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民族今日所拥有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无论其优长处还是其弊端所在，都是从长久的历史生活中累积起来的，并将深刻影响我们民族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格局。我们探究中华文化的过去，正是为着真切地把握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传统，考察中华文化现状的历史渊源，从而较有依据地观照中华文化未来的走向。《中华文化史（珍藏版）》以宏大的构思、新颖的理论、丰富的内容和严谨而优美的文笔，全景展现了中华文化生成机制和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内容简介

　　《中华文化史（珍藏版）》以宏大的构思、新颖的理论、丰富的内容和严谨而优美的文笔，全景展现了中华文化生成机制和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上编从地理背景、经济土壤、社会结构等方面分析了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重理论而又多有丰富史料的佐证；下编勾画了自远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内中华文化自发生到一统、多元、隆盛、内省、融合、陈暮开新、烂熟式微、蜕变新生的发展历程，多描述而又不乏精辟议论的概括。

作者简介

　　周积明，1949年11月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湖北大学副校长、湖北省重点学科（专门史学科）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社科联副主席。1997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2年入选“湖北新世纪高层次人才”第一层次。著有《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纪昀评传》、《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震荡与冲突——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潮与社会》等著作。
　　
　　冯天瑜，1942年出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86年被国家科委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2年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颁发“世界著名知识分子”证书。2010年儿月16日，中共湖北省委命名表彰为首批“荆楚社科名家”。
　　
　　何晓明，湖北武汉人，1951年出生。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题记
导论
一、文化史的研究对象
二、文化：一个向广延度和深刻度拓展的概念
三、文化的实质性内蕴
四、文化结构
五、文化史在历史学科中地位的确立和发展

上编中华文化生态
第一章 “文化生态”界说
一、地球——人类创造文化的载体
二、人对环境的能动作用与环境对人的制约
三、文化生态学：文化学与生态学结合的产物
四、自然场与社会场·文化生态三层次
五、中华民族在古代和近代面对的两组文化生态类型
六、中华文化生态概述
第二章中华文化的地理背景
第一节地理环境：文化创造的自然基础
一、在地理与文化关系问题上的两种极端之论
二、“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失误
三、历史的及文化的研究必须重视对地理环境的考察
四、物质生产构成地理环境影响人类文化发展的中介
五、地理环境为文化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而人文因素是转变为现实性的选择动力
第二节中华文化多样化发展和文化中心转移的地理前提
一、中华文化拥有一个较之其他古文化更为辽阔的发展基地
二、气候类型完备，地形、地貌、流域繁复
三、复杂的地理形势是中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空间条件
四、辽阔的疆域为中华文化中心转移提供纵深腹地
第三节中华文化圈的周边环境
一、东亚陆海关系的特点
二、东西方海洋观比较
三、中国古代海洋事业的成就与局限
四、明清“海禁”及其在近代的突破
五、东亚内陆方向的地理障壁
第四节东亚地理环境对文化传播的影响
一、文化传播的功能
二、东亚大陆的地理独立性与中华文化发生期的独自完成及其双重意义
三、中国入突破隔绝状态的努力
第三章中华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
第一节农耕与游牧：东亚大陆的两种经济类型
一、东亚农耕区
二、东亚游牧区
三、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
四、长城：东亚农耕经济区的人工屏障
五、农耕人的“世界主义”
六、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补与融汇
第二节中国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形态
一、殷商、西周——土地国有及公社所有，集体劳作的自然经济阶段
二、东周、秦汉至明清——土地私有、个体劳作的自然经济阶段
三、城乡经济的同一性，城市对乡村的经济依赖
四、生活资料生产与人口再生产比例的周期性失调
……
第四章中华文化依托的社会结构
余论

下篇中华文化历程
第一章上古：中华文化的多元发生
第二章殷商西周：从神本走向人本
第三章春秋战国：“轴心时代”
第四章秦汉：统一的帝国与一统的文化
第五章魏晋南北朝：乱世中的文化多元走向
第六章隋唐：隆盛时代
第七章两宋：内省、精致趋向与市井文化的勃兴
第八章辽夏金元：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汇
第九章明：沉暮与开新
第十章清：烂熟与式微
第十一章近代：蜕变与新生（上）
第十二章近代：蜕变与新生（下）
结语

精彩书摘

　　一种惯常说法是，西方文化是富于扩张性的外向型文化，这与西方人信奉的基督教的“普世主义”有关；而中国文化似乎是收敛性的内向型文化。其实，此说仅见其一，未见其二。
　　诚然，作为农耕人的华夏一汉族主张和平自守，然而他们的想象力又并非禁锢于狭小天地。华人自古便有相当发达的“一天下”“平四海”之类的理想。华夏古帝王即把“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无怠无荒，四夷来王”作为“治道”的高妙境界。在《大学》等经典制订的修、齐、治、平的人生目标中，“平天下”是最高层次。虽然，在中国完成平天下大业的还是那些武功盛大的强者，然而，如前所述，在华夏一汉族文化系统中极少有以武力征服世界的设想，至于“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仁政“陶冶万物，化正天下”的说法则汗牛充栋。梁启超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把“世界主义之光大”作为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他在论及古希腊人对此“未有留意”之后指出：
　　中国则于修身齐家治国之外，又以平天下为一大问题。如孔学之大同
　　太平，墨学之禁攻寝兵，老学之抱一为式，邹衍之终始五德，大抵向此问题
　　而试研究也。虽其所谓天下者非真天下，而其理想固以全世界为鹄也。这种非强权的，建立在和平主义、伦理主义基础上的世界主义，是东亚渊源深厚韵农耕文明的产物。在欧洲，世界主义迟至中世纪晚期才正式出现。在东亚哲人孔、老、墨之后一千多年，欧洲文艺复兴前驱、意大利诗人但丁·阿利盖里（1265-1321）针对欧洲中世纪诸侯割据局面，发扬“普世主义”传统，在《论世界帝国》一书中提出，为了世界的福利，有必要建立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因为全人类文明普遍一致的目的是全面地、不断地发展人的智力，这就需要世界和平，而要实现世界和平，就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国家。东西方哲人的这两种世界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东方孔、老、墨的世界主义较之西方哲人的世界主义要古老久远得多。
　　中华民族的世界主义不仅是一种学说和理想，同时也有相当丰富的实践。华人的主体虽聚族而居于东亚大陆，但也有不少成员移往海外，尤以中印半岛、南洋群岛为多，对于这些地区的开发其功甚伟。这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化被万方”吧。近世以来，华人足迹更遍及五大洲，他们在当地经济、文化领域中所起的作用，为列国所公认。身处异邦的华人在汇入当地社会的同时，又保持着中华文化传统，长期结成华人社会。因此，一部完备的中华文化史，是应当包括华侨史在内的。遗憾的是笔者对此缺乏研究，只能寄厚望于时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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