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相湘（1912-2007），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校勘《明实录》。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入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部工作,专事收集战争资料编纂战史，撰有《第三次长沙会战》等文稿。20世纪70年代，编著出版《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最早记录了中国军民长期抗战的历史，也是学术界公认迄今为止，最为权威和优秀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他根据故宫档案编著的《晚清宫廷实纪》、《清宫秘谈》,揭露数百年来紫禁城中隐踪秘事,很有史事价值。他引用英国、日本外交档案写成《孙逸仙先生传》,披露了大量国内书刊从未涉及的史料。他撰著的《民国百人传》、《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先驱》、《民国政治人物传》、《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等民国著名人物传记,开民国史研究之人物研究的先河。他研究历史注重以史料为基础,主编出版了一系列史料丛书,如《中国现代史料丛书》、《中国现代史丛刊》、《中国史学丛书》、《民国史料丛刊》、《乡村建设史料汇编》,为史学界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史料长编。他发表的大量史学论文,已辑成《近代史事论丛》、《历史与人物》等书刊出版发行。并著有长篇自传《三生有幸》。

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国父生平最早政论
国父为什么上书李鸿章
“孙先生曾见过李鸿章”系属无稽之谈
关于中山先生与李鸿章见面问题
国父与日本关系
国父联系北洋皖奉各系的一些史料——国父致吴忠信及段祺瑞与张作霖函原迹暨吴忠信跋文
国父论革命的意义
“孙文策略”被曲解了——国父广州蒙难后严正声明
武昌首义第一枪及其他
辛亥阳夏之战的重要性
中国驻美公使郑藻如生平事迹
赛珍珠看抗战时中美关系——为抗战胜利受降35周年作
抗战时外交活动一页——颜惠庆使美文电撷要
抗战史实永志不忘
用真材实料来争一时和千秋——日本窜改教科书的对策
北伐誓师60周年
80年前国人对西医的观感——美国胡美医士的亲历经验
大江会与国家主义
杨宇霆之死不是端纳告密
教育家陈润霖先生传略
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运动——高宗鲁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序
从定县经验谈台湾基层建设
马神庙·译学馆·汉花园——北京大学忆往
胡蝶和她的时代
刘廷芳的“内幕”订正
有关卿云歌三种权威性的资料
《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影印本)前言
《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名册》(影印本)前言——《民国史料丛刊》第一种
《鲁案善后月报特刊——铁路》(影印本)前言——《民国史料丛刊》第十七种
《农业论文索引》(影印本)前言——《民国史料丛刊》第八种

精彩书摘

　　小说戏剧影响舆情
　　相湘研讨中国现代史，忽已50年。在这半世纪中，曾拜见史实有关的若干重要人士，如吴永、赵必振（曰生）、李纪堂、邓家彦（1883—1966）、黄一欧、张君劢等［21］。也触接一点直接间接史料、通史、专论，始终感觉学海阔且深，自己见闻如井蛙。然舞文弄墨积习难改。今值盛会，敢以管窥曝献。
　　自《汉书·艺文志》以小说家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作，清代学人更认小说专导人以恶。从此，文人学士多不屑一顾小说。
　　中国目录学权威、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选举院士余嘉锡先生（1883—1955），在日军侵扰华北时，忧国愤世。每日阅诵四部各书之余，旁及小说自娱，常多启示，先后撰刊《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杨家将故事考信录》。
