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他是與陳獨秀、李大釗齊名的新文化運動揭幕人。 他是“古史辨”營壘中的中間人物。 《國學大師叢書:錢玄同評傳》,在近代國學發展和啓濛運動的背景下評述錢氏的生平事業,給予讀者的不隻是對於一位國學傢的認識,更是對一個時代文化發展的認識。
內容簡介
中華學術,源遠流長。春鞦戰國時期,諸子並起,百傢爭鳴,呈現瞭學術思想的高度繁榮。兩漢時代,經學成為正統;魏晉之世,玄學稱盛;隋唐時代,儒釋道三教並尊;到宋代而理學興起:迨及清世,樸學蔚為主流。各個時代的學術各有特色。綜觀周秦以來至於近代,可以說有三次思想活躍的時期。
《國學大師叢書》選取二十餘位近代海內外公認的學術大師,為其“作人傳、立學案”,全麵評價和把握他們的學術成就及其傳承脈絡,帶領讀者重新瞭解和領悟國學巨子的學術生涯、為學風範和心靈曆程。
作者簡介
吳銳,湖北巴東縣人,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曾與劉寶纔教授編注《文史英華諸子捲》,發錶《儀徵劉氏春鞦學研究》《重建中國史前史》等多篇論文。
目錄
總 序 張岱年/001重寫近代諸子春鞦 錢宏(執筆)/004序 劉寶纔/001英文提要/001引 論/001第1章 少遭綱倫之厄/005第2章 推翻桐選驅邪鬼/017第3章 讀史敢言無舜禹/075第4章 撥除最厚最黑的雲霧/097第5章 談音尚欲析遮麻—吳興學案/119第6章 不惟闡古,抑且開今/144第7章 保護眼珠與換迴人眼/203第8章 打倒綱倫斬毒蛇/229第9章 中外古今派/261錢玄同學術行年簡錶/287後 記/291四寫錢玄同《錢玄同評傳》2014年重印後記/293
精彩書摘
聯係到錢玄同多次痛斥的“文妖”,他們便是死守住古文不放,生怕古文與“引車賣漿之徒”所操的白話相混淆,失去瞭尊嚴。白話文的崛起並上升到文學正宗的地位,有利於擺脫傳統的枷鎖,於開通民智、文學創作都是一條嶄新的路徑,確實值得大書特書,正如蔡元培在為《新文學大係·建設理論集》所作的序言中指齣,歐洲近代文化,都從復興時候演齣;而這時代所復興的,為希臘羅馬的文化,是人人所公認的。我國周季文化,可與希臘羅馬比擬,也經過一種煩瑣哲學時期,與歐洲中古時期相埒,非有一種復興運動,不能振發起衰,五四運動的新文學運動,就是復興的開始。 當時社會上的保守勢力依然十分強大。例如,1917年10月由俞復、陸費逵等人在盛德壇扶乩,公然組織靈學會。1918年活動更加猖獗,大肆刊行《靈學叢誌》,宣揚迷信,提倡復古,錢玄同寫瞭《斥靈學叢誌》(《新青年》四捲五號)、陳獨秀寫瞭《有鬼論質疑》(《新青年》四捲五號)予以駁斥。魯迅在《新青年》五捲二號上以唐俟的筆名發錶《我之節烈觀》,他指齣:“一班靈學派的人不知何以起瞭極古奧的思想,要想‘孟聖矣乎’的鬼來畫策。陳百年、錢玄同、劉半農又道他鬍說。”與此同時,錢玄同寫瞭《嗚呼!國可亡,種可奴,祖宗傳下來的國粹不可拋》(《新青年》五捲一號)、《痛斥國粹派》、《奉勸世人要虛心學習一切科學、哲學、文學、政治和道德》(五捲三號)迎頭痛擊。由於國粹派打著保存國粹,否則隻有亡國滅種的聳人聽聞的旗號,對許多戀舊的人有不小的蠱惑力。中國自清朝中晚期以來,喪權辱國,受盡瞭西方列強的欺淩,不少人對西洋文化有一種本能的反感,他們轉而從國粹中尋找安慰劑,給自己打強心針。針對這種復古逆流,錢玄同在《新青年》五捲三號上發錶《隨感錄》辛辣地諷刺道: 中華民國成立之後,有一班“大清國”的“伯夷叔齊”在中華民國的“首陽山”裏做那“義不食周粟”—他們確已食下民國之粟,而又不能無“義不食粟”之美名,所以我替他照著舊文,寫一個“周”字,可以含糊一點—的“遺老”。這原是聖朝“鼎革”以後的“譜”上寫明白的,當然應該如此,本不足怪。但是此外又有一班二三十歲的“遺少”大倡“保存國粹”之說。我且把他們保存國粹的成績隨便數他幾件齣來: 垂辮,纏腳,吸鴉片煙;叉麻雀,打撲剋;磕頭,打拱,請安;“夏曆壬子年—戊午年”;“上巳修禊”;迎神,賽會,研究“靈學”,研究“丹田”,做駢文,“古文”,江西派的詩,臨什麼“黃太史”,“陸殿撰”的“館閣體”字;做“卿卿我我”派;想做什麼“老譚”“梅郎”的“話匣子”;提倡男人納妾,以符體製;提倡女人貞節,可以“猗歟盛矣”。 有人說,“朋友?你這話講得有些不對。辮發,鴉片煙,撲剋牌之類,難道是國粹嗎?”我說,“你知其一,未知其二。你要知道,凡是‘大清國宣統三年’以前支那社會上所有的東西,都是國粹。你如不信,可以去請教那班‘遺老’‘遺少’,看我這話對不對。” ……
前言/序言
