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的概念》收入卡尔·施米特经典作品三种：《政治的概念》《中立化与非政治化的时代》《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附识》。
　　《政治的概念》乃施米特最标志性也是被讨论得最多的作品，至20世纪末已有15个语种的译本，因为他在此书中提出了极具争议性的观点——政治就是国家之间的生存冲突，就是对敌友关系的划分。《中立化与非政治化的时代》是《政治的概念》初版时的附录，在1933年的修订版中被取消。1963年重印时，施米特增补了大量注释，撰写新序，附加了三篇“增补附论”，成为《政治的概念》一书的定本。
　　同年，施米特发表《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附识》，从19世纪源于西班牙的游击战讲到列宁尤其是毛泽东对游击战理论和实践的天才发展，尖锐地提出现代国际政治中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该书副题表明其对《政治的概念》提供了历史证明。《游击队理论》在“9?11事件”之后更显意义，现已成为诸多学科的经典文献。
　　本书新增一篇德国汉学家什克尔与施米特关于“游击队理论”的对谈，展现1960年代末，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施米特对“游击队理论”的再思考。

作者简介

　　卡尔·施米特（CarlSchmitt，1888年7月11日－1985年4月7日）,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最后一位欧洲公法学家。
　　施米特的写作生涯长达60余年，在20世纪诸多重大政治思想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20世纪的霍布斯”之称，其思想对20世纪政治哲学、神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以决断论为著；并提出了许多公法学上的重要概念，例如制度性保障、实质法治国，及法律与主权的关系等。
　　施米特出生在德国西部威斯特伐里亚的一个小镇普勒腾贝格的天主教家庭，从小喜好文学、艺术、音乐、哲学、神学，曾就读于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与斯特拉斯堡大学。1910年完成博士论文《论罪责与罪责模式》，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施米特一边研究新康德主义法理学，一边写论瓦格纳的华彩文章。1916年以《国家的价值与个人的意义》（一文取得教授资格，并发表了一部从政治哲学角度论诗人多伯勒的长诗《北极光》的专著，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思想生涯。同年，与塞尔维亚女子帕芙拉·多萝蒂克结婚。
　　1933年，施米特担任柏林大学教授，同年，出于诸多策略性的考量，加入纳粹党。“二战”后，施米特曾被冠以“第三帝国桂冠法学家”的称号。1933—1936年，施米特担任普鲁士政府成员，享有众多学术职位，包括著名的《德意志法学家报》主编。1936年后，施米特因其在纳粹执政前后态度之转变，及其入党甚晚的事实而渐受部份党政高层质疑，且受到党卫军机关报《黑衣军团》的攻击。战后被盟军逮捕并移送至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应讯，却未被起诉而获开释。施米特后因拒绝与西德政府“去纳粹化”政策妥协而被永久剥夺正式任教之权利。纵然如此，施米特仍持续著书立说，对西德公众舆论以及欧洲左、右翼知识精英发挥其影响力。施米特以96岁高龄逝世于慕尼黑，葬于故乡普勒腾贝格，墓碑上铭刻着施米特对自己的盖棺论定：“他通晓律法。”
　　施米特与马克斯·韦伯曾有所来往，且深受其影响，部分地继承了韦伯对现代性批判的论题，其中一个明确的倾向就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但称施米特为“反自由主义者”，则失之草率，有学者认为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是来自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批判。

　　刘宗坤,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美国瓦尔帕莱索大学法学博士，著有《原罪与正义》等书，译有《政治的神学》《政治的概念》等。曾担任《维尔帕莱索大学法学评论》（ValparaisoUniversityLawReview）编辑，现为美国伊利诺伊州及联邦法院职业律师、独立学者。