　　余嘉锡先生指明：元人杂剧搬演梁山泊故事、元末明初《水浒传》所叙，“大体有所依据，真假相半。即其附会缘饰之处，亦多推本于宋元社会风习，初非向壁虚造。详加考索，不仅于北宋末年震铄一时之英雄事迹，可以粗明大概，即《水浒传》所用之名辞、典制，昔所认为难于索解者，至是亦渐能得其真义矣”。至杨家将谐剧，脍炙人口，《杨家将通俗演义》，实是宋亡之后，遗民叹息歌咏杨家将久而不置的写照。余先生“因益信杨家将虽小说，而实一时人心之所关，故能与学者之作相表里。其后元之所以亡、明之所以兴，其几盖在于此”。
　　余嘉锡先生强调：“夫街巷之间，人之所聚积，其谈说告语，所谓舆人之诵也。人生而好善，岂有群众言不及义，而专导人以恶者乎?故小说之当存与否，亦视其书何如耳。”［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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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民族意识蕴蓄深厚”节曾陈述：晚清查禁《水浒传》后，《彭公案》代兴。今据卫聚贤撰《彭公案考》：《彭公案》内容与征讨俄罗斯兵占据黑龙江以北土地的史事相符者逾十余条。其中最重要的：（一）《彭公案》以征西下，有五百子弟兵为基本队伍。《清史稿》圣祖本纪、朋春传、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记事相符。（二）《彭公案》的破牧羊阵之前，先毁其西的金家坨（第三百十一回）。《清史稿·圣祖本纪》《广阳杂记》的记事主旨亦如此。（三）《彭公案》有牧羊阵中国罪犯飞云、清风等：“白天王那面有将飞云等来归。”《清史稿》列传六十七郎坦传：“罗刹不得纳我逋逃，而彼之逋逃，且络绎来归。”又萨布索传：“招抚罗刹降人，授以官职，更令转相招抚”记事亦符。（四）《彭公案》以西下白天王摆下牧羊阵。《清史稿》邦交志俄罗斯云：“罗刹……树木城居之。”《广阳杂记》：“在乌龙江侧，与梭伦近，树木为城。”东北盛产森林，自可就地取用。（五）《彭公案》以西下白天王投降，并订有条约。《清史稿》朋春传、郎坦传及邦交志鄂罗斯条，记事相同。（六）《彭公案》第三百四十一回，以征服西下，彭公进京见驾。邱成、伍氏三雄、胜魁、陈山、萧景春、余化龙、钱文华、纪有德等十三人，不愿为官，各赐金牌一面，彩缎十匹。其余有功人员俱升赏。《清史稿·圣祖本纪》：“（康熙二十五年）八月癸卯诏曰：鄂罗斯入我边塞，侵扰鄂伦春、索伦、赫哲、飞牙喀等墟人众，盘踞雅克萨四十年。今克奏厥绩，在事人员，咸与优叙。”《广阳杂记》：“下部议赏，不酬其劳。”《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以克西鲁只封郑君达一人。《天地会文献录》以征西鲁后一个人也未做官。而《彭公案》如中国章回小说一样结局圆满，故用“俱有升赏”为终。（七）《彭公案》第二百九十二回：仅有李环一人探牧羊阵而死。第一百五十回：苏永禄在灵宝被杀。第一百七十三回：王德泰死。第三百零八回：吴占鳌死。第三百十三回：陆氏昆弟死。这四人都非彭公部下。按《广阳杂记》：“建义侯林兴珠领滚牌五百……侯之众在盛京坠骑而死者一人，病于途者三五人，未尝亡一夫于敌也。”《天地会文献录》：“不伤一卒，全胜而归”，均相符合。（八）《彭公案》中的绿林豪杰，大半是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的人。《清史稿·朋春传》《广阳杂记》均记：诏选八旗及安置山东、河南、山西三省福建投诚官兵；率赴盛京，命朋春统之，进剿罗刹。（九）《彭公案》第二十八回：黄三太说：“小民原籍福建台湾永和乡人民，寄居绍兴。”按《东华录》：“康熙二十二年八月，施琅报……所有（郑）成功子弟……刘轩国等子弟，俱移入内地。”这是台湾郑氏旧部于康熙二十二年被俘，经迁居山东、河北、河南、山西四省安置屯垦。康熙二十三年应募。二十四年，开拔赴盛京，自黑龙江而西，攻俄人所占阿克萨城。二十五年归。
　　相湘以为上述各项文证比符以外，《彭公案》第二百八十八回：“进反表白天王合兵”，可能即1670年（清康熙九年）4月，俄皇密谕尼布楚俄人遣使至北京劝说中国归依俄罗斯最高统治之下。当时，俄皇领有大、小、白三俄罗斯境域（原件摄影见《故宫俄文史料》《清康乾间俄国文书》，民国二十五年即1936年，北平）。故世人称白色沙皇（Czar）。这给予康熙帝刺激深刻。征讨罗刹大计从此逐渐形成。
　　或许有人认为《彭公案》三百数十回，今只有十项文证可符合史实，未免不足——殊不知康熙帝于《尼布楚条约》后曾派图理琛出使俄国，往返三年。回国复命后撰《异域录》一册。乾隆朝《四库全书》馆臣竟不能详其仕历。余嘉锡先生于其名著《四库提要辨证》中极表诧异：50余年前事，官书可以查考，馆臣竟盲然。朝廷官吏如此不通外事，何能苛求民间氓庶，只凭口耳相传?!
