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序　张岱年／001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钱宏（执笔）／004一代儒宗（代序）　袁卓尔／001第1章　清白世系，诗礼之家／001第2章　自幼聪颖，敏而好学／007第3章　学业未成，何以家为／011第4章　出洋留学，探新殊洲／014第5章　隐雾来玄豹，神飙动赤虬／019第6章　海西庵青灯伴读，文澜阁广阅全书／023第7章　古闻来学，未闻往教／028第8章　深探释典，方外三友／032第9章　出入二氏，归于六经／044第10章　以诚待人，以虚接物／050第11章　攘夷明义，出斋讲学／058第12章　创办复性书院，培养儒学种子／067第13章　儒家三圣，交深谊厚／077第14章　鬻字刻书，弘扬国学／081第15章　刚正不阿，卓越气节／087第16章　辑旧著寄迹西湖，同民患爱国诗人／091第17章　博学多才，书法名家／105第18章　生非营一饱，负薪聊可从／112第19章　著名学者，华夏国宝／117第20章　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122附录　马一浮先生年谱／132

精彩书摘

　　马浮与佛教很有缘分。从资料中可以看出，马浮深探佛典的时间应自1917年始，到1927年就转佛为儒了。在这近十年的时间里，他几乎通读了“三藏十二部”的佛学著作，广交了方外之友，息迹名山古刹，为佛界修撰碑铭，写了不少佛学的著述，发起组织过“般若学会”等活动。马浮学佛的指导思想，不是一般佛教徒所追求的超生尘世免轮回之苦，或求福报。他研究佛经，纯粹是想从佛学著作中找出其与儒家心性义理之学的共同之处，是为深入研究儒学而学的。所以，后人评价马浮的学说是融贯儒佛，或说是融贯儒释道。这里，主要对马浮佛学观点，重要的佛学论著，佛事活动及相交的几位方外之友作些介绍。　　“儒佛互摄说”，这是马浮的主要佛学观点。马浮认为：“从本源上看，儒佛等是闲名，孔佛所证，只是一性。果能洞澈心源，得意忘象，则千圣所归，无不一致。”所以，他提出过“菩提涅槃是一性，尧舜孔佛是一人”之说，就是说，从心源上来说，儒佛都是一致的。这个观点他在1918年《与蒋再堂论儒佛义》一文中，阐析颇详，兹摘录有关部分。马浮言道：“六艺之言，显于此土。三藏之奥，演自彼天。法界一如，心源无二。推其宗极，岂不冥符。果情执已亡，则儒佛俱泯。然诠表所寄，义相实繁。苟欲一一比而合之，二极广略靡定，隐显时别，分齐有所难析，涂虑患其不同。故忘筌之旨既得，则拂迹之谈可舍。察乎此者，交参互入，并行不碍。前贤以异端屏释，古德以外道判儒。遂若体物有遗，广大不备，其犹考之未尽密耶。尝以西来众典，义启多门。邹鲁所承，道唯一贯。彼则一乘是实，此乃易道至神。今欲观其会通，要在求其统类。若定以儒摄佛，亦听以佛摄儒。须以本迹二门辨其同异。盖迹异，故缘起有殊。本同，故归致是一。就迹，则不夺二宗。依本，则不害一味。若迹同者，二俱不成。若本异者，一亦不立。今双立儒佛，正以同本异迹故。存迹以明非，即就本以明非。离则不失于二，不违于一，是以儒佛得并成也。”马浮在阐述儒佛所以互摄的道理后，又以佛的五教（小乘教、大乘始教、终教、顿教、圆教）与儒的六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对照说明“儒佛互摄”的一致性。马浮举例说：“如《诗》次风雅颂，正变得失，各系其德；自彼教言之，即是彰依正之胜劣也。《书》叙帝王伯，虞夏商周，各以其人；自彼教言之，即是示行位之分圆也。《春秋》实兼《诗》、《书》二教，推见至隐，拨乱反正，因行事加王心；自彼教言之，即是摄末归本，破邪显正，即俗明真，举事成理也。终、顿之义，亦可略摄于兹。然此是迹异门。迹中有本，本同故可摄。唯以其迹，则不见有摄义也。若《易》与《礼》、《乐》，则是本同门。本中亦有迹，本同故迹泯。唯以其本，故不见有不摄义也。略举其例，如乐主和同，即是平等一心。礼主别异，即是差别万行。万行不出一心，一心不违万行。故有礼不可无乐，有乐不可无礼。礼乐皆得，谓之有德。此即摄圆教义。乐由中出，故静不动，真常湛寂之本也。礼自外作，故文不坏，功德业用之相也。乐者，天地之和。礼者，天地之序。和，故百物皆化。无量世界海，佛身悉充徧，所谓化也。序，故群物有别。一尘一毛端，各各现刹土，所谓别也。此皆圆教义也。《大学》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先后有序，是礼教义。依性说相，即性之相也。《中庸》大本达道，一于至诚，天人合言，是乐教义。会相归性，即相之性也。《大学》摄终，《中庸》兼顿，合即成圆。故先儒双提二篇，以显圣道也。乐由天作，礼以地制，明于天地而后能兴礼乐。天地者，法象之本。乾知大始，即表心真如，所谓一大总相法门体也。坤作成物，即表心生灭，出生一切法能摄一切法也。终顿圆三教并用此义。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性相交融而觉周于无际。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故圣道可得而立，佛法由是而现。天道，地道，人道，一也。苦身法身、烦恼般若、结业解脱，一也。此圆教义也。礼乐统于易，犹终顿该于圆。礼乐以人道合天地之道，犹以一心开二门，终顿准之。易以天地之道冒人道，犹以一法界总收一切法，圆教准之。‘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所谓众生心中悉有如来智慧也。‘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所谓从初发心便成正觉也。易无方无体无思无为而崇广业，开物成务，原始反终，穷神知化，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止，寂而常感，感而常寂。孔子叹易之德曰：‘非天下之至精至变至神，其孰能与于此。’此犹华严之称大方广矣。　　……

前言/序言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张岱年—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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