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对革命的贡献，一是创建和领导了赣东北根据地和红十军，他由此而成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先驱。这在当时和后来都一直受到高度评价。二是他在狱中写成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述略》《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死》等自传性文稿，对中国革命做了抒情的论证和理性的探索，赋予革命以一种诗性的、神圣的光芒。一九八四年，方志敏的全部文稿由人民出版社收集为《方志敏文集》出版，一九九九年江西人民出版社修订再版。

一、纪实与抒情

典型的革命者面对的是刀光剑影、牢狱刑场，其生命寄托是理想与信念，其作品是狱中书简。中国革命的狱中书简，就现在可见的而言，以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与方志敏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述略》《可爱的中国》等最有价值。前者沉思的是革命者的人性，后者发掘的是人性中的革命性，都是体验和理解革命的必读书。

不是每个下狱的革命者都能写书作文，即使是具备写作才能的革命者。方志敏之所以能在一九三五年三月至七月写下十三万字的书简，很重要的条件是他住在狱中的“优待号”：“房子很宽敞，每室住一个或两人，都有玻璃，都用纸裱糊过，与其说是囚室，不如说是书房。住在优待号里的人，除了不能走出大门外，其余都如在旅馆里住着一样，十分自由方便。”（《方志敏文集》，第一六四页，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入狱之前，方志敏从未住过这么好的地方。另外，他还得益于四个被他争取过来的看守的帮助。

参加革命的无非是三种人，一是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和研究后树立革命理想的，二是在革命洪流中随大流的（包括投机者），三是个人无路可走逼上梁山的。毛泽东一九六一年二月就在浙江说过：“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一一二五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方志敏属于第一类，他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对其行为有清醒的意识与反省。一旦成为革命者，他就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一个革命者全部命运，包括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他被俘的当天晚上，他就坦然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方志敏文集》，第三页）方志敏狱中文稿的主要内容，一是政治汇报。他对革命极度忠诚，又是割据一方的领导人之一，其成败得失需要有一个政治交代，如总结赣东北斗争的经验教训、检讨皖南行动失败的原因等等。他不讳言，“我们因政治领导上的错误与军事指挥上的迟疑”（《方志敏文集》，第九九页）而招致失败。二是个体抒怀。对可爱的中国、对掌握着绝对真理的党、对一定会胜利的革命，方志敏都浓墨重彩地写下了他的爱；其中对自己错误的严厉自责、对牺牲者的深切怀念等都真诚动人。政治汇报曾经是令人反感的材料，个性抒情一般是艺术家的专利，方志敏把党性和个性、政治和诗情融合在一起，以其滚烫的文字令人血脉贲张。

不过，这些周转无数、奇迹般地保留下来的文稿并非政治抒情诗，而是革命纪实。作为赣东北根据地和红十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方志敏从一九二七年回到故乡后就组织革命，不但艰苦卓绝，且多次“重起炉灶”，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决策，其革命生涯与赣东北革命已血肉相融。他具有从事党政军工作的全面才能，在赣东北的顺利时期，只要有方志敏的参与，任何一项工作都可以打开新局面。“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叶剑英）狱中文稿既是一个革命者的成长史，也是一个根据地的兴衰史，这里没有政治修辞，没有刻意剪裁，具有高度的主观真实性。

二、要革命（上）

革命成功半个世纪之后，知识界开始反省现代中国的激进思潮和革命行径，有“告别革命”的主张。长期处于革命动员之中的国人，也许已经忘却这本是二十世纪初康梁与国民党人争论得很热烈的问题，即使是毛泽东，青年时代也认为恐怖性的革命是其他办法走不通以后的“变计”。事实上，一些较有思想的革命家都曾思考过这个问题。

方志敏在狱中也在为革命辩护。在他的家乡：

群众的赤贫化，以至于走到饥饿死亡线上，这还能压制他们不心怀怨恨而另找出路以打破目前不可忍耐的现状吗？（《方志敏文集》，第九页）

我每年暑假回家的时候，看到村中如此情形，心里总感着难过，合得将它改良一下才好；但是左想右想，终想不出一个改良的方法来。不彻底革命，你会有什么力量来改良农村？从前一些热心新村运动者，他们到底做出来一点什么成绩，他们不都是宣告失败了吗？（《方志敏文集》，第一一～一二页）一九二九年，方志敏写了一个宣传戏《年关斗争》，说的是贫农张三年关前出门砍柴，他的妻子被一个来逼债的地主强奸，羞而自杀；他的女儿被另一个地主拉走抵债；张三刚回到家，他用卖柴的钱买来的半斤肉也被第三个地主抢走了。“怎么样才会出头？”农民议论开了：“不革命这日子是过不出头的。”“我家锅都没有了，不革命连饭都不要吃了。”这固然是基于宣传需要的理性化、概念后的语言，但“农民丙”确实说了一句地道的农民话：“我们一身都是苦，除了苦一身都没有什么哇头。依我说，我们饿死也是死，被土豪打死也是死，倒不如和土豪们拼命。”（《方志敏文集》，第三六四页）

从活不下去到铤而走险，其中介是绝望心理。农民赤贫的根源在于贪官污吏们以各种方式、各种名目的压榨和盘剥。方志敏家乡派出所的余姓小巡官，一手包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是当地的无上权威而又无恶不作。方志敏等人曾上告省警察厅，余巡官知道后，“连忙派人送了一大注赃款来进贿，天大的事，就化为无事了”（《方志敏文集》，第六页）。方志敏由此体会到，恶霸横行、民不聊生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无法在现存的政治秩序内解决，不是一两个贪官、恶人，而是一整套制度在维护着权势阶层。本来，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是中国资产主义的黄金时代，经济增长很快，但这些进步、增长只局限于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而广大腹地农村却由于人口增加、外国商品的涌入、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等原因而更趋衰落，官员越来越贪，穷人越来越穷。“在这样的地方，群众的贫穷、痛苦、怨恨和急急的要求解放，爆发一个革命运动，乃势所必然之势。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正如一箱火药一样，只要有根导火索，马上就哄哄爆炸的。”（《方志敏文集》，第三九页）按鲁迅的说法，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人一样地生活，但中国农民一般很少铤而走险，只有在实在活不下去、想做奴隶也不可得的时刻，才会逼上梁山。对于悲苦无告的老百姓，革命有时是唯一出路。革命的合法性有其全人类的普遍性。一七六六年，美国十三个州通过的《独立宣言》宣称：“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赵一凡编：《美国的历史文献》，第一七～一八页，三联书店一九八九年版）如果不革命，剩下的是改良一途。古今中外的改良，莫不是由权力中心发起而自上而下地实现，但握有全民生杀予夺之权和巨大社会财富的当权者，愿意并且有可能自我调整、自我改善吗？余巡官对弋阳九区的民众会仁慈一些吗？统治者从来都是反对革命的，但他们又常常在为革命铺路；革命确实给社会带来震荡，但统治者常常要弄到血流遍地的地步。德国诗人歌德早就说过：“我完全相信，任何一次大革命都不能归咎于人民，而只能归咎于政府。只要政府办事经常公正和保持警惕，采取改良措施来预防革命，不要苟且因循，拖延到非受制于下面来的压力不可，这样革命就决不会发生。”（爱克曼：《歌德谈话录》，第二四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要求受尽苦难的农民为着历史长远的利益忍而不发、自我牺牲，是残忍的，也是不可能的。方志敏之革命化，就在于他痛切认识到现状非改变不可，而和平改良又全无可能，至少在他的视界中。问题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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