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23
《书之殇:中国书法文化对话录》对话录对中国书法文化史进行了一次系统梳理。打破成说,大胆提出了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例如中国人审美观退化说、东汉以后书法艺术的女性气质等等。又对当代书法的生态和没落给予激烈批评,并尝试寻找一条出路。对话者对于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特别是书法有着深刻的思考和观察,笔锋所向,皆入木三分。行文汪洋肆意,让人叫绝。
《书之殇:中国书法文化对话录》以对话体行文,根据此前所作的对话录音整理而成,对话采取既随机又相对集中的形式展开。对话由茶叶问题谈到了世界格局改变的问题,由世界格局的改变谈到中国人文化审美观的错位与颠倒,再由文化审美观谈及书法审美观的错位,并由此而谈及书法的主体——人的问题。只有解决了人的问题,才能解决书法本体的问题,而人的问题也决定了艺术的所有问题。整个对话以书法为切入点,涉及对书法本体、书法史、书法美学、书法创作、书法评判,以及原始宗教、原生文字、上古民族史、先秦古文字、文官制度、贵族阶层的流变、文官书法与文人的人格分裂、大陆的简化字运动等一系列相关的文化史、思想史命题。可以说,本次对话,是以书法为基础和核心的关于中国思想与文化的一次重新清理。其中,最为核心的核心,便是与书法相关的汉文字的认识与书写问题,这个问题不止关乎书法,而且关乎美术,关乎文学及世界上一切文字的书写,由此便也升华出一个重要命题:中国书法的世界化与世界文字的书法化问题。这个被许多国粹派学者反复提及并陷入歧途的问题,可以说在今天这个对话中基本得到了解决。
顾则徐,1962年生,上海人,祖籍江苏武进。1984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文化学者、评论家,《南方都市报》专栏作家。研究领域广泛,涵盖哲学、历史、经济、法律、电影、美学、书法、医学等。被誉为当代中国“百科全书式人物”。朱中原:1981年生,四川内江人。文化学者,专栏作家。搞过文学,当过记者,做过编辑,研究过经济、宪政、法治问题,现以书法为生,职志为国学思想的重新整理与研究,写作领域涵盖书法史、美术史、民国思想史、西域文化、上古民族史、汉语言源流等。致力于创办中国当代第一家民间国学组织“国学会”。现任中国书协《中国书法》杂志编辑部副主任。系中国书协会员、西安交通大学书法所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委员会学术委员。入选“2007年度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读此对话,无论学书不学书,皆酣饮烈酒矣!
——贾平凹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书法如何在现代世界立足,“取悦”前贤并服务于时代人心,尚是未知之事。朱中原、顾则徐的这一跨界对话以大历史观视角,对中国书法文化的演进与衰败进行了严肃的省思和颠覆性的叙事;同时,本书亦为中国书法的世界化与世界文字的中国书法化提供了一种理性的参考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对中国之“书道”的全面总结,也是对亚洲之“书道”、世界之“书道”的展望。
——著名思想领袖、作家、《非常道》作者余世存
篇首语
一,中西文化交流改变审美观
二,中国“国粹”其实大量是外来文化
三,佛教、佛像艺术与书法
四,中国书法起源:从宗教书法到贵族官僚书法
五,中国书法起源:文官书法与文人书法
六,贵族官僚书法:由私人性向公共性审美的过渡完成
七,贵族阶级没落,书法艺术滥觞
八,论“隶变”
九,中国书法体系完备形成于纸张普及以前
十,东汉而非两晋:书法艺术达到自觉和巅峰
十一,人格分裂的文官书法
十二,文人书法与士大夫书法
十三,伟大的工匠书法
十四,全世界文字都可以是书法艺术
十五,论王羲之及汉代精神、女性气质
十六,商业、商人与书法
十七,书法家的品级评价
十八,晚清民国:书法艺术的衰败与绝唱
十九,当代书法:衰败,但活着
二十,文人阶层为书法艺术提供新生的社会基础
二十一,美术化与世界文字的中国书法化
二十二,论书法技术本质:直笔与曲笔
二十三,论书法技术本质:点,面,运动
二十四,文人书家三要素:读书,抄书,认字
二十五,汉字书法就是写一切汉字
