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于1899 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刊，是世界上历史悠久，也是影响力极大的技术商业类杂志。内容覆盖广泛，涉及互联网、通讯、计算机技术、能源、新材料、生物医学和商务科技几大领域。

如今，在全球范围内，每月有超过300万来自科技和商业领域的专业人士与领袖，通过《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网站、手机应用、平面杂志以及各种活动组成的传播平台，分享前沿科技资讯。目前，《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拥有英文、中文、西班牙文、德文、意大利文等不同语言的9个国际版本，读者涵盖147个国家。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重点关注新兴科技及其对商业和社会的巨大影响，为科技人士及商业领袖提供前瞻性的资讯和独到深入的行业趋势研究分析。目前，《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已经脱离了开始的杂志形态，已经成为以数字科技和线下活动驱动的全球科技创新社区翘楚。

每年，《麻省理工科技评论》都推出3个榜单，分别为年度“10大突破技术”，年度“35岁以下革新者”，以及年度“50大创新公司”。

　　《科技想要什么》一书中，凯文？凯利预测了未来数十年科技的12种趋势，包括创造大脑这一得寸进尺之举。不过，为了让人类创造的世界实现收益**大化，需要对这种全球体系产生的问题和代价保持敏感。凯利详细讲述了值得我们学习的阿米什“早期使用者”和其他批判科技自我主义倾向的人所具有的智慧。凯利的新科技理论提供了三种实践经验：通过倾听科技的需求，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可以更加出色地做好准备，迎接必将到来的科技；通过采用主动融合原则，我们可以驾驭科技，使之发挥大作用；通过遵从这种类生命系统的长期规则，我们可以获得它的全部馈赠。
　　凯利令人吃惊地宣称，现在人类已定义的生命形态仅包括植物、动物、原生生物、真菌、原细菌、真细菌六种，但技术的演化和这六种生命体的演化惊人相似。技术应该是生命的第七种存在方式。技术是生命的延伸，它不是独立于生命之外的东西。

　凯文·凯利（1952～），《全球概览》（乔布斯喜欢的杂志）的编辑和出版人，之后担任《连线》杂志主编，并在《纽约时报》《经济学人》《时代》《科学》等重量级杂志发表多篇科技文章，为全球科技迷们狂热追随。

　　已出版多部畅销书，其中《失控》《科技想要什么》《新经济新规则》在中国的科技爱好者中掀起热潮，作者数次被邀请来华，均引起轰动。

　　《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是复杂性科学奠基人、首屈一指的技术思想家、“熊彼特奖”得主布莱恩?阿瑟所创建的一套关于技术产生和进化的系统性理论，本书是打开“技术黑箱”的钥匙，它用平实的语言将技术本质的思想娓娓道来。

　　技术，是一个异常美丽的主题，它不动声色地创造了我们的财富，成就了经济的繁荣，改变了我们存在的方式。尽管技术如此重要，却少有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停下来深入思考技术。我们了解技术的原理，却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我们深思技术的意义，追问技术到底能否决定人类的历史，但是关于“技术”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并没有达成共识。

　　布莱恩·阿瑟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答，作者构建了关于技术的理论体系，阐明了技术的本质及其进化机制。《技术的本质》是技术思想领域的开创性作品，它不同于一般的流行读物或学术著作，对于商业创新和经济发展而言都有非凡的意义。布莱恩?阿瑟的思想是硅谷亿万资金运行的基础，如果能够真正读懂本书，不论是普通读者、商业领袖还是学术研究者，都将受益匪浅。

　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复杂性科学奠基人1987 年，阿瑟进入圣塔菲研究所，投身于复杂性科学领域研究。1988 年，阿瑟开始主持圣塔菲的一个研究项目：“经济可看作是进化的复杂系统”（The Economy as an Evolving Complex System）。这个项目汇集了各领域优秀的人才，包括概率论专家戴维?莱恩（David Lane），物理学家理查德?帕尔默（Richard Palmer）和理论生物学家斯图尔特?考夫曼（Stu Kauffman）等，真正实现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圣塔菲研究小组的实践，创立了跨学科研究的新模式。

　　由于阿瑟的突出成绩，他荣获复杂性科学领域的首届拉格朗日奖。

　　人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常会碰到一些没办法解答的问题，它们可能就此盘踞于心，很久都无法释怀。我是17 岁开始接受电气工程本科教育的，我很快就意识到，其实我并没有真正理解我所学的东西的本质，即什么是技术真正的本质？尽管那时我可以得到很高的分数，但我认为那只是因为我的数学还不错。教授们解释道：技术是科学的应用；技术是经济中关于机制和方法的研究；技术是工业过程中的社会知识；技术是工程实践。但是所有这些答案似乎都不能令人十分满意，没有哪个答案触及“技术的本性”（technology-ness）这个层次。因而对我来说，它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

　　后来，到了研究生阶段，我转而开始着迷于经济是怎样发展并建构起来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明显，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从技术中产生的。毕竟，在某种意义上，经济不过是通过智慧地组织技术来满足我们的需求，故而它也会随技术的进化而进化。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技术是如何产生的呢？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经济又是如何引发技术的？准确来讲，技术到底是什么呢？这样一来，我就又回到了老问题上。

