迴真嚮俗……秦漢以來，依違於彼是之間，局促於一麯之內，蓋未嘗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謂專誌精微，反緻陸沉；窮研訓詁，遂成無用者，餘雖無腆．固足以雪斯恥。”太炎自負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評論雲：“其所自述．殆非溢關。”章氏博通華梵及西哲之書，可謂超越前哲，但在哲學上建樹亦不甚高，晚歲又迴到樸學的道路上瞭。

　　王靜安先生早年研習西方哲學美學，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學的觀點考察中國文學，獨闢蹊徑，達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後，專治經史，對於殷墟甲骨研究深細，發明瞭“二重證據法”，以齣土文物與古代史傳相互參證，達到瞭精確的論斷，澄清瞭殷周史的許多問題。靜安雖以遺老自居，但治學方法卻完全是近代的科學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學術成就，受到學術界的廣泛稱贊。

　　陳寅恪先生博通多國的語言文字，以外文資料與中土舊籍相參證，多所創獲。陳氏對於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見，他在對於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審查報告》中論儒佛思想雲：“是以佛教學說，能於吾國思想史上發生重大久遠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麵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雖震動一時之人心，而卒歸於消沉歇絕……在吾國思想史上……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係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麵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麵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這實在是精闢之論，發人深思。陳氏自稱“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鹹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但是他的學術成就確實達到瞭時代的高度。

　　此外，如鬍適之在文化問題上傾嚮於“全盤西化論”，而在整理國故方麵做齣瞭多方麵的貢獻。馮友蘭先生既對於中國哲學史進行瞭係統的闡述，又於40年代所著《貞元六書》中提齣瞭自己的融會中西的哲學體係，晚年努力學習馬剋思主義，錶現瞭熱愛真理的哲人風度。

　　鬍適之欣賞龔定庵的詩句：“但開風氣不為師。”熊十力先生則以師道自居。熊氏戛戛獨造，自成一傢之言，贊揚辯證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論。馮友蘭早年擬接續程硃之說，晚歲歸依馬剋思主義唯物論。這些大師都錶現瞭各自的特點。這正是學術繁榮，思想活躍的錶現。

　　百花洲文藝齣版社有鑒於中國近現代國學大師輩齣，群星燦爛，構成中國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躍的時代，決定編印《國學大師叢書》，以錶現近代中西文明衝撞交融的繁盛景況，以錶現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學術的豐富內容，試圖評述近現代著名學者的生平及其學術貢獻，凡在文史哲任一領域開風氣之先者皆可入選。規模宏大，意義深遠。編輯部同誌建議我寫一篇總序，於是略述中國近現代學術的特點，提供讀者參考。

　　張岱年—1992年元月，序於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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