二十六,当代文人书家必须经过二次识字
二十七,保守与开放:汉字的两大精神体系
二十八,繁简合流是汉字及书法运动的方向
十,东汉:书法艺术达到自觉和巅峰
朱中原:之前我们说,在纸张普遍使用之前,书法就完成了它的艺术自觉。后面两晋时期的书法艺术,都完全能够从汉代的书法中寻找到来源;而且,自东汉以后,书法就开始逐步退化。那么,东汉这个书法巅峰,我以为最为典型的就是代表汉代博大、自由、开张、无拘无束的书写精神,而且这个时期在书体上也达到了一个诸体兼融、互相渗透、互为影响的境界。尤其是在简牍墨迹上,可以说体现了真正的开张气质,篆隶真行章草楷等,很难说是一种什么固定的书体。而且我看东晋王羲之的早期行草书,很多都有汉代简牍书和章草体的意味,应该说,东汉简牍书也是两晋文人书法的先声。
顾则徐:东汉书法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不能忽视,就是以蔡邕为代表,形成了对书法的理性认知和理论自觉,而不是在魏晋!在文学、书法和绘画中,最早形成理论自觉的是书法。文学的理论自觉是在三国的曹丕完成的,绘画再晚一些了。之所以书法自觉最早,是因为汉朝已经完成了文字学系统理论,实现了文字学自觉,有了这个基础。我说的自觉就是指理论体系的出现,书法自觉就是要有书论。文论是在三国,画论是在魏晋。画论其实是曹操另一个儿子曹植开端,代表人物是东晋的顾恺之。有理论才叫自觉。书法在中国是最早完成自觉的艺术,代表人物是蔡邕,但不止蔡邕一人。所以,东汉达到了一个巅峰。一方面,汉朝无数的书家追求“此字只有神仙能”的境界,一方面,东汉把书法的全部体系综合起来了。后面的书法就开始走向狭隘了,到了唐代,以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为代表的楷书完全成型,今天意义的楷书达到标准化,彻底满足于公文需要,楷书发展达到了顶峰,日益僵化,走上绝路。
朱中原:到了顶峰的楷书恰恰也停滞了。
顾则徐:对,走向了馆阁化,所以叫它僵化。在汉朝一般叫真书,虽然楷化,但依然很自由,很灵动,不是今人意义上的楷书。今人意义的楷书,是在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之后。颜、柳、欧,加上元朝的赵孟頫,可以说就是后代所有学写字的人的楷书书法模板,死了。汉朝真书,一个“真”字,这是多么好的名词啊。楷书,“楷”字,楷范、楷则,既然是楷范,则必然是要标准化,一当标准化,也就是创造力和审美死亡的意思了。这一楷书定型的最大成就跟印刷术的发明、成熟密切相关,有楷书的基本定型才有雕版印刷术发明,雕版印刷术发明则使楷书最终定型。这个在唐宋之间,印刷术本身的字体形成独立体系是在明朝,标志是出现仿宋体。到了宋代,由于印刷术的发达,楷书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印刷体,也就是宋体字。大规模的印刷和出版,使得文字彻底标准化。总体来说,中国书法艺术经过战国、秦、汉的变革,在东汉达到了巅峰,不仅是艺术实践上的巅峰,而且完成了艺术的理论自觉。进入三国之后,中国的书法艺术总体而言,进入了下降阶段。从魏晋到清末,虽然其间有或高或低的起伏,但总的曲线是缓慢下降,缓慢衰败。到了当代,是急剧衰败。这就好像大陆架,是缓慢延伸的,当中有一些岛屿突出,然后忽然就是海底峡谷,几乎是垂直下降掉了。
朱中原:我也持这个观点,这就是我所说的艺术退化论。书法艺术从一个很高的高峰一直往下降,不知现在降到了何种地步。尤其是民国到建国以后,书法的退化路线几乎是垂直下降的。民国是一个凸起的高峰,但这个高峰以后,又突然下降。
顾则徐:我们这说法,恐怕会导致无数人愤怒。但没有办法,我们说事实而已。不去管别人怎么个不满。
朱中原:书法的高峰固然很多,甚至不同时代形成了不同的高峰,但总体来说,书法的这个山峰是在一步一步降低的。以前我基本持唐代以后,书法开始走下坡路的观点,但是现在看来,我觉得还要往前提至少两个时代,也就是到汉末及魏晋。但是这涉及到一个书法史改写的关键问题,也就是评价魏晋书法或者说二王书法的书法史地位问题,没有充分的史料证据,断不能作如此判断。
顾则徐:你的判断基本是正确的。对史料的分析和把握也是需要高度智慧的。如果没有高超的史实判断能力,拿一堆史料放在你面前,你也无法做出评判。在东汉整个的书法艺术巅峰之后,随即在魏晋南北朝,书法形成了一个高峰,这是一个下降过程中的高峰。这就好比喜马拉雅山,八千多米最高峰,刚越过这山峰,紧接着就是一个七千多米的山峰,依然非常之高,但实际是下降了。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双高峰,因为下面再出现的高峰是拉开了一大段距离的,高度只有五千多米了。