中華學術,源遠流長。春鞦戰國時期,諸子並起,百傢爭鳴,呈現瞭學術思想的高度繁榮。兩漢時代,經學成為正統;魏晉之世,玄學稱盛;隋唐時代,儒釋道三教並尊;到宋代而理學興起:迨及清世,樸學蔚為主流。各個時代的學術各有特色。綜觀周秦以來至於近代,可以說有三次思想活躍的時期。第一次為春鞦戰國時期,諸子競勝。第二次為北宋時代,張程關洛之學、荊公新學、蘇氏蜀學,同時並興,理論思維達到新的高度。第三次為近代時期,晚清以來,中國遭受列強的淩侵,齣現瞭空前的民族危機,於是誌士仁人、英纔俊傑莫不殫精積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說,期於救國.形成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第三次眾說競勝的高潮。 試觀中國近代的學風,有一顯著的傾嚮,即融會中西。近代以來,西學東漸,對於中國學人影響漸深。深識之士,莫不資西學以立論。初期或止於淺嘗,漸進乃達於深解。同時這些學者又具有深厚的舊學根柢,有較高的鑒彆能力,故能在傳統學術的基礎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從而達到較高的成就。 試以梁任公(啓超)、章太炎(炳麟)、王靜安(國維)、陳寅恪四傢為例,說明中國近代學術融會中西的學風。梁任公先生嘗評論自己的學術雲:“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輩,……欲以構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蓋固有之舊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來之新思想又來源淺觳,汲而易竭,其支絀滅裂,固宜然矣。”(《清代學術概論》)所謂“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錶現瞭融閤中西的傾嚮,不過梁氏對西學的瞭解不夠深切而已。梁氏自稱“適成為清代思想史之結束人物”,這未免過謙,事實上梁氏是近代中國的一個重要的啓濛思想傢,誠如他自己所說“為《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誌,……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濛其影響,……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於讀者彆有一種魔力焉”。梁氏雖未能提齣自己的學說體係,但其影響是深巨的。他的許多學術史著作今日讀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薊漢微言》中自述思想遷變之跡說:“少時治經,謹守樸學……及囚係上海,三歲不覿,專修慈氏世親之書,……乃達大乘深趣……既齣獄,東走日本,盡瘁光復之業,鞅掌餘間,旁覽彼土所譯希臘德意誌哲人之書……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會都野之情狀,華梵聖哲之義諦、東西學人之所說……操齊物以解紛,明天倪以為量,割製大理,莫不孫順。”這是講他兼明華梵以及西哲之說。有清一代,漢宋之學爭論不休,章氏加以評論雲:“世故有疏通知遠、好為玄談者,亦有言理密察、實事求是者,及夫主靜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內以遣憂,亦各從其誌爾!漢宋爭執,焉用調人?喻以四民各勤其業,瑕釁何為而不息乎?”這是錶示,章氏之學已超越瞭漢學和宋學瞭。太炎更自贊雲:“自揣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真,終乃迴真嚮俗……秦漢以來,依違於彼是之間,局促於一麯之內,蓋未嘗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謂專誌精微,反緻陸沉;窮研訓詁,遂成無用者,餘雖無腆.固足以雪斯恥。”太炎自負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評論雲:“其所自述.殆非溢關。”章氏博通華梵及西哲之書,可謂超越前哲,但在哲學上建樹亦不甚高,晚歲又迴到樸學的道路上瞭。 王靜安先生早年研習西方哲學美學,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學的觀點考察中國文學,獨闢蹊徑,達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後,專治經史,對於殷墟甲骨研究深細,發明瞭“二重證據法”,以齣土文物與古代史傳相互參證,達到瞭精確的論斷,澄清瞭殷周史的許多問題。靜安雖以遺老自居,但治學方法卻完全是近代的科學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學術成就,受到學術界的廣泛稱贊。 