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06
罗振玉孙女罗琨伉俪以独特的人生见闻为祖父撰写个人传记。
追述罗振玉对中国考古学和现代农学开辟草莱的重大贡献,回顾“罗王之学”兴起的始末。
按迹循踪,以大量第一手史料廓清“罗王失和”、“王国维之死”等问题的历史迷雾,还原罗王关系的本来面目。
《国学大师丛书:罗振玉评传》以大量第一手资料记述罗振玉的家世与学术活动。他毕生殚力国学,致力于搜求、整理、刊布古代史料。其中甲骨、简牍、敦煌文书等经其倡导研究,于今俱成显学。他们与王国维共同开创的“罗王之学”打开了国学研究新天地。从“罗王之学”的形成过程,展现了一代学人的成长、交往与感情经历。
罗琨,研究员,1963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主要学术专长是甲骨文,现从事先秦史研究。主要代表作有:《中国军事史·夏商西周》(上、下篇)(合著)、《从〈世系〉探索武王伐商日谱》(论文)、《国学大师丛书·罗振玉评传》(合著)、《甲骨文“来”字辨析》(论文)等。
总 序 张岱年/001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钱宏(执笔)/004
序 言 李学勤/001
英文提要/001
第1章 家世/001
1.1 上虞罗氏分支/001
1.2 祖母和母亲/003
第2章 植基古学的青少年时代/006
2.1 启蒙读书/006
2.2 应童子试/007
2.3 承乏家事/009
2.4 劬学与交游/011
第3章 开拓现代农学/017
3.1 创办学农社与《农学报》/017
3.2 编辑出版《农学丛书》/021
3.3 从总理农务学堂到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026
第4章 究心教育/030
4.1 创办东文学社和《教育世界》/031
4.2 从参议学务到创建师范学堂/036
4.3 海外视学/039
4.4 进入学部/043
第5章 殚力国学/049
5.1 从倡议建立国学馆到创办《国学丛刊》/050
5.2 大库档案的抢救、印行/059
5.3 古籍佚书的搜集、刊布/064
5.4 金石考古辟新途/076
第6章 甲骨学的奠基人/090
6.1 甲骨四堂/090
6.2 雪堂与两部最早的甲骨学著作/092
6.3 甲骨出土地和王朝占卜遗物的确认/096
6.4 甲骨的搜集、整理与刊布/100
6.5 甲骨文的考释研究/105
6.6 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的公案/109
第7章 敦煌学的最早倡导者/118
7.1 抢救国宝/118
7.2 致力刊布/123
7.3 见微知著/126
第8章 罗振玉与王国维/133
8.1 流沙坠简研究/134
8.2 罗王之学的形成/140
8.3 观堂之死与《遗书》的辑印/150
结束语/161
附录一 罗振玉学术活动编年/165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181
后 记/184
家政的重担不能窒息对学业的追求,十六七岁的罗振玉,白天要应付债主,奔走衣食,只有在夜晚读书。每天准备好满满两盏灯的油,总要用尽才睡。由于每日睡眠太少,一年后,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后来迎娶了比他大一岁的范氏入门,生活比较有规律了,失眠症才渐愈,但在贤淑妻子的支持下仍经常夜读。《集蓼编》中写:当时小仅方丈的书斋,别置小榻,每夕夜读,妻子总要先帮他整理书案,自己持衣在旁缝纫,“儿啼则往抚之,予丙夜就寝,淑人必为予整书卷、理衾枕,始伴儿眠,往往匝月不通一语,恐妨予读也”。
在淮安的那些年,读的书大多是借来的,而引他入门的一部书,却是父亲以三十千钱给他买的《皇清经解》。光绪八年(1882年),他与兄长同赴乡试,归途绕道江宁省视父亲,于书肆见到《皇清经解》,引起很大兴趣。书中汇集清代学者经解,共一百八十八种,千余卷,是摹勒《石鼓文》的阮元辑刻的。当时自己无钱购买,父亲知道后,满足了他的愿望。书到手,他如获至宝,归后,按计划每天读三册,一年间一字一句地将书读了三遍。他在《集蓼编》中回忆说:“闻先辈言,读书当一字不遗”,所以“虽观象授时、畴人诸书读之不能解,亦强解之。予今日得稍知读书门径,盖植于是时也”。
在读经史的同时,他深感古碑刻对经史考订的意义很大,因而很重视这些物质文化资料。十七岁乡试之行的另一项重要收获,就是在扬州买到仪征张氏榕园藏石拓本十余纸,这是他一生收藏墓志拓本的开始,对碑刻资料的收集、整理,并将其用于经史考订之学,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首先校勘《金石萃编》,这是清代重要金石著作,王昶著,共一百六十卷,收录秦至宋、辽、金碑刻达千五百种,还有一些铜器和其他铭刻。内容包括:铭文、考释或前人题跋、按语。内容丰富,但有一些讹文、误字、漏字。当时家无碑刻拓本,又无力购买,就赁碑校读。当时山东碑帖商人刘金科常带山东、河南、陕西碑刻拓本到淮安贩卖,租赁每份二十钱。从光绪九年到十一年(1883—1885年)共赁碑八百余通,与长兄振鋆共同研读。罗氏后来回忆说:当时兄弟二人各居东西二舍,每夜在青油灯下疾读,煤染于手,十指尽黑,摩挲倦眼,面目亦黝然而墨,二人相顾不禁哑然失笑,就这样涤荡了平日的抑郁忧愁。在长兄去世的第五个周年,他曾请人画《赁碑图》,自己写了《赁碑图记》,编入《面城精舍杂文》甲集,追忆这一段生活经历,寄托对长兄的怀念,“且以志寒士为学之非易也”。
在这几年中,长兄完成了《碑别字》五卷。长兄去世后,随着所见碑志的增多,又一再进行了校补,罗振玉曾让三子福苌随时将所见新字补于书眉,后成《碑别字补》五卷。1928年将正续两编十卷合刊为《增订碑别字》五卷时,距离长兄著作《碑别字》已四十三年了。而他自己,通过赁碑校读完成了《金石萃编校字记》,对照碑文将《金石萃编》失录的字补上,讹文误字予以补正。还有《寰宇访碑录》是清代大经学家孙星衍和邢澍合撰的历代石刻目录,收录周秦到元代碑刻八千余种,注明书体、立石年月等,是很有用的目录书。后来赵之谦又作《补寰宇访碑录》。罗氏通过赁碑校读,作《寰宇访碑录刊谬》一卷,二十八岁再作《补寰宇访碑录刊谬》一卷和《再续寰宇访碑录》二卷,以后还有学者不断续补、校勘,使《寰宇访碑录》逐步得到丰富和完善。
……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张岱年—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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