　　朱雁冰,德语教授，196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系荣休教授，曾任1986—1992年度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和1992—1996年度高等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还是国际日耳曼学联合会（IVG）会员。1980年代在德国沃尔芬比特图书馆作儒家思想在德国的接受（至18世纪末）的专题研究，发表论文《耶稣会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中文）、《莱布尼茨与朱熹》（德文）、《赫尔德、歌德和席勒著作中的儒家思想》（德文）等九篇。译著涉猎哲学、基督教神学和文学等十几种，包括《圣言的倾听者》《基督教理论与现代》《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等等。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施米特的论著]最具学识且最富洞见力。
　　——哈耶克

　　★施米特是在一个自由主义的世界上承担起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在此，我们是指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发生在自由主义的视界之内。他的非自由主义倾向依然受制于无法克服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
　　——列奥·施特劳斯

　　★施米特乃“德国学界宪法和公法领域最重要的人”。
　　——阿伦特

　　★施米特是“韦伯传统下伟大的社会哲学家”。
　　——雷蒙·阿隆

　　★施米特是“韦伯合法的儿子”。
　　——哈贝马斯

　　★施米特蒙受的是数世纪以来不为人们所承认的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命运。
　　——赫尔穆特·舍尔斯基

　　★施米特“如今甚至开始盖过韦伯的光芒”。
　　——《法兰克福汇报》

　　★罗马失火时，弹琴固然要不得；然而，这个时候研究水力学理论却完全正当。施米特属于那种“研究水力学理论”的人，他是具有罕见信念的思想家……
　　——雨果·巴尔

　　★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现代性所作出的前沿性和总体性的攻击，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知识上的影响。由此带来的知识和理论上的碎片，不断地为欧洲以及欧洲以外的知识群体中的政治思想者所捡拾。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尚没有哪个思想家像施米特一样有如此多的来自不同领域的读者群。
　　——扬–维尔纳·米勒

　　★基于对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度的分析，施米特全面思考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局限，成为整个20世纪最重要、最精彩的自由主义批评家。
　　我们可以把施米特看作是尼采以来西方“价值重估”、道德超越和通过颠覆和消解传统而不断自我肯定的总体方向上的最后一个重要路标。
　　——张旭东

　　★今天的知识界，从德国到欧美乃至中国，施米特的思想幽灵正在徘徊游荡，吸引了分属不同意识形态与知识谱系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当然，施米特在世的时候绝不是默默无闻的学者，但对学术思想界而言，他在最近二十年间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他生前最为鼎盛的时期。如果在当代谈论西方思想，特别是政治哲学和法学，我们似乎逃不开施米特幽灵的纠缠。
　　——刘擎

　　★施米特的价值不在于他的答案，而在于他的问题，没有人能绕过去。左翼和右翼、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独裁者和“游击队员”，所有与他争辩的人都成了向他学习的弟子，无法绕过他那巨大的、悖论性的、危险的存在。在这张名单上，仅我们熟知的就有罗尔斯、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德沃金，一直到齐泽克、阿甘本和哈特及内格利。
　　——严搏非

编者说明（刘小枫）
政治的概念［1932］（刘宗坤译）
重版序［1963］（吴增定译）
一、国家的和政治的
二、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
三、战争是敌对性的显现形式
四、国家是政治的统一体，因多元论而出问题
五、决断战争和敌人
六、世界并非政治的统一体，而是政治的多样体
七、政治理论的人类学始基
八、伦理与经济的两极导致的非政治化
1932年版跋
增补附论（李秋零译）
中立化与非政治化的时代［1929］（刘宗坤译）
一、嬗变的中心领域的阶段后果
二、中立化和非政治化阶段
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附识［1963］（朱雁冰译）
前言
引论
理论的发展
晚近阶段的视角和概念
附录：与施米特谈游击队理论（什克尔著/卢白羽译）
人名译名对照表