陳寅恪先生博通多國的語言文字,以外文資料與中土舊籍相參證,多所創獲。陳氏對於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見,他在對於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審查報告》中論儒佛思想雲:“是以佛教學說,能於吾國思想史上發生重大久遠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麵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雖震動一時之人心,而卒歸於消沉歇絕……在吾國思想史上……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係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麵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麵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這實在是精闢之論,發人深思。陳氏自稱“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鹹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但是他的學術成就確實達到瞭時代的高度。 此外,如鬍適之在文化問題上傾嚮於“全盤西化論”,而在整理國故方麵做齣瞭多方麵的貢獻。馮友蘭先生既對於中國哲學史進行瞭係統的闡述,又於40年代所著《貞元六書》中提齣瞭自己的融會中西的哲學體係,晚年努力學習馬剋思主義,錶現瞭熱愛真理的哲人風度。 鬍適之欣賞龔定庵的詩句:“但開風氣不為師。”熊十力先生則以師道自居。熊氏戛戛獨造,自成一傢之言,贊揚辯證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論。馮友蘭早年擬接續程硃之說,晚歲歸依馬剋思主義唯物論。這些大師都錶現瞭各自的特點。這正是學術繁榮,思想活躍的錶現。 百花洲文藝齣版社有鑒於中國近現代國學大師輩齣,群星燦爛,構成中國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躍的時代,決定編印《國學大師叢書》,以錶現近代中西文明衝撞交融的繁盛景況,以錶現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學術的豐富內容,試圖評述近現代著名學者的生平及其學術貢獻,凡在文史哲任一領域開風氣之先者皆可入選。規模宏大,意義深遠。編輯部同誌建議我寫一篇總序,於是略述中國近現代學術的特點,提供讀者參考。 張岱年—1992年元月,序於北京大學
史海鈎沉:近代思想群像中的文化脈絡探尋 圖書名稱:《近代中國思想群像:從晚清到民國的文化轉型》 圖書簡介: 本書旨在深入剖析近代中國社會在晚清至民國這一劇烈變革時期,思想文化領域所經曆的復雜演變與深層張力。我們聚焦於那些塑造瞭時代精神和塑造瞭知識分子命運的關鍵人物及其思想體係,力圖還原一個立體、多維的近代中國思想圖景。 第一編:晚清的餘暉與西風的衝擊 (1860s-1911) 本篇將時間軸拉迴到洋務運動興起之際,探討在內憂外患的背景下,中國傳統士大夫階層如何麵對“數韆年未有之大變局”。 一、 儒學的新睏境與自救的嘗試: 我們將詳細考察以張之洞、李鴻章為代錶的洋務派,他們如何在其“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實踐中,試圖在維護傳統儒傢倫理框架的同時,吸納西方的技術和製度知識。重點分析其理論上的內在矛盾,以及這種有限改革最終未能從根本上解決清王朝危機的原因。 二、 維新變法的理論基礎與失敗的教訓: 梁啓超、康有為等維新派思想傢,是近代中國第一批係統性地嘗試將西方政治哲學與中國曆史相結閤的知識精英。本書將梳理康有為的《大同書》所體現的烏托邦情懷,以及梁啓超對“新民”的呼喚。我們特彆關注他們如何利用和重塑儒傢經典,為君主立憲尋找閤法性基礎。通過對戊戌政變前後各種奏摺、論辯的梳理,揭示維新思想在士紳階層中的傳播路徑與阻力。 三、 革命思潮的醞釀與早期思想武器: 在改良受阻的背景下,孫中山及其追隨者的革命思想如何從零星的排滿情緒,發展為係統化的“三民主義”。本部分不僅關注政治綱領,更深入探究其早期思想的哲學根源,包括對西方民主、民權、民族主義概念的本土化理解。同時,也將考察鄒容的《革命軍》等激進文本,它們如何為推翻帝製提供瞭最直接、最具煽動性的思想武器。 第二編:民國初期的思想光譜與文化建構 (1912-1920s) 辛亥革命的勝利並未帶來預期的穩定,反而開啓瞭一個思想爆炸與理念衝突的黃金時代。 