　　其后的很多年，我都没有再过多地思考这个问题。直到20 世纪80年代，当我开始研究收益递增理论时，我的注意力才被重新拉回到技术上。技术，是新的技术产品和生产工艺（例如，早期的汽车）通过被应用和被采用而获得改善，之后再获得进一步的应用和采用，进而创造出正反馈或者收益递增的效用。收益递增向经济学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有两种收益递增的产品（也可以指两项技术）相互竞争的话，领先的那个就有可能进一步领先，并因此主导市场。但是终赢家却无法确定，这其中会有多种可能性。那么赢家是如何被选择的呢？在我的理论进路中，是允许这种随机事件发生的，它会被内在的、连续的正反馈所放大，可以随时间随机地选择结果。如果我们将其看成某种程度的随机过程，我们就可以分析收益递增的情况。这样一来，思路顿开。

　　为了寻找合适的例子，我从1981 年开始关注具体技术及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这些考察对我的理论建构都很有帮助，但实际上吸引我的并不是那些直接与收益递增相关的技术，而是在技术呈现之初，那些看起来模模糊糊的状态。我意识到，新技术并不是无中生有地被“发明”出来的，我看到的技术的例子都是从先前已有的技术中被创造（被建构、被聚集、被集成）而来的。换句话说，技术是由其他的技术构成的，技术产生于其他技术的组合（Combinations）〇1。这个观察结果看起来太简单了，以至于一开始会让人觉得并不特别重要，但是我很快意识到，如果新技术是从已有技术中建构出来的，而且是集合性的，那就意味着技术自己创造了自己！后来，我接触到了弗朗西斯科· 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和温贝托· 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的自创生系统理论（self-producing systems）。我知道，如果我直接采用“技术是自我创生的（autopoietic），或者自我创造（self-creating）的”这样的阐述，其实可以令读者印象更加深刻。但是在20 世纪80 年代，我根本不知道瓦雷拉和马图拉纳。当时我能做的只是盯着这个自创生的客体世界，惊讶于这种自创生的结果。

　　我逐渐意识到，“组合”可能是弄清楚发明和技术进化的现实机制的关键所在。在此之前，这种想法还没有被技术思想家认真思考过。我在20 世纪90 年代对一些机制有了一些想法，并在1994 年发表过关于结构深化的文章。与此同时，我也对其他理论有了一些模糊的理解。

　　20 世纪90 年代，我曾研究了一些其他问题，主要是关于经济复杂性和认知的问题。直到2000 年，我才又开始回过头系统地思考技术以及技术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我慢慢悟出，除了“组合”之外，还有其他原理也在起作用。技术是由部件和零件（集成件和次级集成件）构成的，而集成件自身也是技术。所以技术有一个递归性（recursive）的结构。而且我认识到，每个技术都是建立在某个现象（phenomenon），以及从该现象挖掘出来的某种或几种效应（effects）之上的。因此，技术是通过捕捉现象并对之加以应用来获得发展的。同时，我也认识到，经济并不太像我接受的教育所暗示的那样，是技术的集装箱，经济是从技术之中产生出来的。经济是从满足我们需要的生产性的方法、法规和组织性安排当中产生出来的，因此经济产生于捕获及组合现象的过程中。

　　为了深入思考，我一头钻进了斯坦福图书馆。一开始，我需要阅读的资料似乎非常多。但是随着阅读与思考的深入，我又觉得可读的材料实在太少了。这很奇怪，因为关于技术的资料应该和经济、法律法规之类的资料同样庞大、复杂和有趣。我看到图书馆中有大量关于具体技术的文章、丰富的教科书，特别是关于那些流行的技术，如计算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读物。但是关于技术或技术创新的本质，以及其后续进化的相关文献却很少。这些资料里有工程师和法国哲学家关于技术的沉思，有关于技术的采用与扩散的研究，有关于社会如何影响技术以及技术如何影响社会的理论，还有关于技术是如何被设计、如何发展的观察，但是当我想要追问得更深一些，想讨论技术背后的原理，以及建构技术并决定其方式与过程的通用逻辑的时候，却没能发现更进一步的论述。因此我假定，这可能意味着我们还没有一个关于技术的完整理论。

　　在这本书中，我将讨论所有我能找到的关于技术思考的文献，它们将涵盖来自哲学家、工程师、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相关论述。所有这些讨论都很有帮助，其中有用的是历史学家们对一个个具体技术形成的细节以及细致的案例研究。2 开始，我搞不懂为什么所有的历史学家在技术和创新的方法和本质方面都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后来我明白了，可能由于世界的呈现更多来自技术而不是来自于战争和条约，而历史学家当然关注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因此就会对技术是怎样形成的更感兴趣。

　　本书讨论的议题是，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这主要是在我的两场学术报告的基础上完成的：一个是1988 年在圣塔菲研究所“斯塔尼斯拉夫· 马尔钦· 乌拉姆（Stanislaw Marcin Ulam）纪念演讲”上关于“数字化与经济”的一个讲座；另一个是2000 年在爱尔兰的戈尔韦国立大学的“凯恩斯论坛”上关于“高科技与经济”的那场报告。本书内容大部分基于上述两个报告，但主要来自“凯恩斯论坛”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