精彩书摘

　　出路的处境一如既往，挑战仍然没有得到克服。官方还在利用古典概念，世界革命的目标和方法仍然实际有效，这两者间的矛盾不断在激化而已。不应停止对这一挑战的反思，必须继续尝试回答挑战。
　　究竟何以可能回答挑战？体系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三个世纪前，欧洲国家性时期臻至光辉的顶峰，富丽堂皇的思想体系也随之形成。今天已绝无可能再建这样的体系。如今惟一可能的是作历史回顾，以系统的意识来反思欧洲公法的伟大时代及其概念：国家、战争和正当的敌人。在我的《大地的法》一书中，我已经尝试这种反思。
　　另一相反的可能性是制造格言警语（Aphorismus）。这对作为一个法学家的我来说，决无可能。要么是体系，要么是格言警语：这一两难选择的惟一的出路只能是：正视眼前的现象，并以现象为标准，审视从不断涌现的问题中产生的新的喧嚣局面。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才得以产生对其他现象的认识，从而形成一系列增补附论。增补附论已经不少，但说它们加剧了重印1932年原文的困难，也许并不符合实际。这些增补附论审视了政治的概念领域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在此关心的只是其中一个极为特殊的范畴。在一个概念领域中，诸多概念通过自身在其中的位置而相互揭示其意义；但这个特殊的范畴却拆毁这一概念领域。因此，这样一种审视特别有助于实现这篇论著的教学法目标。
　　1932年文本的重印将作为一份文献面世，尽管缺陷良多，却未作任何改动。客观地说，其主要缺陷是，没有足够清晰、准确地划分和区分不同类型的敌人——传统意义上的、实际的或绝对的敌人。一位法国人——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弗洛德（JulienFreund）和一位美国人——哥伦比亚大学的施瓦布（GeorgeSchwab），指出了这一缺陷，为此我非常感谢。问题的讨论无可抗拒地还在继续，也使我们意识到一个真正的进步。因为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战争类型和方法，迫使我们反思敌对性现象。与重印《政治的概念》同时问世、但单独发表的论著《游击队理论》，已经用一个极富现实意义、极为紧迫的例子指出了这一点。所谓的冷战则提供了第二个、但同样迫在眉睫的例子。当今的游击战争最初发轫于1932年以来的中日战争，随后在“二战”中，在1945年以后最近的印度支那和其他地区获得进一步发展。在这类游击战争中，两种对立的事件、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战争和敌对性交织在一起：首先是当地人民出于天性抵抗外来入侵国的战争，然后是利益性的第三方、有侵略世界野心的实力对这种抵抗战争的援助与操纵。对于古典战争的指挥来说，游击战争仅仅是“非正规战争”，一种单纯的边缘战争；然而，游击战争尽管没有成为核心战争，却成为世界革命的战争指挥的关键战争。人们想到的仅仅是古典的准则：武装部队同敌人战斗——普鲁士德国的陆军指望用这一准则来打败游击队；因此，警察对沿途抢劫的士兵格杀勿论。
　　在当今其他现代类型的战争中，在所谓的冷战中，迄今为止建构起来的所有限制和监督战争的传统体系的概念口袋都被捅破了。冷战是对战争与和平和中立、政治与经济、武力与文明、作战人员与非作战人员的一切古典区分的嘲讽，而不仅仅是对敌友的古典区分的嘲讽，尽管敌友区分的逻辑一贯性构成了冷战的源头和本质。
　　毫不奇怪，本世纪20年代以来，除了enemy之外，古老的英文词语foe从四个世纪漫长的睡梦中苏醒过来，重新被人们使用。这个时代在抹去战争与和平的区分的同时，又在制造核杀伤武器：在这样一个时代，怎么可能停止对划分敌友的反思？最大的问题仍然在于限制战争；但是，如果战争在两方面都与敌对性的相对化脱不开干系，那么，限制战争不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游戏，就是发动一场狗咬狗的战争（dogfight），再不然就是自欺欺人的空谈。
　　详尽无遗地处理这些问题，填补一篇30年后再度问世的文本的明显不足，不可能是这篇短小论著的重版序言的意义所在，不消说，它也不可能取代将要重新撰写的著作。如果仅仅要提示为什么这篇论著会引起持久的兴趣并说明重印原文的原因，这样的序言肯定足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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