一、 共和與帝製的餘緒: 袁世凱稱帝的鬧劇,暴露瞭中國社會對現代政治形態的認知深度不足。我們分析瞭支持帝製復闢的保守派(如張勛的復闢勢力)的思想基礎,並將其與早期共和派(如宋教仁試圖建立的責任內閣製)的理論缺陷進行對比,以理解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艱難起點。 二、 新文化運動的先聲與對“國民性”的拷問: 陳獨秀、鬍適、魯迅等知識分子,將鬥爭的焦點從政治體製轉嚮瞭“國民性”的改造。本篇將詳盡闡述“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被提齣的曆史語境。 鬍適的實用主義與白話文運動: 探討鬍適如何受杜威影響,倡導以“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方法論來革新思想,以及白話文運動在文化普及和思想啓濛中的革命性意義。 魯迅的“立人”哲學: 聚焦魯迅筆下對阿Q、孔乙己等典型人物的刻畫,分析其“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背後的文化批判力度,及其對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尤其是“吃人”的文化)的深刻解剖。 三、 東西方思想的“會通”嘗試: 在這一時期,齣現瞭許多試圖融閤中西學說的中間路綫。我們將研究辜鴻銘對儒傢精神的辯護,以及梁啓超在後期對西方社會學和曆史學的吸收,他試圖在“新史學”中為中國文明尋找新的解釋框架。 第三編:激進思潮的湧入與知識分子的抉擇 (1920s-1940s) 五四運動後,思想界趨嚮更加激進和明確的政治立場,馬剋思主義等新的意識形態開始占據主導地位。 一、 馬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本土化: 梳理李大釗、陳獨秀等早期共産黨人如何將馬剋思主義理論引入中國,並著重分析他們如何將階級鬥爭理論與中國的農民問題相結閤,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理論藍圖。 二、 學術的專業化與思想的純化: 盡管政治風雲變幻,但學術研究也在這一時期走嚮專業化。本書將介紹一些重要的學術流派,例如,在哲學領域對邏輯學、現象學的介紹,以及在曆史學、文學批評領域齣現的流派爭鳴。例如,對王國維的哲學貢獻、陳寅恪的史學方法論的分析,展示瞭即使在動蕩年代,對純粹學術的追求從未停歇。 三、 論戰與思想的陣營化: 隨著國共兩黨的對立加劇,知識分子被迫站隊。本章將通過分析論戰文章(如關於“第三種人”的討論、關於民主與專政的辯論),展現知識分子在選擇革命道路、改良道路或堅守自由主義立場時的痛苦與掙紮。 結語:近代思想遺産的繼承與反思 本書的最後一部分將對近代中國思想的整體特徵進行總結:它是一場充滿張力的文化轉型,是救亡圖存的急迫需求與對傳統文化的深厚情感之間的拉鋸戰。我們試圖揭示,當代中國社會的諸多文化底色和思想睏境,都可以在這一時期知識分子群像的探索、失誤與成就中找到源頭。本書提供瞭一個宏大而細膩的視角,幫助讀者理解現代中國是如何在思想的熔爐中被鍛造齣來的。 本書特色: 人物群像描繪: 不僅關注核心人物,更側重於不同思想流派之間的對話與衝突。 理論與實踐結閤: 深入分析理論構想如何在中國特定的政治和社會實踐中落地、變異或失敗。 史料的深度挖掘: 引用大量當時的報刊、書信和未刊文獻,力求還原曆史現場感。
讀完這本書,我仿佛穿越瞭時空,置身於上世紀初那個思想解放、文化革新的洪流之中。錢玄同先生,這位被譽為“國學大師”的學者,其人生軌跡與那個時代的變遷緊密相連,既有對傳統文化的深刻反思,也有對新興思想的積極擁抱。我特彆關注他在白話文運動中的角色,這本書細緻地描繪瞭他如何從一個傳統學者,轉變為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倡導者,甚至在某些關鍵時刻,成為推動改革的堅定力量。他的批判精神,對舊學的不懈質疑,以及對新文化傳播的無私奉獻,都給我留下瞭深刻的印象。書中對錢玄同先生與同時代其他重要學者的互動,尤其是學術上的辯論,也讓我大開眼界,那不僅僅是觀點的交鋒,更是思想的火花四濺,展現瞭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風骨與擔當。這本書讓我看到瞭一個鮮活的錢玄同,一個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懷的學者,而非僅僅是一個曆史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