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说明编者说明关于无产阶级的任务和策略的提纲（1915年2月）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1916年）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1919年）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1923年2月5日）马克思主义者列宁（1924年2月17日）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1924年）无产阶级和艺术政策问题（1925年2月）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命运（1925年3月10日）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1925年4月17日）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发言（1925年4月29日）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1925年）论过渡时期的规律性问题（1926年7月）在联共（布）七月中央全会上的发言（1928年7月10日）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1928年9月30日）列宁和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任务（1929年1月20日）列宁的政治遗嘱（1929年1月24日）十月的纲领（1929年3月23日）在联共（布）四月中央全会上的发言（1929年4月18日）“有组织的经营混乱”的理论（1929年6月30日）附录给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1937年2月）后记

精彩书摘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1919年）　　“归根到底”任何理论都有实践的根源。如果这句话对任何科学来说都是正确的话，那么，对社会科学来说就“倍加正确”了。社会科学是推动一切的看得见的动力，在这里，马克思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一原理表现得特别鲜明。　　然而，理论要推动群众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理论本身必须是正确的理论。而理论要成为正确的理论，它就应该满足某些共同的“方法论上”的要求。　　历史性的要求就是对社会一理论学说所提出的这种要求。这就是说，对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必须按照它，并且只有它所特有的那些特点来理解；昏头昏脑地重弹“永恒的真理”，絮聒那些自由主义的有学问的笨牛们才说得出的令人作呕的谰言是同真正社会科学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　　然而，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学者，还是已经土崩瓦解的第二国际“活尸”中那些夸夸其谈的饶舌者，都不能理解这种实质上是深刻的、革命白勺辩证观点。考茨基①就是他们的样板。　　帝国主义时代一开始，历史就向工人阶级提出任务：第一，理解发展的新周期；第二，对它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态度。这时，考茨基终于惊慌失措了，而他那可怜的嘟囔，他那洒向德国无产阶级的纯真的（同时也是有毒的）美妙的圣水，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出卖，而在实践上则导致彻底的背叛。考茨基完全不理解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这个时代的特殊性质。他只把帝国主义看成历史的偶然现象，看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某种“罪孽”和病态现象，而这种现象是可以用仲裁法庭和裁军的符咒和公式，即从贫乏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那里租来的公式治好的。结果如何是众所周知的。不是别人，正是考茨基用“敌人的入侵”来恐吓工人，并赞扬谢德曼之流的政策——“保卫”资产阶级强盗祖国的卑鄙政策。　　现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又来到了。帝国主义发展的一直上升的曲线，开始急剧下降了。资本主义瓦解时代来临了，紧接着这个时代而来的，将是在内战的苦难中诞生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一个使胆怯的卑鄙的灵魂感到更加“不舒服”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一切陈旧的、腐朽的、过时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在这个时期，布利丹的驴子②的理论也好，实践也好，都无立足之地。在这里，需要的是选择和行动。　　于是，我们看到战争期间一直舔（虽然是文质彬彬地舔）将军们的皮靴的、鼓吹“小心谨慎”的考茨基，现在竟然操起攻击布尔什维克和向苏维埃共和国泼污水的崇高事业，为此，大受上司的赞扬。　　……

前言/序言

　　后记　　本书多数文章选自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布哈林文选》，该文选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但当时译文后面没有具体的译者署名，因此本书选用的多数译文无法确定译者名字，只好统一用“苏山”的笔名，其中包括以下众多译者：郑异凡、周邦媛、杨彦君、宋洪训、王家华、蔡恺民、夏道源、张海滨、李兴耕等。对未能署名的译者，谨表歉意。　　郑异凡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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