　　抑满洲入关前，曾采取《三国演义》蒙文本中“黄盖过江”故事，运用反间计，使明廷斩杀辽东主帅袁崇焕，自毁长城。今《水浒传》《彭公案》，终致满清覆亡，殆所谓“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矣。
　　晚清小说应用近代印刷术而有绣像、画报，流行更广。中法、中日两次战争演义，已够震动人心。庚子事变种种，尤为最引人题材。吴趼人（1867—1910）的《恨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伯元撰《官场现形记》《庚子国变弹词》各书所产生转移舆情力量殊难估计。孙逸仙先生所谓庚子前后恍如两世界，这些小说的推波助澜作用岂可忽视。至于后出的陈天华撰《猛回头》《警世钟》，不同凡响。曾朴作《孽海花》，以洪钧与赵灵飞（赛金花）真人真事为背景，英雄美人穿插其间，都是读者众多的名著。
　　辛亥革命成功后，《革命党演义》《绘图革命党演义》诸书，都是书商自动刊行的正面宣传功用。《新华春梦记》却是袁世凯自称洪宪皇帝的写照。
　　坊间出版文人自动写作章回小说，迎合潮流的风气，北伐初期仍流行，其后突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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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博士的《水浒传考证》《水浒传后考》《忠义水浒传序》，以及近年研究《水浒传》人士所指陈：《水浒传》反对贫富不均，处处要杀尽酷吏赃官，却并没有倡导暴动的文字。
　　但1928年（民国十七年）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女士（PearlS�盉uck）于《亚细亚》（Asia）杂志撰刊《中国之共产主义》一文，应用《水浒传》说明中国阶级不满最激的是土地财产分配的不均。并且说：“这部小说，最近的新版本上，有个共产党人员作了一篇序，说此书为最早宣扬共产主义的。”因此，赛珍珠的结论：“中国的所谓共产主义，只是旧时反叛行动的一种新形式。完全不是来自苏俄，而为中国所固有；苏俄宣传家与其党人所教于中国工人及游民者，除了共产主义这名字外，怕是一点也没有。”［23］
　　就赛珍珠女士后来言行看来，上述文字自是她早期对中国事情及问题不成熟的说词；但中共是土地改革者，和苏共没有关系的宣传却从此植根，至对日抗战时期更甚。由这一事例，其影响国内以至国际舆情，世人多已知晓，今毋容赘。
　　《八年抗战演义》二册大体粗具。张恨水撰《虎贲万岁》，记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常德会战，是在重庆根据当时当事人口述写成，内容细致，比较军方的《战斗详报》，容易阅览，故流行一时。其《五子登科》就抗战胜利之初，在上海亲身经历闻见写实，反映舆情，于民心向背，殊具影响。［24］
　　近见纽约华文报纸，有《新小厂主》影片上演广告，顿悟60年前相湘生平首次欣赏电影《小厂主》［25］，亦具某种宣传作用。
　　中国小说、戏剧、电影，不只是文学史研究的凭借，更是中国近代政治、社会各方面的一项重要史料，由上述例证，应思过半矣。