文官书法依然是主导,文人书法是次要的。理解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文人这个范畴。春秋末之后中国出现了文人,如孔子,诸子中的一部分人,有了文人书法,但是,到底如何界定“文人”这个概念?这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十一,人格分裂的文官书法
朱中原:什么是文人?如何判断文人?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今天对文人的判断之所以出现偏差,是因为没有搞清楚文人的真正涵义。或者,是对文人的评判标准和依据出现了问题。我们今天对文人的判断,仍然是庸俗社会学的判断模式,就是看你的社会身份。以为一拿毛笔一写文章就是文人,其他社会身份的人就不能算是文人。判断文人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他是否以文化为职志,是否在文化上做出了贡献,而不要去管他的其他身份。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举个例子,现在当官的,好多都是文官,比如搞宣传的官员,大多喜欢写诗歌小说,而且还是作协会员,那么,他算不算是文人呢?不能因为他搞写作就是文人,但也不能因为他的官员身份,就断然否定他是文人,关键要看他在文学或文化上到底有没有成就或造诣。贺敬之在当文化部长前是文学家,他当然是文人,他后来当了文化部长,但不能因为他当了部长就不能说他不是文人了。鲁迅本身是文人,但如果因为鲁迅做了一个什么小官就说他不是文人,这显然是不可取的。现在很多老干部一退下来啥也不干,就写字画画,但你能说他就是书画家?
所以,对文人的界定,是关系到对中国书法史上文人书法界定的关键问题,因为文人书法是中国自魏晋以后书法史的主流。但是,魏晋以后所谓文人书法的主体又大多是文官。事实上是文官书法占据了书法史主流。那么,对于文官书法又当如何看待?这个是我们这次对话需要讨论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实际上又涉及到了对书法主体的身份界定。
顾则徐:望文生义,文人就是以文为业、为生的人,那么,文官不也就是文人吗?如果说有文化就是文人,那么一个有文化的贵族是不是文人?比如屈原。一个有文化的富豪是不是文人?比如吕不韦。甚至,有文化的皇帝是不是文人?比如秦始皇、宋徽宗。这样去看文人,文人就不能是一个社会学范畴,它是不存在任何独立的社会阶层性了。掌握文字文化,不过就等于做菜,会做菜、常做菜、天天做菜,不等于就是厨师,厨师是一种职业,是一个独立的可以界定其边界的社会群体。必须要从社会的独立性角度去看是不是文人,社会学的角度。掌握文字文化是前提,但是不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分子的文人,还是要从社会独立性去看。一个人的社会阶层不是一定固定不变,今天是文人,明天是文官,后天是将军,大后天可能去做了商人,衰老了又回到故乡做起了文人,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他今天是文人那今天就是文人,明天是什么明天再说。文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是在野的,不管他们的生活基础是否来源于文化,但文化是他的主要事业;当文化也是他的生活基础时,那么,他就是纯粹的文人。以教书为生的孔子,就是这样一个纯粹的文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考查的第一个纯粹文人。庄子是低级官吏,漆园吏,是否跟孔子一样仅仅是短期做过官,很难确证。
从战国直至清朝,在现代学校教育、科研机构、新闻出版兴起以前,中国纯粹的文人数量是很少的,更多的是不纯粹文人。把不纯粹文人包括进来,中国文人数量就比较多了。最重要的原因是西周封建制度瓦解后,形成出了一个士绅社会、乡治社会。士绅是在野的,他们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其中越来越多的人以文化为自己的事业了。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虽然贵族制度崩溃了,但形成了相应于官僚制度的俸禄制度,什么意思呢?一个人,名义上是官僚,拥有一定等级的官僚身份,但实际他是赋闲在家,享受一份俸禄而已,并不是在位的官僚。包括告老还乡,还拿俸禄,名义上有着一定等级官僚身份。这些也可以称为爵禄。在中国历史上,这部分人是很不少的。贵族制度终结后,西汉以后,世家、世族、士族、豪族并不一定就是当官的,其中一部分在野的人也兼具了文人身份。在唐朝以前,世家、世族、士族、豪族中很多分子,不过也就是一种士绅,但这种士绅的身份与血系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在三国到唐朝阶段,纯粹文人在文人队伍中是很次要的部分,主要还是世家、世族、士族、豪族中不纯粹的文人为主,是士绅文人为主。
可以不考虑爱好、志向等等因素,比如多数文人仅仅是爱好学习、研究文化,少数人是立志于文化事业的建设,不考虑这些因素,只考虑社会学意义上的必然性。文人需要获取社会地位,尽管他可能具有令人尊敬的血系,拥有广大的土地等财富,但作为文人这个特定的角色来说,终究需要依靠对文化的掌握来获取人们的尊敬和社会地位。可以通过撰写著作,可以通过短小的文章诗词,甚至可以通过熬白了头发思考出来的一副对联,但是,什么是社会地位?社会地位不仅是相对于上层,更要紧是相对于下层来说的。下层人民可能是文盲,根本看不懂你写的书,搞不懂你写的文章诗词之类,只能看表面形式。你搞了本书,拿给一个文盲看,说是你写的,对方认为了不起,就对你肃然起敬,其实,你搞的这本书,可能完全就是个垃圾东西。要向上得到尊敬,要在同行、内行中得到尊敬,很困难,你必须要有真正的才学,但对下则不同,比较容易了。
朱中原:甚为赞同!评判文人,不一定必然看他的社会身份,而是要看他对社会层面的影响或贡献是什么。比如苏东坡,他是一个官员,也是一个文人,但我们为什么说苏东坡这个官是个文人?因为他对于文学史、书法史、文化史的卓越贡献。而换个角度来说,一个会写文章的官员也可以说是文官,但我们就不能随便说他是文人,关键是要看他对社会的影响是否主要是在文化层面的。不论是今天,还是中国历史上,都有不少官员或其他非文人群体把自己认为是文人,但事实上他们又不是以从事文化事业为自己的理想或人生目标,他们所做的,仅仅是与文化沾点边而已。所以,他们一方面占有权利,却不承认自己是做官的,而愿意把自己认为是文人或文化人。这样的例子在今天的中国就更多了,只要会拿毛笔写两笔字的,都会首先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书法家或文化人,甚至在简历里都基本不提自己的官职,还有些官员会写几句顺口溜诗,也把自己当成是诗人或文化人,而不喜欢别人把他当做官员。但是,他们要知道,他们在文化界所获得的赞誉或话语权,基本不是来自于他们对文化本身的贡献,而恰恰是来自于他们对权力的占有。
当然,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没有谁说书法家、文化人一定要是什么样子的,你是什么样的职业和身份,与你该不该当文化人、书法家没有必然联系。判断你是不是文化人、书法家的标准不是看你是不是在拿毛笔,也不是看你是不是官员或老板,而是看你是不是对这个领域有贡献。
在判断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是典型的没有是非观、价值观。中国人的是非观往往以知名度为标准。如果大家都不知道,那这个人肯定不行,如果大家都知道,那这个人再不行也行。这种是非观其实恰恰是没有是非观。所以,中国人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判断,往往是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这种极端,往往是由中国人身上的非理性意识所导致的。中国人缺乏最起码的逻辑判断和理性意识,所以,判断是非的时候,往往容易受简单的情绪、情感或他人的意识所主导或控制;当然,也很可能是受现实利益的影响,即便本身有是非观,也会变得没有是非观了,这个我们暂且不论。就以文人而言,所谓文人,一定是要有独立文化人格的较为纯粹且于文化本身有贡献的人,但现在我们把文人往往理解为,凡是只要写文章的人,就是文人,凡是只要拿毛笔写书法的人,就是书法家。如果以这个标准去论,那么古代凡通过科举考试而做官的官员,几乎都会写文章,都会拿毛笔,那么是不是都是文人?当然不是。
清末的时候,以吴昌硕为代表的一批西泠印社创始人和早期社员,本是职业刻印高手,但几乎个个都能诗善画善书,但不能因为能诗善画善书就以为他们是很了不起的文人了。他们的本职工作仍然是以刻印卖印为主,并且形成的西泠印社团体,一开始的主要功能也并非是所谓的文人雅聚,而是为了更好地商业运作,至于诗书画,不过是兼修罢了。但是西泠印社和西泠印社的这批艺术家被后来的舆论过于夸张了。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人似乎都是了不得的文人。但以当时标准来看,这一批人的艺术格局、格调和境界都是无法和当时一流的文人相媲比的。要讨论这个问题很复杂,非一两句能说清,但总归有一点,职业艺术家的艺术境界很难与真正的文人相提并论。
顾则徐:文人是个社会学概念,是很客观的,但不等于自己有自觉认识,也不等于别人有这样的认可。这就好像一个贵族,他没有破落时候是贵族,破落了,仍然还是贵族,这是一种客观认定,但自己承认不承认自己是贵族,别人承认不承认他是贵族,则是另外一回事情。
从主观认定来说,最基本、最起码的证明你是有学问的人的证据是什么?在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你的字。在一个文盲面前,你会写字说明你有文化,如果字好,那就说明你是有文化里的有文化。中国人传统的写字,或者说就是书法,有两个最要紧的元素,一是汉字,笔画多,复杂,二是毛笔,不容易把握,这就决定了写字之难,很累人。你能够把字写好,写得漂亮,那就说明你有文化,很有学问啊。社会底层的人就是这样评判,不存在对不对的问题,这是两千多年的社会现实。一直到最近,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般的人还是这样判断一个读书人。你字好,到底是个大学生,所以字好;字不好,你不像大学生,有文凭,你大概也是混的文凭,没有好好读书。小学生跟你吵架,就说:字都这样,我都比你写得好,你是狗屁大学生。不仅如此,读书人自己也会这样互相评判。清朝龚自珍是文章大家、诗词大家,考科举焦头烂额,他的字太不好啊,考官一看他的字,就不愿意看他考卷了,文章天下第一,可是人家看都不看了,怎么知道你文章是天下第一啊?所以,书法对于文人的身份自证,实在是太要紧了,第一位的视觉证据啊。
不过,文官书法是主导的;文人书法很重要,但处于次要地位。文官写字,是人格分裂的。一方面,由于需要符合公文实用性,就要追求楷书化、刻板化;一方面,又需要游戏人生,追求着自由,追求着行草化。
朱中原:楷书化和行草化形成了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在中国汉晋以后的文官书法中体现得十分明显。比如苏东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苏东坡既把自己当一个文人,也把自己当一个士人,所以他的楷书厚重、严肃代表着庙堂气象;但另一方面,苏东坡仕途一再受阻,也有很强的游戏人生、追求自由的成分,所以他的书法是追求自由、潇洒的行草化的典范。这样,苏东坡就成了中国文官书法的典范,他是文官中的文人、文官中的书法家的典范。(插图: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帖》,楷书《醉翁亭记》,有图注)
顾则徐:东汉末之后,文官在书法史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了,两晋时期,文官书法发生了定型化,以二王为代表,这个文官书法是以纸本为基础的。过去讲王羲之练字是池水尽墨,其实水用得多、墨用得多、笔用得多,也就是纸用得多。继承东汉的余绪,三国、两晋依然是人才辈出,这些人才集中在士族当中,有着严格的血系继承关系,由于血系而有官僚继承关系,拥有大量财富,一方面控制权力,一方面游戏人生,纸张的普遍使用也提供了书法新的物质基础。恰恰在这个阶段,文官书法也宣告走到了绝路,成为了文人书法的一个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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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不要丢了传统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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